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萧军

毛泽东

1941年8月2日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书信解析

这是毛泽东在看了著名作家萧军寄来的信后，于1941年8月2日写给萧军的回信。 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写信的原委是这样的：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为了抗日，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沦陷区、大后方和其他根据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萧军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初，他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到达山西临汾。因不满阎锡山的反共言论，愤然辞别，参加了游击队。后因日军威胁临汾，他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得知后，专程去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看望他，使年轻气傲的萧军极为感动。1940年6月，他同夫人、女儿第二次来到延安。1941年，他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主席。这批文艺工作者的到来，对延安文艺工作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原先的环境、条件、习惯、斗争特点及思想方法、理论水平都有所不同，因此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分歧。例如，当时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写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在《解放日报》连载后，引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萧军、艾青、舒群、罗烽和白朗的不满，五人经过座谈，由萧军执笔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寄到《解放日报》要求发表，但此文被退了回来。萧军为此愤愤不平，决定离开延安，到重庆去直接和国民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他在临行前，从作家和党外人士的角度向毛泽东连写两信，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艺界及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毛泽东应当有一个文艺政策，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他还索要《毛泽东抗战言论集》等书，以便随身携带学习。 在此之前，毛泽东与萧军接触不多。萧军曾当过兵，后来以抗日救亡小说《八月的乡村》受到鲁迅的称赞而在文坛崭露头角。他是一位敢于斗争、勇于批评的文人。他以鲁迅为楷模，在和民族的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也大胆地抨击革命营垒内部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不仅喜欢而且善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从他与萧军第一次书信往来的1941年8月起至1942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给萧军写了10封信，这在毛泽东与文艺界人士的交往中是少有的。萧军性情耿介，言论直率，对事物有着一股青年人所特有的浓厚的热情。延安文艺界对他也有颇多议论。他对延安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如果让他带着不满意离去，那后果将会怎样？毛泽东从大局着眼，从团结、帮助的愿望出发，写了这封信，以使萧军能真正理解而不误解。 在信中，毛泽东以同志式的态度推心置腹，对萧军的耿直秉性予以肯定，对其优点予以表扬，对他的缺点则恰当地给予批评，既谅解，又爱护、尊重。信中充满劝导之情、毫无教训之意，堪称至情至理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