致柏文蔚等

李大钊

9886.0

烈武、励斋 季龙、孟余先生均鉴： 兹随吴渊同志赴汉之便，特将所有重要材料汇上报告，阅后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参考。此间经费困难，阳历年关即由弟及石曾借贷勉强过去，迄今月余，屡电中央而并一字之答复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现在旧债已负约未还，而阴历年间又复迫人，为吾党所补助之机关将交迫而来索款，究不知从何应付？此外，《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与美国人Fox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亦因经费茫然不可靠致生迟滞而不能进行。中央以为北方工作均当停止，即望代请中央明白告知。长此消极对北京分会不合作，不是一个好办法。又，中央向来不与我们以任何政治消息，亦足令人起奇异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问题何等重大，听在武昌和南昌的中执同志争持甚烈，而京分会同人并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们了。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地〉，武汉为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如为集中起见，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地］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至于敌党报纸如《晨报》则讽嘲迭出，画一旅行的箱子，上书党政府，贴上些广东旅馆、汉口旅馆、九江旅馆的条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真是我们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敌军内部较受吾党之影响，至如详细情形，此时应守严重秘密，故暂不报告，只好事后再请中央追认罢了。胡政之君不久当赴汉口，他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对于吾党表示相当的好意，望兄等与为比较的亲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为人明快干练，将来高培五旅如须派政治委员时，望兄等荐之于邓演达同志。又，吴渊同志亦至老成稳妥，亦望予以相当工作。又，北京市党部选举均已商洽就绪，似无偏倚不平之处，故可望无纠纷发生。南中军政消息有须等等知道的，幸兄等时电好音，吾侪企领以盼。所不能得于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贤同志来京助益我等之处实多。数月以来，所还至感，后于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尽。望于武汉择一最妥当的通信处，便中示知。 弟 李大钊 一月廿四日

书信解析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11月占领九江和南昌，反动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被消灭，革命取得重大胜利。随着形势的顺利发展，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裂痕，突出地表现在定都问题上。以原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府委员为一派，主张定都武汉，并组成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拥兵自重的蒋介石等则认为革命果实已落入他人之手，坚决反对定都武汉，而要定都南昌，两派争持不下。此事传到北京，引起李大钊的高度重视。他随即给柏文蔚、王法勤等人写信，阐述不应定都南昌，而应定都武汉的道理，希望他们“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后来，在强大的革命势力面前，蒋介石的阴谋被粉碎，革命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使武汉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这封信反映了李大钊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信中，李大钊还批评了当时的党中央消极对待北方党的错误做法，坦诚直率，忠勇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