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章士钊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书信解析

毛泽东历来酷爱读书，他不仅读得多，而且范围极广。1965年7月，他读过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书稿下部后，于18日给章士钊写了这封信，提出意见并索要上部。 章士钊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著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等。1919年，毛泽东和章士钊相识。在以后的50多年里，两人交往甚密，情深谊厚，被传为佳话。 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对《柳文指要》一书的喜爱和重视。信中还特别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因为老先生的世界观已经固定，要改变，似乎很难，所以“不必改动”。后代学者可能批评这一点，望老先生“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由此可见，两人交往很多，相互了解极深，对遇到的问题的不同认识，能够坦言相告，直言不讳。 信中的“友人”指康生。康生一直反对《柳文指要》的出版。毛泽东让康生读这部书稿是在做这位“学霸”的工作。1965年年底，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康生，说他同意出版《柳文指要》，并附上书稿。康生看到毛泽东的信后，也不得不表示赞同，并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但是，章士钊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使《柳文指要》的出版搁浅了，他自己也感到出版无望。然而，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件事。1970年，毛泽东又问起这部书的出版一事，指示中华书局尽快排版付印。但当时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康生，专横地提出要章士钊改变观点，将全书重新修改。章士钊得知这个意见后，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和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的意见修改书稿。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柳文指要》终于在1971年正式出版。 对这部书，毛泽东曾在其他信中说，它“颇有新意”，“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说明他对书中的许多观点是赞同的。但章士钊同毛泽东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差距，所以毛泽东在给别人的信中说：“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这封信反映了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平等相待的作风，在知识和学术问题上，从不以势压人，而持十分慎重、实事求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