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艾·史沫特莱

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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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艾·史沫特莱女士： 你一九四五年十月由董必武同志转来的信，已于去年年底收到。周扬同志将去美国，所以我借此机会给你去信。 首先，对你和所有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寄予的关注和所做的努力，我必须表示深切的感谢。自今年一月以来，中国在一个短时期内赢得了普遍的和平并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的美国朋友的努力。美国的民主活动大大地加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使他们坚决相信这一友谊的无限发展。中国的事业，虽然遭到了中国反动派（在美国反动派的怂恿和合作下）的破坏，然而我和所有同志都坚信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反动派的阴谋，虽然在表面上可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终将为中国人民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所击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从各方面巩固力量，以便粉碎反动集团的阴谋，而反动集团的困难和危机却在日益增加。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达到他们的目的。因此，你重返中国的愿望也一定能够实现。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看到中国某些地方的暂时的黑暗而感到失望。请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同样，我也相信美国人民。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正注视着美国的民主党派的团结和发展。美国的反动势力诚然比中国的反动势力强大，它们企图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它们既不能为美国也不能为其他国家带来任何光明的前景。因此，它们阻止中国和所有国家人民的反抗是徒劳的。这是它们的致命点。 我很感激地了解到，你想花费一些精力写我的生平。应当说，我的生平仅仅反映了中国农民和士兵生活的非常之少的一部分。是否值得你花费时间，我表示怀疑。由于你那样地坚持并已着手写作，我也只能应你所求。随函附上尚未发表的刘白羽先生所写的《朱德传》的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以及我从抗日战争到目前为止的部分写作。倘需其他材料，我将乐于照办。 我们在延安均好。周恩来同志及其夫人、董必武同志和章汉夫同志仍在南京。乔治·海德姆博士现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请向美国朋友伊·卡尔逊上尉、埃·斯诺先生、冈·斯坦先生、哈·福尔曼先生及伊·爱泼斯坦先生转达我的最良好的问候。请转达我对史迪威将军的最良好的祝愿，中国人民都会记住史迪威将军所做的正义努力。我对你的朋友阿内斯女士表示非常感谢。丁玲准备出国参加巴黎国际妇女会议，不能应邀去美国。不过，丁玲和邓颖超同志都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因此在目前也不会有访问美国的机会。周扬同志对延安和我的情况都非常了解，他将同你当面详谈，尽管他这次不是直接从延安动身出国旅行。 朱德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书信解析

这是朱德1946年7月1日给美国女作家、著名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一封信，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以及革命者把自己与广大的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宽广胸怀。 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早年当过侍女、工人和书刊推销员，1919年起在柏林侨居了8年。1929年，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这以后的13年中，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30年代初，她在上海等地参加中国的进步文化运动，与鲁迅、宋庆龄等关系密切。她同情中国的革命事业，曾秘密赴苏区采访。1936年她在西安疗养时，亲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不久，她到了延安，开始和朱德、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接触。她早就听说朱德“是一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于是，在和朱德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史沫特莱便打定主意要写一部朱德的传记。后来，她便努力搜集素材。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于1937年9月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史沫特莱曾随军采访，宣传报道八路军的抗日斗争。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返回美国，不久即着手创作朱德的传记。但由于朱德平时很少讲自己的过去，史沫特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太多；而关于朱德的“官方报道”也不多，且都是歪曲不实之辞，无法作为依据，因此，史沫特莱的创作进展不大。 1945年4月，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会议期间，史沫特莱托董必武给朱德带回一封信。信中，史沫特莱对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国；同时，为了能尽快完成朱德传的创作，她希望朱德能为她提供一些材料。朱德虽然并不赞成宣传自己，但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他还是满足了史沫特莱的愿望，为她搜集了一些自己的传记材料和文章。1947年，周扬要去美国，朱德便托他将搜集到的材料和文章带给史沫特莱，并给史沫特莱写了这封信。 在朱德的支持下，史沫特莱终于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了却了她多年的夙愿。1949年，史沫特莱因受美国政府迫害而流亡英国，翌年5月6日病逝于英国牛津。按照史沫特莱的遗愿，她的骨灰运到中国，埋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