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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佯攻枣阳,激战独树镇

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后,十七日趁夜色以秘密行动越过平汉铁路,迅速挺进桐柏山,胜利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蒋介石获悉红二十五军转移后,判断红二十五军有“西窜入川之企图”,急令“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率其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共十八个团跟踪追击;令驻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四十军、驻湖北老河口(今光化)一带的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迎头拦截;令陈沛部第六十师、唐俊德部第九十五师一部及骑兵第十三旅一部分沿途实行堵截。蒋介石企图以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趁红二十五军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之际,一举歼灭之。

红二十五军进入位于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经过实地考察和听取中共鄂豫边工委介绍情况,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余地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红二十五军一开始长征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出发前,中共中央让鄂豫皖省委“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做适当的决定和行动。” [1] 据此,省委审时度势,果断放弃立足桐柏山的原计划,决定挥师北上,挺进伏牛山区,相机开辟新苏区。红二十五军遂开始了战略转移的第二步。

为了隐蔽北上意图,迷惑和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制订了佯攻枣阳的计划,主力继续西进,直抵桐柏县城以西二十五公里之洪仪河、太白岭、界牌口一带,并派出小部队佯攻湖北枣阳县城,造成红二十五军欲攻枣阳之势。追堵的各路敌军果然中计,纷纷向枣阳集中,第四十军大部兵力推进到新野、唐河、赊旗镇(今社旗)一线,“追剿纵队”主力和第一一五师先后到达桐柏以西地区,第四十四师则进至枣阳城附近,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合围于枣阳地区。针对敌人的部署,红二十五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从枣阳县城以北之韩庄突然掉头东进,并在保安寨冲破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刘文伯部第六十五师第一九三旅)的堵截,然后转向东北。二十三日,又在桐柏以西之歇马岭、板栗园一带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裴昌会部第七十四师)的进攻。当日黄昏后,由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路,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向北挺进。这一带地势平坦,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林立,且各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我军不时受阻击。在敌已发觉中计穷追之时,耽误即意味着失败。为迅速北上,省委及时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严明红军纪律,全军终于在二十五日顺利通过围寨地区。后又经马谷田、刘庄铺、贾楼等地,乘虚北上,到达驻马店西北,从而跳出敌包围圈。红二十五军佯攻枣阳的成功,保存了自己的战斗实力,开辟了挺进伏牛山的通道。

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庞炳勋即判断红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窜企图”, [2] 遂急忙调整部署:令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刘世荣部由赊旗镇星夜北返方城以北之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堵击;令驻叶县之第四十军骑兵团史振京部火速南下开至保安寨配合堵截;令第一一六旅李运通部由新野北上南阳,阻止我军进入伏牛山区;令“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李福和部“由泌阳经羊册、酒店、金汤寨向独树镇尾追。” [3]

十一月二十五日,红二十五军进至象河关西北的王店、土风园、小张庄一带,准备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地区。当晚,敌“追剿纵队”第二支队跟踪而至,并向土风园发动进攻。驻土风园的红二十五军直属队和第二二五团予敌以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店与军主力会合。二十六日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至,与我后卫部队接火。部队行至小张庄一带,离许南公路只有二十多公里,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麓。为了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首长遂以第二二四、二二五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第二二三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转移。这天,风雪交加,天气寒冷,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衣服单薄且被雨雪湿透,许多人赤脚行军,饥寒交迫,十分疲惫;但全军指战员不畏艰难,忍饥冒寒,奋勇前进。是日下午一时,前梯队第二二四团进至方城独树镇附近,准备由七里岗通过许南公路时,却突遭敌攻击。原来,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于二小时前(即上午十一时)先行到达,并铺开阵势:第二三〇团(欠二营)到砚山铺、七里岗附近,旅部及直属部队、第二二九团(欠二、三营)到独树镇,封锁了公路沿线。下午一时三十分,敌第二三〇团第一营及迫炮、通信各连在向辛庄搜索时,收到红二十五军主力正沿七里岗向砚山铺前进的谍报,当即令第一营在砚山铺、七里岗之线展开,突然向我军进行猛烈攻击。因气候恶劣,能见度很低,红军先头第二二四团未能及早发现敌人,无战斗准备,加上战士们的手指被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抵抗不及,陷入被动,被迫后撤。敌乘机猛烈冲击,并令骑兵团在三里河、屈庵堵击,实施两翼包抄。值此旷郊野外,地形平坦,无所依托,我先头部队完全置于敌火力控制之下,情况十分险恶。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迅速赶到先头团,镇定指挥,立即调第二二五团第三连到前面反击敌人,并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吴政委的举动立即稳住了部队,指战员们迅速趴在泥泞地上,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吴焕先又随即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带领部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跟随吴政委的交通队两个班,人人一手持枪一手挥刀,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副军长徐海东率后续部队第二二三团跑步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接着,第二二三团又向七里岗之敌发起冲击,以图打开缺口,冲过许南公路。敌第二三〇团第一营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以密集火力进行阻击,我接连三次冲击均未奏效。敌人得知我军“大受挫折”,遂令各部准备进攻,“以期一鼓歼灭,不意天候已晚,且又降大雨,岗地泥泞特甚,各部运用维艰”,乃改令各部“构筑阵地,防其突越”。 [4] 于是红二十五军趁机转而固守七里岗、砚山铺以南之赵庄、焦庄、袁五岗、上遭屯等村庄,并以反突击打退敌多次进攻。入夜,红军转向东南杨楼一带集结整理,进行紧急动员。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全军指战员冒着雨雪,忍着极度饥饿劳累,连夜穿过敌人空隙,绕小道急行。许多伤员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当夜从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南公路,二十七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接着,在拐河打退敌骑兵团和第一一五旅的追击,深入伏牛山中。

(撰稿人:王芳)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芦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三要司、庾家河战斗

三要司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的第一仗,其后进行的庾家河反击战是关系着红二十五军前途命运的又一殊死战斗。两次战斗的胜利,为红军立足陕南,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条件。

红二十五军深入伏牛山途中,经鄂豫皖省委认真勘察和调查,了解到伏牛山区地域狭窄、人口稀少,尤其是此区乃豫西“内乡王”别廷芳的势力范围,居民多枪,驻守碉堡围寨,对我实行戒备,故难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敌第四十军、“追剿纵队”主力又分两路对我军实施平行追击。鄂豫皖省委果断决定:继续西行,进入陕南,相机创建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离开伏牛山,昼夜兼程向陕南急进。经一行树、庙子、栾川、陶湾等地,直奔豫陕边界。途中,先头部队将袭扰阻击的土匪、地方民团一一击溃,于十二月四日到达河南栾川以西之卢氏叫河附近。

从伏牛山进入陕西,必须经过两个隘口:一是朱阳关,一是卢氏县的五里川。蒋介石为堵截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早在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时,就将驻开封的第六十师陈沛部东运至灵宝,在卢氏县城以南之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构筑工事,控制入陕大道,企图以逸待劳,堵歼红二十五军。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还令“郝(梦龄)军长速由许昌运向嵩、伊前进”,“严加防堵,迟滞匪行动,以待追剿部队之到来”。 [5] 我军进入卢氏叫河附近后,敌“追剿纵队”第一、二、三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正分头紧追,经由信阳、许昌、鲁山等地,相继跟踪到庙子、栾川一带。在此前堵后追、大兵压境的危险时刻,军首长当即改变入陕路线,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从朱阳关东北二十公里处转向西北,择一条隐蔽小道,沿“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绕过朱阳关。由于卢氏县城内无敌正规部队,红二十五军趁夜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迅速西进,卢氏守城民团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翌日凌晨,红二十五军遂将敌第六十师在卢氏五里川和朱阳关筹谋多日的堵击防线置于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箭杆岭),于十二月八日进入陕南境内。

陕西方面,杨虎城为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于十二月二日急电陕军冯钦哉部“转饬景建业、景行两团星夜兼程前进,务于支晚以前到达雒南,严加防堵。” [6] 驻潼关、华阳的第四十二师第二四八团、第二五二团由第二五二团团长景建业率领进至雒南(今陕西洛南)县城和景村、三要司等地,准备堵截红军。在雒南民团报告红军“有进犯雒南模样”后,景建业分析“三要司乃通雒南要道,为匪犯雒必经之路”,考虑当地民团力量薄弱,“为巩固雒南防务、待机出击之目的”,七日上午即调第二四八团第三营及景村民团进驻三要司“切实防堵”。八日上午十二时,红二十五军主力占领距三要司六十里的龙驹寨、黑沟一带。景建业“恐三要司一营兵力将陷于孤立”,当日下午,令驻景村之第二四八团团副王泽民率该团直属部队及第二营进驻古城以资策应;令第二五二团第二营营长率两个连进驻景村,藉以连络该团。晚八时,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便衣队数百人进至三要司,与敌第二四八团第三营接触。敌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战斗异常激烈,“子弹已罄,继以手榴弹抛炸,白刃相搏”。 [7] 数小时后,红二十五军主力约两三千人赶到并兵分三路出击。第二二五团由九泉山东南攀登陡崖,实施正面进攻,其余部队由四坡迂回至高地西侧配合第二二五团夹击敌人,并堵截敌后方增援部队。第二二五团第三营第八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萧邦与的带领下,首先攻上山头,与敌展开肉搏,终于全歼敌守军第二四八团第三营,缴获大批军械。入夜,敌该团团副王泽民知三要司失陷、第三营被全歼后,恐黑夜增援不及,陷于孤立,遂撤至景村扼守。三要司一仗我大获全胜,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突破了陕军的防线。翌日,翻越蟒岭,进至雒南之庾家河(今属丹凤)。

十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新苏区的有关问题。会议进行过程中,尾追之敌第六十师搜寻到我主力所在,突然由鸡头关方向奔袭庾家河。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排哨发现敌先头部队已沿七里荫、庾家河之间的山路迂回过来,当即开火。战斗一开始,敌第三六〇团就夺占了东山坳口有利地形,向红二十五军发起猛攻。

东山坳口,是庾家河街后山上通往七里荫、鸡头关方向的必经之路。占领坳口,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庾家河街。因此,东山坳口失守,使红二十五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这关系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时刻,省委立即停止会议,军首长迅速赶赴前线,指挥部队实施反击。副军长徐海东率第二二三团勇猛冲入敌群,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搏斗,夺回东山坳口阵地。接着,第二二四团、第二二五团跑步赶到,迅速抢占坳口南北两侧高地,协同第二二三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激战中,徐海东负重伤。敌第三三五团、第三五七团相继增援而来,再次组织反扑。此时,谁占领这些高地,谁就争取了全局的主动。于是敌我双方全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刹那间,满山遍野,杀声震天,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刺刀搏斗,异常激烈,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反复冲杀中,军长程子华身负重伤,军政委吴焕先指挥全军英勇反击,殊死奋战。第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在同敌拚杀时,一条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作战。该团七连一挺轻机枪的射手在和敌对射中,接连牺牲三名战士,但始终未停止射击,终于压倒了敌人火力。军部司号长程玉林下颚挂了花,不能吹号,他利用一座小庙作掩护,接连投出几十枚手榴弹,直至最后壮烈牺牲。战斗从上午开始,直至黄昏,经过二十多个回合的反复冲杀,红二十五军终于将敌全部击溃。战斗中,毙伤敌三百余名,我军亦伤亡一百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负伤。

三要司、庾家河战斗,给追击之敌以沉重打击,之后敌第四十军被迫撤回河南。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二十四天,长驱一千八百余里,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粉碎了二十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开始了创建鄂豫陕新苏区的斗争。

(撰稿人:王芳)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

芦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创建鄂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开始战略转移后,一直寻找创建新苏区的理想地区。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庾家河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

根据庾家河会议的决定,红二十五军抓住陕军杨虎城部忙于北攻陕甘红军、南拒川陕边红四方面军,一时无力顾及陕东南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为了大力发动群众,在庾家河会议当天(十二月十日),红二十五军便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向当地广大群众通俗地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及有关政策。传单指出:“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的出身”,“待遇是平等的”;“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没收地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传单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们认识了红军的性质、主张,从而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十二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又在雒南蔡家川(亦称蔡川)进行整编,撤销第二二四团,将所属人员分别编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军领导人的职务作了个别调整,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任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陕西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红二十五军入陕时,蒋介石还未能统一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军队的指挥,追堵红二十五军的部队大部未能入陕。而杨虎城此时正忙于北攻陕北红军、南拒川陕红四方面军,西与蒋介石嫡系朱绍良、胡宗南等勾心斗角,一时难以抽调大量兵力对付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遂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动群众,全力开展了创建新根据地的工作。当时,我军长途跋涉,连续作战,初入新区,人生地疏;且时至寒冬,给养不济,生活艰苦。但全军指战员不顾饥饿寒冷,仍按照鄂豫陕省委制定的战略方针,以大回旋的军事行动,南下郧西,北返雒南,东入卢氏,西转蓝田,扫除民团武装,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国民党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我军所到之处,镇压土豪恶霸,将没收的大批财物分配给穷苦农民。对于少数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的群众,我军就在夜里将衣物、粮食送上门去。群众到处传说红军是“活神兵”。广大劳苦群众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

在创建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军首长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作了调查,进一步了解了鄂豫陕边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群众觉悟程度,确定了创建新苏区的方法、步骤,决定首先在鄂陕边界南部的镇安、山阳、洵阳、郧西等四县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红二十五军认真贯彻了庾家河会议关于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决定。十二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布了保护个体经商者和小商贩的正当合法权益的政策。这样,有效地稳定了人心,促进了集市贸易和城乡物资交流。

红二十五军还大力扫除民团,建立群众武装。十二月二十八日,红二十五军北返雒南,消灭景村民团。随即又抽调手枪团政治委员宋兴国和军部少年先锋队队长程启文等带领手枪团第二分队与当地的农民武装大刀会组成陕南抗捐第一军(后改为雒南游击队),并成立以宋兴国为书记的中共商雒特委。十二月底,又派第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领该团第七连到郧西、山阳、镇安等地发动群众,成立“鄂陕游击师”,陈先瑞任师长。他们按照省委和军首长的指示,积极宣传“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摧毁保甲组织,消灭反动民团,团结改造大刀会武装,扩大红军,发展“抗捐军”,配合主力部队活动,很快打开了鄂陕边区局面。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二十五军由雒南地区再度南下。九日,歼灭镇安县县长苏光璧的保安队大部,攻克镇安县城,救出大批“抗捐犯”,并缴获许多棉花布匹,解决了全军的冬服问题。当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生产兴业、组织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穷人自卫的武装——抗捐军”。尔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在南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等四县边界地区横扫民团,宣传“五抗”,铲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在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中,当地贫苦农民分得土地的共计五百多户;分得粮食、衣物的多达一千多户。红二十五军还在镇安的白塔、茅坪、大小米粮川,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和丁家坪等地区成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同时,红二十五军在镇安店垭子对农民“大刀会”武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将他们编成抗捐军,并派干部加强领导,使之成为革命的队伍。红二十五军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和补充,吸收了四百多名新战士。

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底,红二十五军通过武装斗争和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先后在郧西、洵阳、镇安、山阳等四县边区建立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初创了鄂陕革命根据地。

(撰稿人:王芳)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芦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二十五军第一次反“围剿”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他与蒋介石素来矛盾重重。红二十五军在陕西南部建立根据地,使杨虎城感到“此患不除,则两个月后,匪之成就可保障川匪之安全,复足以时时威胁西京。” [8] 遂派出陕军第一二六旅及第二四八团、特务第一团、警卫团、警备第二旅等部队进入陕南,“围剿”红二十五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命令驻河南独树镇、赊旗镇的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率两个团推进到陕南商南、雒南、商县一带负责“剿办”;令驻湖北均县的第四十四师第一三〇旅旅长杨鑫率三个团驰赴白河、上津,配合陕军对红二十五军的“围剿”,并由杨虎城统一指挥。

一月下旬,陕军第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首先向红二十五军逼近,进至镇安县城以东、以南地区。为了粉碎敌人“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各个击破来犯之敌。留下陈先瑞的鄂陕游击队保护群众,牵制敌人;红二十五军主力则由山阳、郧西交界地区北上袁家沟口、凤凰嘴一带之敌背后,打击敌人,并引诱敌人掉头尾追。为了分散敌人,创造战机,红二十五军以一部分兵力于一月三十一日袭占柞水县城,吸引敌警备第二旅张飞生部西进。二月一日,当敌“围剿”主力第四十二师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第二五二团景建业部单独追到蔡玉窑时,红二十五军主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击溃该团第一、第二营,歼敌一个多营。随后,红二十五军向北转移到蓝田葛牌镇,进行休整。五日,敌探明我有攻打葛牌镇民团之意向后,敌第一二六旅旅长柳彦彪又率第二五一、第二四八团向葛牌镇进发。红二十五军得此情报,立即冒着大雪进行战斗准备,先于敌占领了葛牌镇以南之文公岭一带高地。十四日,敌前卫第二五一团首先向我第二二三、第二二五团发动进攻,被我二个团阻于阵地前沿,伤亡惨重。接着,赶来增援的敌第二四八团到达柞水县之九间房地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副军长亲率第二二三团,组织机枪火力压制敌人,吴焕先政委率第二二五团配合。这样,红二十五军分两路将敌第二四八团包围,最后红二十五军从文公岭正面和左翼发起猛烈攻击,奋勇冲杀,一举歼敌两个多营,毙伤敌约三百余人。

经过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敌第一二六旅受到重创,一时不敢继续向我进攻。红二十五军为了最终粉碎敌人“围剿”,壮大自己队伍,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乘胜在陕东南的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县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抗捐军,扩大红军。二月初,红二十五军在柞水县红岩寺建立第三路游击师,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收编了当地的大刀会,编为第四游击师;并先后在蓝田葛牌镇、柞水红岩寺、曹家坪、山阳小河口、袁家沟、牛耳川、杜家沟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创建了陕东南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又陆续颁布《关于商业政策的问题》、《告国民党士兵书》等布告,宣传党的政策,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稳定根据地经济,分化瓦解敌军。红二十五军也在新苏区得到休整,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作了准备。

二月中旬,蒋介石任命朱绍良、杨虎城为陕甘“剿匪军”第三路正、副总司令,开始了对红二十五军第二阶段的“围剿”。蒋介石此时增调庞炳勋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星夜前往安康,第六十师开往汉中协同陕军防堵,杨虎城也“拟将四十二师驻防陕北部队(武士敏旅)悉数南调,开往商雒协剿。” [9] 这样,驻蓝田的陕军警卫团遂在进驻商县、山阳的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配合下,向红二十五军驻地葛牌镇又发动了进攻。红二十五军为了避敌锐气,争取主动,决定南下湖北省郧西地区。

红二十五军从搜查到的敌人密件中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前锋已抵汉中以西,并攻褒城、南郑取得宁羌、沔县的消息。为了贯彻省委郧西会议决议精神,配合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红二十五军于二月下旬由郧西地区西进,打败布防于镇安、柞水、宁陕、佛坪各县要隘的总卫团及保甲队,攻占宁陕、佛坪两座县城,于三月八日进到洋县之华阳镇。这时,敌萧之楚部第一三〇旅杨鑫部第二六〇团留驻关防铺、二天门;第二五九团开驻上店子及其附近地区,杨鑫率第二六一团也由关防铺回白河原防集结待命;而从郧西尾追而来的陕军张飞生警备第二旅已进至华阳镇以东地区,直接对我军形成严重威胁。为打击敌人,争取主动,红二十五军遂决定在华阳伏击张飞生部。

三月十日拂晓,红二十五军从华阳镇向东南返回七八公里,在石塔寺附近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当日上午,敌警备第二旅第四、第六团进入红军伏击地域。红二十五军突然出击,将敌分割包围,打垮敌人五个多营,消灭一个团,毙伤敌二百余名,重伤第二旅旅长张飞生,俘敌第六团团长鲁秦侠(后潜逃)及下级官佐士兵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这就是华阳大捷。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发动群众,创建华阳根据地,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华阳、石塔寺、商家坝、吊坝河、瓦子沟、红石窑、小华阳等七个乡的革命政权,成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初步形成了华阳革命根据地。

鄂豫陕省委经过实地考察,认为华阳附近的汉中地区敌人兵力大,华阳地区又不富裕,大部队行动不便。为粉碎敌人“围剿”,寻求易于我军发展的新立足点,决定留下华阳游击队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红军主力回返东部地区,以陕东南为中心向豫西、鄂西北发展。

三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从华阳地区东返,经柞水、蔡玉窑、曹家坪,于四月初抵达蓝田葛牌镇。东返途中,杨虎城令其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所辖的两个团在柞水、镇安堵击,庞炳勋部第三十九师则由商雒开往安康,警备第一旅接近红二十五军后侧,企图三路进攻,将我“围剿”。三路敌军以张汉民的警备第三旅为主力,一路跟追红二十五军,步步紧逼,尾追不放。红二十五军为打击尾追之敌,摆脱被动局面,遂决定伏击张汉民的警备第三旅。四月九日,红二十五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急退远走,诱敌跟追,而红二十五军却于拂晓前由葛牌镇返回四十里,在九间房一带设埋伏。中午十二点左右,张汉民带领旅部和两个团进入我伏击圈。红二十五军突然发动攻击,迅速歼灭警备第三旅旅部和两个团,俘敌旅长张汉民及参谋长魏书林以下一千多人,“完全粉碎敌人三个支队进攻的计划”。 [10] 九间房战斗后,附近的鄂陕和豫陕几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四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斗争经验,提出粉碎敌人“围剿”和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会后,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四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攻占雒南县城。至此,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撰稿人:王芳)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芦振国、姜为民:《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二十五军第二次反“围剿”

对红二十五军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命令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三个师(第一〇七、一一〇、一二九师)和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开入陕南,协同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师和陕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等部,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由杨虎城统领指挥,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并限令在五、六、七三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对于这次“围剿”,蒋介石作了周密的部署:以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四师、第九十五师为追击(“进剿”)部队;以杨虎城所辖的陕军警备各旅、第四十军为堵截(“驻剿”)部队。蒋企图以堵截部队切断红二十五军后路,迎头堵击,并环而围之;以追击部队咬住红二十五军不放,使之疲惫,从而消灭红军。

中共鄂豫陕省委早就预见到敌人将再次发动大规模“围剿”。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粉碎敌人“围剿”,省委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检查领导和改进作风,加强党支部和连队的建设,加强机关建设,大力训练军事干部,充实和加强军事部门的工作,全面建设部队。全军从五月四日起,在商县龙驹寨(今丹凤县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战备整训。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开展射击、投弹、刺杀等步兵基础课目训练和从单兵到排进攻的战术训练、连进攻的示范演习,提高了全军军事技术和政治水平,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反“围剿”的作战能力。

五月上旬,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正式开始。其具体部署是:以第六十七军九个团和第九十五师三个团在雒南县城以东,从北向南进攻,推进于雒南、山阳、龙驹寨一线;以第四十四师四个团,从郧西上津向北进攻;以第四十军五个团、陕军第三十八军四个团、警备第一旅、第二旅和特务第一旅各二个团,从南到北依次配置于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在西面堵截红军。整个“围剿”呈分进合击之态势。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应首先攻占山阳县城,将东西游击区域连成一片,创造有利的反“围剿”战场,以消灭首犯之敌。五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从三面攻打山阳县城,守敌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以及敌县长、县政府官员纷纷弃城而逃。但盘踞在城东北苍龙山据点之敌却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红二十五军久攻不克,遂改变决心,南下郧西、洵阳地区,开展汉江北岸的游击战争。

五月十九日,省委第一次执委会议在郧西地区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决议》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红二十五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指出“敌人这次进攻兵力是加大了,布置是周密了。敌人这次进攻不简单是‘追击堵剿’红军,而是企图最后消灭红军的,同样要来摧残我们初将开创的新苏区与新起的群众斗争。因此,二次战争要比一次战争是残酷些、长久些。二次战争就是决定开创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能否完成的决斗,不完全消灭二次进攻的敌人,即不能开创新苏区伟大的政治任务。” [11] 会议还批评了军内部分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轻视敌人,不作反“围剿”的积极充分准备以及悲观消极、畏惧敌人的两种错误倾向。《决议》最后具体地提出做好以下工作,准备反“围剿”:(一)集中一切力量扩大红军主力,使红军成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主要力量。(二)广泛地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组建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三)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提高红军在二次战争中的战斗力与作战技术,特别要落实好新兵教育工作。(四)成立新的游击师的任务是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抄袭敌人后方,夺取敌人给养。会议还就广泛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作好粮食储备、加紧肃反工作等方面做了具体周密的安排。

在红二十五军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好反“围剿”准备的同时,根据地群众也自觉地组织起来配合红军作战。鄂陕与豫陕两个边区已武装的九路抗捐军(缺第二、第八两路),经红二十五军建议改为九路游击司令部的战斗营、游击队,每路统率一至九个游击队,在根据地广泛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优待红军家属,实行红军公田制,建立后方流动医院,尽可能地为红二十五军作战提供保障。

五月下旬,省委再一次于郧西地区召开会议,具体商讨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程子华介绍了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徐海东结合鄂豫皖时期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和陕南地形复杂、山高沟深、不利于敌人机动和补给的特点,提出了“先疲后打”的建议。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决定:各游击队原地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坚壁清野,迟滞和削弱进攻之敌;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北上,乘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九十五师)立足未稳之时,争取寻机歼其一部。然后再以“诱敌深入,先拖后打”之方针,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力争歼敌一两个师或旅,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六月初,敌各路军队向郧西方向推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二十五军避开敌第四十四师的追击,由郧西二天门出发,向北急行,直插商县地区。四日夜至五日晨,在商县夜村和商雒镇附近与敌第一一〇师、第一二九师遭遇。在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毙伤敌二千余人,活捉敌副团长一人,缴轻机枪四挺、步枪一百余支。鉴于诸路敌军已掉转方向正向商县逼来,红二十五军没有久战,迅速北上,逼近雒南,插到敌第六十七军的背后,准备在苍龙岭伏击歼灭尾追而来的第一一〇师。但由于敌人有所防备,没有成功,遂向东移至庾家河地区。

敌三省“剿匪”副总指挥杨虎城见红二十五军主力北移,便命令各部由向东南推进改为向北收缩:以第一〇七师为堵截部队,由商县迂回到雒南县城东南堵击,防止红军向东向北转移;以第四十四师由山阳北上,逼近红二十五军;以第一一〇师和第一二九师为追击部队,寻红二十五军主力决战。红二十五军见敌军密集,各路齐头并进,没有突出部队和有利战机,便放弃原拟定先打东北军的计划,决定向东南转移,到外线活动,以调动、分散和疲劳敌人,再突回西方镇柞苏区,寻机歼敌。六月十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庾家河,十三日包围商南县城。十四日打下富水关,进而占领青山街,俘获敌第四十四师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七十多人。红二十五军向东南进军,牵着敌人鼻子,使北顾商县、雒南之敌不得不再次向东南追来。红二十五军打下富水关后,派出一部分游击队到豫西活动。敌误认为红二十五军欲与当时已到桐柏地区的红二十八军汇合,便在商南聚集第一二九师、第四十四师、警备第一旅等部队,以防红军东进。红二十五军则派第二二五团驻守马蹄店处,阻击尾追之敌,主力继续向东南行动,奔向荆紫关。

荆紫关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敌第四十四师的后方补给站。这里驻扎着反动民团一个营,兵力较为薄弱。红二十五军决定出敌不意夺取该城。十五日,徐海东率领手枪团化装成敌第四十四师的部队,从青山街一带出发,经六十五公里的急行军,于十六日中午抵达荆紫关外围。敌警戒部队以为是自己人回来,便列队迎接。手枪团不费一枪一弹,将其缴械,顺利地通过敌外围警戒线,来到荆紫关城下。守城之敌觉察后,急忙关闭城门,开火射击。红二十五军强行攻城,敌军顷刻瓦解,残敌向东南逃去。这次攻城作战,红二十五军以微弱的代价,歼敌第四十四师一个多连和一个民团营,活捉了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了很多白面、猪肉、白糖、布匹及大批军用物资,补充了我军给养,取得第二次反“围剿”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在红二十五军攻占荆紫关之后,敌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四师和警备一旅又匆忙扑向荆紫关。从此,敌军的“围剿”部署完全被红二十五军打乱。敌由围追堵截红军变为连日来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正像一被俘敌旅长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六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按既定方针,甩开包围荆紫关之敌,挥师西进,诱敌到鄂陕根据地中心区再寻机歼其一路。全军不顾天气炎热,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在崇山峻岭间急进。杨虎城觉察后,又令驻守荆紫关所部西进北上,并向竹林关、商坝店、龙驹寨、山阳一线追击,令第三十八军四个团、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在漫川关、上津一带堵击红军西进。

六月二十二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姚家湾击退敌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一部阻拦后,由两盆河折向西北。二十五日回到根据地边沿的黑山街村。此时,各路敌军已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离最近的敌警备第一旅离红二十五军也有四天路程。

红二十五军短期休整后,初步选定山阳小河口一带为伏击敌人的战场。六月二十九日下午,陕军警备第一旅贸然前进,追至黑山街附近。红二十五军引其向小河口行进,但经详细勘察,发现小河口地形开阔,不便伏击,而位于小河口西的袁家沟口适合伏击。一方面,那里有一条东西长约五公里的山沟,沟南北两侧山高林密,便于部队隐蔽,沟底小径是敌前进必经之路;另一方面,这一带是鄂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群众基础好。红二十五军首长当机立断,决定在此伏击敌人。为诱敌进入预伏地域,红二十五军向西北红岩寺撤去。

六月三十日,陕军警备第一旅在旅长唐嗣桐率领下追至小河口。七月一日,唐嗣桐傲气十足,不听别人劝阻,继续孤军深入,追到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连夜轻装潜回袁家沟口西面的桃园岭一带,并于黎明前完成对敌的包围:第二二三团在袁家沟口北侧伏击敌人;第二二五团两个营在袁家沟口西南侧的东沟、李家沟一带阻敌,另一营在西面的桃园岭地区,防敌西窜;第三、四路游击师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控制村东,断敌后路,并阻击来援之敌。

七月二日拂晓,陕军警备第一旅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向西进发。不久,就遭到红二十五军的猛然攻击,顿时乱作一团,四处逃散,毫无抵抗能力。红二十五军愈战愈勇,到下午战斗结束时,全歼该旅,毙伤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虏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这次大捷,成为扭转第二次反“围剿”战局的关键性战斗,从此敌人再也不敢贸然进攻红军。

敌人虽然暂时不敢进攻,但对整个根据地包围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再次到外线作战,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七月十二日,红二十五军带领第四路游击师向北挺进。经商县杨家斜、蓝田石嘴子、后更子等地,越过终南山,到达距西安仅十余公里的韦曲、杜曲。途中在蓝田焦岱、长安引驾回等一举歼灭了当地反动民团。红二十五军在引驾回、子午镇、秦渡镇一带动员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分粮分盐,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有三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红二十五军兵逼西安,敌人大为恐慌。西安城内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外逃。驻西安陕军进入临战警备状态。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被迫返回守城。正在“围剿”鄂豫陕根据地之敌也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放弃第二次“围剿”计划。

(撰稿人:张广宇)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袁家沟口伏击战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以“诱敌深入,先拖后打”之方针,在陕西省山阳县袁家沟口村埋伏,一举歼灭了陕军警备第一旅。这是红一十五军长征途中为保卫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关键性的一仗。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蒋介石以三十余团的兵力,对鄂豫陕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五月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以盘旋式的大迂回行动,把敌拖垮,并趁其分散、疲惫之时,再选择适当地点,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歼敌一两个师,打破敌人的“围剿”。据此计划,红二十五军于六月初由郧西二天门出发,向北直插商县,逼近雒南,深入敌第六十七军侧后。继而,跳出敌军重围,出敌意料地奔向东南,于六月十三日包围商南县城,十四日攻下富水关、青山街,并乘胜前进,一鼓作气远程奔袭敌第四十四师后方补给站——荆紫关,获得大批军用物资。荆紫关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为了甩开密集之敌,继续分散和疲惫敌人,创造有利战机,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于六月十七日由荆紫关出发,沿鄂陕边界的崇山峻岭西进,向根据地中心地区转移。

敌第六十七军、第四十四师和警备第一旅又立即跟踪追堵,敌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军一部也奉命驻进漫川关、上津一带堵击。二十二日,红二十五军在山阳姚家湾击退敌第四十军一部的阻拦后,由两岔河转向西北,于二十五日到达鄂陕根据地边沿的黑山街。追堵之敌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距我最近的警备第一旅也有四天的路程。

红二十五军回到黑山街后,军首长初步决定在山阳县小河口村附近伏击敌人。副军长徐海东提出“哪一路敌人先上来,就吃掉它哪一路”。全军不顾数十天来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紧张地展开战斗动员和准备工作。活动在当地的第三、四路游击师和地方党政组织也积极动员群众,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配合主力作战。四天后,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敌警备第一旅(两个团)追到黑山街附近。该旅久驻西安,没有参加过大的战斗,官兵作战经验很少。其新任旅长唐嗣桐,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围剿”红二十五军以来,傲气十足,发誓与红军誓不两立,并狂妄地认为红二十五军“是由南方打败窜过来的一股共军,狼狈不堪,已经溃不成军,不值一击。” [12] 他不听别人劝阻,孤军追来,一心想抢头功。

红二十五军决定伏击唐嗣桐旅。为了吸引敌人深入根据地中心区,红二十五军以小部队与敌接触后,佯装不支,立即向预定地域小河口撤退。但到了小河口后,发现这里地形开阔,不便伏击。便继续西进,到达袁家沟口、桃园岭一带。袁家沟口以西至桃园岭一带,是一条长约十多里的深沟谷地,两旁高山陡峭,栗树成林,只有一条小路沿山沟间的小河蜿蜒西上,是敌人必经之地。从山顶向下,整个山沟自东向西呈“V”字型,是天然的埋伏口袋;而且这个地区还是较早开辟的根据地,第三、四路游击师常在此活动,群众斗争情绪高、基础好。军首长果断地决定在此伏击敌人。为引诱敌军深入,红二十五军翻过桃园岭后继续向西北红岩寺等地“撤退”。

七月一日,敌警备第一旅驻进袁家沟口村。红二十五军探明情况后于当夜轻装沿原路返回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悄悄设伏:以第二二三团占据袁家沟口北面一线;第二二五团两个营在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伏击敌人,另一营在桃园岭堵击敌人,防敌西窜;以第三路游击师控制袁家沟口东南山地,以切断敌人退路;第四路游击师配置在牛耳川附近,担任对战场南面的警戒,阻止增援之敌。七月二日拂晓,各部队在指定位置准备就绪后,透过晨雾发现敌军正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其尖兵部队已向西进发了。最初,敌人还胆怯地搜索前进,不时地询问路边百姓,但由于红军依靠人民群众,隐蔽自己的意图,使敌人探不到任何实情。于是,敌旅长唐嗣桐放心地率部向袁家沟里冒进,该部士兵们袒胸露怀,倒背着枪,毫无戒备,大摇大摆地闯进红二十五军布置好的“口袋”中。上午十一时许,敌前卫与红二十五军“袋底”防守部队接触开火,军首长立即发出攻击命令,顿时,埋伏在四周的红军向密集之敌猛烈开火。第二二三团首先从北面发起冲击,扑向敌人。敌军突遭打击,乱作一团,来不及还击,拚命向西逃去,但又被第二二五团居高临下,迎头截住。我各个连队像尖刀一样刺向敌群,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在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的前后夹击下,敌旅长唐嗣桐率部向南逃窜,又被红军第二二五团和第三路游击师阻击,敌占据一个小寨子顽抗,红军多次猛攻,战至午后,歼灭其一部,俘虏其余大部,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红二十五军全歼陕军警备第一旅,毙伤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红军仅伤亡一百余人。

(撰稿人:张广宇)

参考书目

《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沣峪口会议

在红二十五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中共鄂豫陕省委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在陕西省长安县沣峪口村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了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陕甘苏区,会合陕甘红军,巩固陕甘苏区,直接配合主力红军,迎接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抉择。

在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时,省委从几张零散的《大公报》上了解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但这一消息是否准确,难以作出判断。此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境集结,妄图将主力红军围堵消灭于川西地区。七月十五日,原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历尽艰难险阻,通过敌人重重关卡,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二十五军军部,带来了中共中央半年前发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苏维埃中国新的情势与新的策略》等几份文件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北上的确切消息。十五日夜,部分省委成员立即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红二十五军下步战略计划。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戴季英。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主持了会议。省委成员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国民党报纸消息和已探知的敌情动态,首先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与会成员赞同中央关于现在国际间及中国革命形势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现在帝国主义的对中国瓜分更加紧,日本完全进占了华北、河北、绥、察、鲁、晋,国民党将这区域领土和一切权利都出卖了,取消了政治上的一切团体,撤退中国军队,……日本公开以军事侵犯苏联,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先将华北给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阵地。帝国主义的军备扩充,如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预演等等,都是证明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及帝国主义大战的紧张。”“一触即发的帝国主义间的大战与爆发世界阶级战争,进到了新的尖锐形势阶段。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法西斯蒂的极端反动,群众贫困已极所兴起的斗争,反帝的暴动(河北群众),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 [13]

省委还认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对革命极残酷毒辣的手段下,工农红军仍保持着胜利的发展与巩固的扩大,苏区土地革命不可摧毁的巩固存在与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斗争表示了顽强的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这都表现了中国苏维埃胜利的新形势与国民党五次‘围剿’计划遭受到第一步的失败。主力红军的离开中区,这一新的战略下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开展了苏维埃新阶段上的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区红军最近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的会合,更大的集中了力量,向敌人新进攻与开创西北革命新根据地,将更有力的掀动了苏维埃运动的突飞猛进和红军新的壮大,更有伟大意义的直接保卫苏联。” [14]

省委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认为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边区半年以上之久,虽创造了七八县苏区和游击区域的范围,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然而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红军主力的发展的确太慢。”同时,“在不断转战中老的战斗干部不可避免了的减低,新创立的党的工作固不可忽视其成绩(原来无丝毫党的影子),但仍是异常的不够。群众斗争固然是很优良的条件,同样的是不够的。这种弱点与缺点的在主观方面,当然要反映到争取与敌人残酷继续持久战争的胜利伟大发展,但在该个区域继续的斗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 [15]

在正确认识全国革命形势的基础上,省委又研究了红二十五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会议认为,为争取持久战的胜利条件,为组织并壮大红军力量,应采取新进攻的策略,以求有力的直接地配合红军主力粉碎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为此,省委决定: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 [16]

接着,省委又决定把中共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以李隆贵为特委书记,陈先瑞为鄂豫陕边军区总司令,两人与郑位三一起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七月十六日,中共鄂豫陕省委根据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踏上了西征北上的征途。

(撰稿人:张广宇)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按照中共鄂豫陕省委沣峪口会议决定,离开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二阶段长征,西征甘肃,北上陕北。在两个月内,相继攻占了甘肃两当、秦安和宁夏隆德三座县城。经过数次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于九月十五日到达陕北永坪镇,胜利地实现了预定的战略意图,并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七月十五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迅速离开陕南西征,“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 [17]

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红二十五军经陕西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沿秦岭北麓西进。十七日、二十一日,先后在盩厔店子头和马召镇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二十二日晨为了避开敌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的追击,由辛口子向南深入秦岭山中,经青岗砭、宽台子、厚畛子、佛坪旧城、二郎坝等地向南行进。同时扬言进攻汉中,以调敌南下。在经过佛坪旧城时,省委召开会议又一次肯定了西征北上的战略方针。七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击溃留坝县江口镇的民团,进占该镇。在此休整两天,省委提出了“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口号,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工作。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把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游击师二百八十余人连同沿途收容的游击队员一并编入各团。整编后,红二十五军仍辖第二二三、二二五团和手枪团,计机关和直属分队在内,全军共四千余人。广大指战员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决心深入敌后,奋勇作战,以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北上。

七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继续行军,取道庙台子、留凤关等地向西北挺进。三十一日,第二二三团第一营快速奔袭,在达凤县双石铺(今凤县县城)一带,一举将敌胡宗南的四个连歼灭,并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一些文件和报纸。进一步证实了中央红军正在北上以及敌胡宗南部、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王均第三军、邓宝珊新编第一军及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是确凿无疑的。据此,红二十五军当即决定迅速行动,西入甘肃,袭击天水县城,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打破敌人堵击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迎接党中央。

八月一日,红二十五军在双石铺补充粮饷,纪念“八一”建军节,进行出击甘肃两当的准备工作。二日,红二十五军从双石铺出发,经杨店抵两当县灵官殿后,分南、北、中三路行军,进至两当县城附近的祖师山、七里坪、西山堡一带,并对县城形成包围。

两当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是由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冲。当时城内驻有敌保安队七十五人、警察二十多人,有步枪二十二支、子弹二千余发、手榴弹二百余枚。敌县长兼保安大队长朱志和得知红军要攻城,遂偕政府官员及土豪劣绅逃离了县城。城内仅留保安大队副队长乔玉亮率保安队把守县城东、西两山的四个碉堡。

三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化装潜入城内的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配合下,开始攻城。保安队看见红军来势凶猛,魂飞魄散,东山西山三个碉堡的守敌全弃堡而逃,只有乔玉亮和敌分队长朱玉川等二十五人死守野狐嘴碉堡,企图凭借有利地形作垂死挣扎。但在红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乔玉亮等人很快就被俘虏了。红军进占县城后,释放了被关押的三十余名群众,枪决了乔玉亮和朱玉川。当晚八时,红二十五军离开两当县城,向天水进发。九日凌晨到达两当县以北太阳寺、前川一带。在此,抓获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两当县司法厅厅长丁伟及恶霸魏兴堂、罗朝年、张公森。此举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八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县利桥一带,击溃了该地民团,占领利桥。此后,红二十五军沿党川、麦积、甘泉、马跑泉一带,翻越麦积山,进逼天水县城。天水是甘、陕、川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也是陇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天水周代称戎邑,秦置上邦县,之后有秦州、天水、清水、成纪等郡县名称,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此时,虽然敌王均、于学忠部为堵击中央红军北上,将其主力西调至甘谷、武山、漳县一带,但接防的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尚未到达,城内守敌仅有两个工兵连和一些团警。但由于敌人多年苦心经营,城防工事较为完备,敌县长庄以绥、敌营长尹继勋仍凭险据守。

红二十五军包围天水城后,于九日晚发起攻城战斗。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第二二三团第二营,由天水北面向城内突击,消灭守敌一百多人,一举攻占天水县城北关,缴获一批军用物资。但守城的其他各处敌人凭借城防工事死命抵抗,红军几经攻击,终未成功。此时,驻守在甘谷、武山一带的敌第三军第十二师补充团闻讯后,立即沿天靖山一线回援天水,驻守在清水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也准备向天水增援,红二十五军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于是,红二十五军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向凤凰山、沿河镇(今天水市北道区新阳镇)一带转移,击溃当地民团武装,击毙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部秘书温廷杰。之后,红二十五军决定乘胜渡过渭河,攻占秦安。

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从沿河镇北涉渭河,沿千户、西川一线向秦安城逼进。上午十时包围了县城。此时,秦安城内仅有一百四十多人的保安队,防备薄弱。红军刚刚发起攻城,敌县长杨天柱和保安队便作鸟兽散。红二十五军进城后,释放被关押的群众一百多人,宣传红军革命主张,枪毙当地恶霸梁颜、马长世、王爵一等人,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

十二日晨,红二十五军离开秦安,经魏店北进,准备截断敌人西兰公路交通,牵制敌人,继续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十三日,经通渭新景乡来到静宁王家堡子一带。十四日上午九时,红二十五军逼近静宁县城,毙伤敌人数十名。守敌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极度惊恐,急电求援。从此,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被红二十五军切断。

红二十五军西入甘肃,奔袭敌人后方,使敌恐慌异常。蒋介石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日,从成都行辕接连发出五道电令,对堵截红二十五军的国民党军大加训斥,“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届时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 [18] 电令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要求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向匪穷追,不灭不止”;并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堵截红二十五军。故敌一部由四川江油北上甘肃文县;一部东移天水;准备南下的第六十师和中央补充第一旅不得不暂时滞留在文县、碧口一带,防范红二十五军击其后方。这样,红二十五军有效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钳制和吸引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迫使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对主力红军的压力。

八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进至隆德县的兴隆镇、单家集(今属宁夏)一带,进入回民聚居区。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在此休整三天。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搞好军民团结,军政委吴焕先制定了“三大禁令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民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军领导召集了当地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讲明红军只是路过此地,不征粮派款,不拉夫抓丁,以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稳定人心。接着又带了匾额和礼品,热烈而隆重地拜访了清真寺。由于全军上下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赢得了回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十七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时,全镇的男女老幼齐集街头,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离开兴隆镇、单家集,沿西兰公路东进。下午二时,进抵隆德县城下。当时,城内驻有敌第十一旅第二团第一营和保安团,红二十五军英勇战斗,很快占领了县城,消灭了守敌大部,活捉了敌保安团长。此时,敌毛炳文部第六师第十七旅由兰州分乘七十余辆汽车,正沿西兰公路赶至隆德增援,遭到红军阻击,不能前行一步。当晚九时,红二十五军主动放弃县城,继续东进,连夜翻越六盘山,甩掉追击的敌人。

十八日,红二十五军抵达瓦亭附近,与由固原(今属宁夏)赶来堵截的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一部(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两个炮兵连)遭遇。敌军虽然装备精良,拥有骑兵,但红二十五军随机应变,首先抢占了几处山头高地,一举将敌击溃,毙伤敌数十名,缴获战马十七匹,并相继占领瓦亭、二关口、嵩店一带。二十日,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县城,从该城以东之四十里铺附近南渡泾河,沿西兰公路进至白水镇,并在白水镇以西五华里的大堡山设伏,一举将尾追而来的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三个步兵营全部打垮,歼敌一个多营。

八月二十一日,红二十五军继续东进,在泾川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母宫塬,进抵四坡村、东王家一带,准备徒涉汭河。当部队刚过一半时,不幸遭到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第二〇八团一千余人的袭击。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已过河,因水大难以回援,后续部队背水作战,形势极为严峻。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军政委吴焕先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余人直插敌后,抢占制高点,对敌形成夹击之势。红军以顽强的战斗,全歼敌人,并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在这次战斗中,深受全军崇敬和爱戴的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

四坡村背水之战胜利后,红二十五军为钳制敌人,继续西进金龙庙,威逼崇信县城;南下什字镇,逼近灵台县城,极力探寻有关中央红军北上动向的消息。但此时,敌第六师第十七旅已达泾川县城,敌第三十五师、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第三军第十二师已向红二十五军逼来,并成合围之势。省委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而敌情严峻,遂按照沣峪口、佛坪两次省委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决定立即北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师。八月三十一日,红二十五军由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涉过泾河,日夜兼程,向北挺进。九月七日,在豹子川休整后,即进入陕甘苏区。十五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撰稿人:张广宇)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

九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庆阳县豹子川(今属华池县),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等。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会上,还对部队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作了政治动员,要求部队讲究军容,遵守纪律,讲究礼节礼貌,尊重地方政府,虚心向陕甘苏区红军和人民学习。全军指战员得知将要进入苏区,人人兴高彩烈,欣喜万分。

会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北进,九日到达保安永宁山,与陕甘苏区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知道此消息后,立即报告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并派习仲勋、刘景范到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西北工委为了热情欢迎红二十五军,由组织部印发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刻动员起来,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欢迎红二十五军,发动群众捐食品物资,慰问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加休息后,即在陕北党组织、红军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声中,向延川县永坪镇开进。一路上,人民群众送水送饭、送鞋送袜,到处看得见苏区人民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听得到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口号。

在陕北党组织的关怀下,红二十五军得到充足的食品,大部分战士换了新鞋袜,战士们喜气洋洋,边走边唱,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九月十五日到达永坪镇。十七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成立红十五军团。十八日,在永坪镇石油矿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上横挂着“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红旗飘飘,歌声嘹亮,全场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真挚感情。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先后发言,分别代表陕北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祝贺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在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主持下,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原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依次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下辖第二二三团,团长陈锦秀,政治委员常玉清;第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政治委员刘震。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达志;下辖第二三二团,团长王富贵,政治委员黄罗斌;第二三四团,团长郭宝山,政治委员马沛雄;骑兵团,团长康健民,政治委员高锦纯。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明先;下辖第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治委员李宗贵;第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治委员王国昌;补充团。军团机关和直属队编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部长查国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手枪团(团长傅春早,政治委员夏云亭)、交通队等。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撰稿人:张广宇)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劳山、榆林桥战斗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根据地南线的进攻,红十五军团以“围城打援”的战法,在陕北劳山地区设伏,一举将敌第一一〇师的两个团全部歼灭;继而又在十月末,于榆林桥地区,全歼敌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〇团一个营。

陕甘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是陕北红军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消灭陕甘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调集了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等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第四个军十一个师、晋绥军孙楚部五个旅以及高桂滋第八十四师、高双成第八十六师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方针,企图将陕甘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陕北人民群众和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围剿”斗争。他们趁敌部署尚未完成之际,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于八月下旬在东线绥德、吴堡一带,对刚渡黄河的晋军两个旅予以迎头痛击,迫使晋军东返黄河,退回山西。接着又转移兵力打击北线敌人,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避强打弱,各个击破敌人。正在此时,由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正在西征北上,向陕北根据地进军。在多次打退敌人的围追堵截之后,于九月十五日到达陕北永坪镇。十六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十七日,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永坪会师和红十五军团成立,使敌人大为恐慌。九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加快“围剿”红军的步伐。此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第一〇七师已奉命进驻洛川,其中第六一九团一个营进占了羊泉塬;何立中第一一〇师、周福成第一二九师(欠第六八五团)进至延安;第六八五团驻甘泉以照应南北。其他各军也在甘肃、山西等地逐步向陕甘根据地逼近。面对这种形势,红十五军团首长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缜密的分析,认为南线敌第六十七军正孤军冒进,若先消灭其一至两个师,则整个战局会发生有利于红军的变化。然后,可以再转用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最后确定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前来增援,红军主力则在劳山设伏,打敌援兵。

九月下旬,红十五军团经过了三天急行军,在甘泉以西的王家坪、下寺湾一带集结。徐海东、刘志丹率团以上干部到劳山实地勘察。劳山南距甘泉十五公里、北距延安三十公里,是延安通往甘泉的必经之地,周围崇山峻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像一条长口袋,两边山上树林茂密,地势险要,是设伏的理想之地。

九月二十八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包围了甘泉县城。二十九日拂晓,徐海东和刘志丹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十月一日凌晨,敌第一一〇师在师长何立中的带领下从延安出发,向甘泉增援。何立中格外小心,途中留第六三〇团于三十里铺作为接应,以备不测;第六二八、六二九团沿公路两侧山头搜索前进。当何立中率部走出地势险要的九沿山时,他松了一口气,对他的参谋长范驭州笑道:“都说徐海东厉害,我还以为他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了。”遂命令部队由两路纵队改成四路纵队,跑步向甘泉开进。

下午二时,敌先头部队进至甘泉以北六公里的白土坡时,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一团奉命突然开火,堵击前进之敌;位于阳台(劳山北三公里)处的第七十八师骑兵团也同时出击,断敌后路。敌前后受击,遂自动向劳山中心靠拢。埋伏在劳山公路两侧的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师同时向敌军猛烈攻击,把敌军分割压缩在榆林沟口和小劳山地区。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敌第一一〇师第六二八团、六二九团及师直属队全部被歼。这次战斗,红军以微小的代价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千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三千七百余人,缴获战马三百余匹、七五山炮四门、八二迫击炮八门、重机枪二十四挺、轻机枪一百六十二挺、长短枪三千余支、五十瓦电台一部。战斗结束后,红十五军团在劳山附近休整,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带队去杨原侦察,又在那里歼灭敌第一〇七师一个营。

敌人遭此沉重打击后,遂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张学良在给王以哲的电令中要求“应即于电到一星期内,构筑肤施、甘泉、鄜县间各隘路要地碉线,以相当兵力驻守之,保持交通。尔后大军即向东旋回,该军协同将匪歼灭于黄河西岸。” [19] 十月二十日,蒋介石、张学良重新加强对陕甘红军“围剿”的部署,兵力布置如下:“(一)第七军以主力控置于宜川、洛川附近地区,以一部推进延川、甘谷驿之线,左与六十七军切取连络,防匪南窜。(二)第三十八军以主力控置于中部、宜君一带,以一部协助六十七军,肃清甘泉、鄜县附近股匪。(三)第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归其指挥)以一部保持肤施要点,其余兵力在扶鄜道上城镇择要分驻、筑碉,维持交通;另以一部在羊泉镇、黑水寺(不含)间,与五十七军连络,防匪南窜;保持重点于鄜县附近,连络第三十八军之一部,共歼附近股匪。(四)第五十七军欠一一七师(一〇九师归其指挥),推进于黑水寺(含)、合水、庆阳、阜城(不含)之线,保持重点于右翼。……” [20] 按照此部署,当天敌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和第六二一团一个营就驻进了榆林桥,大修碉堡,逼近红军。红十五军团决定乘敌设防工事尚未构成完善之际,集中兵力消灭该敌。遂仍以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三团围攻甘泉,军团主力则由王家坪向道佐铺开进,逼近榆林桥。

十月二十五日凌晨,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七十八师趁浓雾未散,分别由东、西两面同时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少数部队牵制榆林桥街内的守备部队。经两小时激战,第七十五师突破敌人的外围防御,占领榆林桥东山制高点,敌军大乱,残敌向镇内溃逃。第七十八师也从西面攻破榆林桥外围杨家湾。至中午时分,红十五军团已把榆林桥镇团团包围,敌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重伤,营连长伤亡大半,但敌军仍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红军第七十八师在消灭洛河西 子山之敌后,第二三二团由西向东涉水向榆林桥据点发起进攻。担任预备队的第八十一师也沿洛河左岸开阔河道向榆林桥西门及两侧进攻。红军突破敌人防线,攻入镇内,展开激烈的巷战,残敌凭借房屋和窑洞顽抗,红军则把手榴弹从窑洞顶的烟囱投入,激战至下午四时,将敌全歼。午后二时,敌驻交道镇六二〇团企图前往增援,行至嘴头,被埋伏的红军打散。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一千八百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八门、重机枪十六挺、轻机枪一〇八挺、长短枪一千三百余支。红军伤亡二百余人,红二二五团团长郎献民牺牲。

劳山、榆林桥两战,共歼敌第六十七军一个师部、三个整团、一个整营,甘泉城内守敌也陷入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中。至此,张学良在南线进攻红军的计划宣告失败。

(撰稿人:张广宇)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1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庞炳勋部在河南追堵红二十五军北上战斗详报》,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3]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庞炳勋部在河南追堵红二十五军北上战斗详报》,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4]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河南追堵红二十五军战斗详报》,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5]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峙关于堵截红二十五军的十二则文电》,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7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6]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杨虎城关于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给冯钦哉的三则文电》,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7]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景建业关于三要司战斗经过报告》,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8]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杨虎城关于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形势给邵力子电(节录)》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79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9]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杨虎城关于将武士敏旅南调商雒致冯钦哉电》,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0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0]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摘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1]《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2]《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第1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3]《中共鄂豫陕省委给郑位三及边区特委的指示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4]《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5]《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6]《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的指示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7]《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8]《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857、8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9]《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9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0]《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9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