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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强渡嘉陵江
强渡嘉陵江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贯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而发起的。对于这次战役，红四方面军准备周密而充分，选择主攻方向正确得当，采取的突击战术灵活多样。在取得初步胜利后，不给敌以喘息之机，乘其恐慌溃乱之际向敌深远后方迅速发展进攻，以围点打援战术歼灭敌人大量援兵，终于取得了战斗的全胜。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集结十二个团的兵力发动陕南战役，调动了敌胡宗南部北进，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见陕南战役目的已达，于二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此时，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因敌以重兵在泸州附近长江沿岸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向川黔边活动。这时，红四方面军为贯彻原定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仍在苍溪、阆中间西渡嘉陵江。
要西渡嘉陵江，必须先扫清嘉陵江以东之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进行陕南战役的时候，川敌乘隙向根据地进攻，占领了万源、巴中、通江、仪陇、苍溪等地。为制止敌人进攻，扫清渡江作战障碍，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仪陇、苍溪之敌。
三月初，红三十军和九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向敌发起进攻。经过十余日战斗，歼灭了田颂尧、罗泽洲两部敌军四个团的全部或大部以及另四个团的各一部，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五千余支。至此，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地区，除阆中城外，悉为红军所控制，为西渡嘉陵江扫清了障碍。随后，红三十一军一部在苍溪附近的张坝实施强渡，拟乘胜突破敌嘉陵江防线。但因准备不足，张国焘认为过江后站不住脚，因而被其阻止，致使后续部队未能继突击部队之后登岸，强渡计划未能实现。于是，红四方面军领导决定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另行组织渡江战役。三月八日，中革军委电询敌情及红四方面军“目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十一日，红四方面军致电军委，报告了敌人的动态，提出“我军目前在南部大捷，拟大进，彻底灭敌，配合西方军行动。” [1] 表明了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的决心。
嘉陵江，为长江在四川盆地中的一大支流，江宽水深流急，凶险难渡，两岸悬崖峭壁，地势险要。敌为阻止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妄图凭借嘉陵江天险，并在西岸修筑坚固工事，配置重兵，准备固守。敌人从北起广元的朝天驿和南至南部新政坝的嘉陵江以西约六百里的地区，配置了田颂尧、邓锡侯部共五十二个团的兵力，由邓锡侯统一指挥。其具体兵力配备是：邓锡侯部十七个团防守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和南至江口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十个团守备江防，以六个团分置于车家坝、三磊坝和下西坝地区作预备队，以一个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田颂尧部三十五个团防守江口以南迄南部县境新政坝的沿江地段，其中以三十三个团守备江防，以一个旅为预备队（后调后方整顿补充）。 [2] 另外，在川甘边境的松潘、碧口及其以北地区驻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可用于嘉陵江作战。敌人的这种部署，具有正面宽大、五指分开、纵深空虚、兵力薄弱的特点。敌五十二个团的兵力大部分配置在嘉陵江以西六百里的沿江地带，其后方直至涪江沿岸地区十分空虚，仅在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绵阳及其以北的江油地区有主力一部驻守。即使是在沿江地带，由于防线漫长，仍有不少薄弱环节。例如，小站河至百里坝近百里的江岸，只配有三个团，而其前沿仅有四个营。同时，邓、田两部，尤其是田部过去与红军交锋中屡遭打击，对红军怀有恐惧心理，而且不少部队建制不全，士气十分低落。因此，只要红军充分作好一切准备，强渡嘉陵江是有胜利把握的。
红军根据敌人的防御特点和兵力配备情况，拟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全力，选择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岸防御之敌，夺取要点；尔后则以主力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打开战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从而为下一步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 [3]
为了争取强渡嘉陵江的胜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亲率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了解敌情，查看地形，寻找渡口，选择战机。经过详细调查，决定选择在苍溪城南与阆中之间的塔子山下为强渡嘉陵江的主要突破点，同时在苍溪城上游五十里的鸳溪口和下游四十里阆中以北的涧溪口两个地点强渡。之所以把主要突破地段选在这一带，这是因为这里是敌人江防的薄弱部位。从敌情看，这是田颂尧的防区，在这近百里的地段上，敌人只有三个团，一线地区只有四个营，兵力薄弱；从江面条件看，这一带江宽约一百五十至四百米，江水流速较缓，水深三至五米，岸滩较平坦；从地形条件看，东岸高，西岸低，既有利于我军隐蔽待机，又便于我军组织火力掩护。
选择好了渡江地段，红四方面军又作出了突破敌人江防的兵力部署：以第九、三十、三十一军为第一梯队。其中，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以苍溪以南之塔子山附近为突破口，消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方向进攻，并协同第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之敌；第三十一军从苍溪口以北鸳溪口突破，而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以打击邓锡侯部和阻击甘南之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第九军于阆中以北涧溪口为突破口，尔后以一部协助第三十军发展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第二梯队的任务由第四军担任，除相机支援第一梯队消灭沿江之敌外，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九军消灭南部守敌，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红四方面军炮兵团配置于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第三十军强渡。上述计划一经实现，即以主力向涪江沿岸推进。 [4]
各部队根据总指挥部的部署，立即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是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根据方面军的指示，各部队政治部以组织报告会、学习文件、座谈讨论等各种形式，反复阐明渡江作战的意义，解除各种思想顾虑，树立坚决、勇敢、顽强和突得破、守得住、彻底消灭敌人的思想。
二是动员各种力量赶造渡船。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船又被敌人掠至西岸。川陕根据地的人民在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动员下，给予了热情的支援，按期把七十只船和三座竹扎便桥制造成功，还在船舷上写着“奋勇杀敌，争取早日革命成功”的字样。 [5]
三是开展紧张艰苦的水上练兵。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部队，在王渡场利用嘉陵江东侧的支流东河（又名宋江）展开水上练兵，学习操船、泅水等技术，演习登陆突破、巩固登陆场等战术动作。部队还请王渡船工工会秘书、优秀木船驾长母选恩参加训练红军水手的工作。另外，方面军还组成了专门担负造船、架桥任务的水兵连，进行步兵水兵协同训练。
除此以外，各渡江部队还对敌情、道路、地形等进行了周密的侦察，并通过起义投诚的敌军士兵详细了解敌人江防部署。从而使红四方面军基本上掌握了对岸敌人的情况，为战役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月二十八日，前线指挥部向渡江部队发出“急袭渡江”的命令，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进入前线指挥部亲自指挥。
当夜，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于塔子山附近以神速秘密的动作渡江，直至迫近对岸敌始发觉。趁敌火力还未展开，红军在塔子山炮兵阵地上的数十门火炮和几十挺机枪立即向敌人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部队胜利登岸。突击部队登岸后，全歼守敌一个营，击毙敌团长陈登朴，又击退左右两翼之敌的反击，巩固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场一带滩头阵地。二十九日拂晓，第八十八师后续两个团渡江投入战斗，攻占了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从阆中后撤之第二师第五旅，敌向盐亭方向逃窜。同时，第三十一军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刘汉雄部一个旅。第九军也于阆中以北渡过嘉陵江，三十一日攻克阆中，守敌逃向盐亭。
第一梯队占领沿江要点后，迅速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进攻；第二梯队第四军也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左翼第九军一部在第四军一部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于四月二日攻占南部县城，歼敌李炜如部三个团；右翼第三十一军击溃刘汉雄部后，迅速向剑门关推进；中路第三十军及第九军另一部于三月三十一日占领剑阁，以第八十九师控制该城，以第八十八师向东北疾进，协同第三十一军进攻剑门关。
剑门关横亘剑阁、昭化之间，是剑门山上的隘口。它扼川陕大道，地势险要，人谓“一关失，半川没”，“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和敌人江防重点支撑点。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四个团和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分别进抵剑门关下发起进攻，与敌激战半日，全歼守敌刁文俊部三个团，一举占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接着，第三十一军和第三十军各一部乘胜于四月三日攻克昭化，歼敌一个团。
至此，敌人沿江防线被摧毁殆尽，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四百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遂告胜利结束。
为此，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因“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事宽容”， [6] 被蒋介石撤职查办，由副军长孙震代理，其残部纷纷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令“各县城市镇，亟应相度形势，构筑碉堡，并屯积粮食，准备死守待援。” [7] 邓部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胡宗南部仍在碧口、松潘一线。
红四方面为取得战役的全胜，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据此，即令第三十一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令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南下，以保障右侧安全；令第九军、三十军和四军主力分别向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这样，强渡嘉陵江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了。
四月十日，第九军过涪江，包围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前锋直迫中坝。红军这一攻势，震动成都，威胁绵阳。接着，第四军攻占了梓潼。邓锡侯慌忙拼凑十个团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增援江油，以保障成都安全。红军得此消息，遂以第九军第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集中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及第四军十、十二师各一部布于江油以南，打敌援兵。打援部队经十四日、十五日两天战斗，将援敌全部击溃，歼其四个团，俘敌三千余人，乘胜攻占中坝、彰明。
在此期间，向西北挺进的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于四月十日攻克青川，继在青川以北川甘交界之摩天岭歼胡宗南部一个营，十四日攻克平武。塔子山战斗后，第四军一部乘胜西向，于二十一日攻克北川城。至此，强渡嘉陵江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总计歼敌十二个多团约一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八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成为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的典范战例。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土门战役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攻，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在西进岷江流域中发动的一次重要战役。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蒋介石为防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重新调兵遣将，积极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以从苍溪、南部尾追红军西来之刘湘主力王缵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攻；以邓锡侯和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胡宗南部则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企图配合上述诸敌左、右两纵队实施南北夹击。此外，退缩到广元以北之邓锡侯另一部，由广元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之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防止红军东返；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出。 [8] 敌人几面逼来，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已不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渡嘉陵江西进初期的胜利局面。由于放弃了根据地，并继续向西退却，处境十分被动。
五月初，中央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甩掉尾追之敌，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准备向西康省东南部（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在江油附近召集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以北川一带地区为据点，向川西北、甘南、西康东部一带地区发展，形成一个川康根据地。” [9] 西进方针由此确定下来。根据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计划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为此，针对敌人的部署，首先采取向南进攻，夺取有利阵地，造成南打成都的态势，调动川军于安（县）、绵（阳）一带，以利乘虚西进的行动步骤。
一九三五年五月，红四方面军抢占北川河谷南岸地区，夺取千佛山、佛泉山等险要阵地。红军向南压迫川军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吸引了川军主力于安绵一线，为红军避实就虚，进占岷江上游地区造成了有利条件（此时灌县以上之岷江地区，除有邓锡侯之陶凯部八个团在土门一带设防外，几乎没有什么正规部队）；另一方面为红军突破土门封锁线构筑了一道良好的左翼屏障，消除了战略行动的侧翼威胁，使数万大军得以顺利西进。
向南胁敌目的达到后，红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突破川军土门封锁线的攻击行动。
土门地处茂县东部，北川西出，有隘道沿土门河、越土地岭到达茂县，是涪、岷两江上游地区之主要通道，土门适扼其冲。八万红四方面军官兵欲由涪江地区顺利西进岷江流域，舍此道别无他途。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占领涪江上游地区后，身兼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屯殖督办之职的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为保其防区，即筹划构筑土门封锁线。他任命张瑞图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匪”司令，统一指挥屯区内的屯殖军、民防团队、土司兵；又于四月二十八日任命第二十八军五师副师长兼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匪”指挥、第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指挥，抽调八个团赶往土门封锁隘路。四月底，陶凯所部除二十五团两个营外，全部到达土门及土地岭地区，并按陶凯之布置进行梯次纵深设防。其防守情况大致如下：北起片口场，沿青片河而南，经墩上过土门河沿何家沟至西大垭口为第一封锁线，由张瑞图指挥的屯殖军团、松茂的部分地方团队、北川县长李国祥率领的民防团残部以及第二十八军十五旅三十团（团长钟应五）据守。北起老水洞，经赤土坡、七里包，过土门河至观音梁子为第二封锁线，此为主要阵地，由陈郁文的第三团、郭洪典的第十五团、陈畴九的第十九团、邓雨初的第二十六团和第十团二营（营长张光斗）、第二十五团三营（营长古友君）据守。陶凯本人在土门居中指挥。土地岭、水茶店一带为第三封锁线，由黄绍猷率领赵云霖的第七团、陈永昌的第十团（缺第二营）驻守。同时，控制屯殖军马队于干沟附近。 [10] 以八个步兵团辅以近万地方武装封锁土门隘路，在邓锡侯看来，即使红军来攻，也可负隅自固。
红四方面军在向南佯攻威州行动中，于五月一日打破了陶凯的第一道封锁线，占领了墩上。在抢占阵地、吸引敌人的目的达到后，红军立即向土门封锁线发起了全面进攻。
五月十二日，红九军、三十军主力由北川西进，翻山越岭，直抢土门。沿途多原始森林，人烟稀少，我军经激烈战斗，攻占了佛字顶。同时，第三十一军一部由墩上出击，于十三日攻克桃坪。五月十四日拂晓，红四方面军以第九军、三十军和三十一军一部，分左、中、右二路，向土门发起总攻。在川军主阵地的右翼，红九军、三十军各一部用两翼包抄战术，经四个小时激战，夺得了观音梁子高地；在歼灭守敌之后，又直捣土门以西之雨淋磴。同时，另一部红军对敌主阵地左翼之两营实施各个击破，首先歼灭了据守赤土坡之张光斗营，接着又歼古友君营，乘胜向前，抄出大沟口，协同右翼包抄部队将土门陶凯指挥部在内的敌四个团紧紧包围。在我军的猛攻之下，敌土门防线土崩瓦解，红军于当日占领土门、干沟，并乘胜追击。十五日，红军胜利占领茂县。红军夺取土门后，敌人进行反扑。十五日晚，刘湘电令王缵绪：“亲率四个旅由大石坝、鹦哥嘴向观音梁、土门进攻。同时，茶坪正面猛向大垭口攻击。” [11] 同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电令刘湘等一、二、六路军重整旗鼓，限五月十七日反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到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企图阻止红四方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在安县会商，决定于十八日以近三十个团的兵力发起进攻。十八日，红军在大垭口重创王缵绪部刘兆黎第三旅，击毙其第九团团长王三友，敌攻击受挫。二十二日，蒋介石判断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西去与中央红军会合，命令邓锡侯、孙震、王缵绪停止向北川、土门攻击，改取守势，筑碉固守。尔后，红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和红三十三军，在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下，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在完成掩护和牵制任务后，于六月中旬由东至西逐次撤出阵地，七月十四日全部撤离。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的一次重要战役。从一九三五年四月底到五月二十二日，敌在该地区先后投入兵力约二十个旅，被红四方面军歼灭一万余人。 [12] 此役为保障红四方面军西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王清魁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包座战斗
包座战斗，是红一、四方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后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战斗。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党中央率红一、四方面军右路军历尽艰辛，越过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在这里，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会议根据党的北上方针和陕甘之敌守备薄弱的情况，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红军欲北出甘南，则必须通过包座。
包座位于松潘以北之包座河畔，有上、下包座之分。由南向北的包座河水流湍急，两岸山高坡陡，多为森林覆盖。它地扼松（潘）、甘（南）故道要冲，是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线。为防止红军东进北上，胡宗南派其补充第一师的一个团在包座南北之大戒寺、求吉寺、救济寺凭险据守同时，又令其第四十九师于二十七日从漳腊向包座增援。 [13] 为开辟前进道路，党中央、毛泽东决定歼灭当面之敌，夺取包座。徐向前和陈昌浩考虑第一军和第三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首先消灭包座守敌，控制要点，然后集中兵力打援。其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两个团和八十九师另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地区，相机打援；以四军十师攻打位于包座以北约十公里的求吉寺；以四军主力控制各要道，随时准备消灭来犯之敌；以一军作预备队，集结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并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 [14]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红四军十师在师长王友钧的率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抵近求吉寺，突然向敌人发动猛攻。该师首先消灭外围守敌，夺取了敌外围的几个要点，残敌逐渐龟缩在求吉寺内。敌团长康庆自八月二十三日率该团主力进驻求吉寺后，便积极备战，修筑了坚固的碉堡、工事，屯集了大批粮食。红十师发动攻势后，康庆见外围据点渐次丢失，乃将部队收回于求吉寺，企图凭借寺院的工事和储粮死命顽抗，并伺机反扑。红十师师长王友钧见状，身先士卒，亲自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人猛烈扫射，不幸中弹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15] 在王师长英勇精神的鼓舞下，进攻部队英勇歼敌一个多营，占领了求吉寺。
在红十师与下包座守敌展开激战的同时，红三十军也与上包座守敌及援敌展开了英勇的拚杀。
八月二十九日，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向上包座守敌驻地大戒寺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歼敌两个连，残敌退据大戒寺后山碉堡顽抗待援。
八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半，伍诚仁率敌四十九师抵达距上包座约三十里之松林口。该敌原属第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后为蒋介石所并，委派黄埔军校毕业的伍诚仁为师长。该师之装备虽劣于胡宗南之第一师，但远强于红军，且几经沙场，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为了与上包座守敌会合，伍诚仁当即令其第二九一团附二九四团一营迅速前进，占领包座河西岸高地，掩护师主力前进；第二九四团（缺一营）向上包座、大戒寺进攻；第二八九团和师直属队为总预备队，相机行动。
针对具体情况，经过反复研究，红三十军首长决定以二六四团继续围攻包座，将军主力布置在援敌必经之地——西面山上，并以小部兵力控制东山制高点，诱敌主力进入我伏击圈后再出击，将其歼灭。 [16]
三十日夜，敌先头部队二九四团（缺一营）进抵大戒寺南。为诱使援敌全部进入我伏击圈内，红二六四团略予抵抗，即奉命撤至大戒寺东北。当夜，敌进至大戒寺，伍诚仁命令部队“向前面之匪攻击前进”。
三十一日上午，敌向我发起全面进攻。一开始，敌人非常狡猾，怕中伏击，先以一部分兵力搜索前进，待与我军接触后，先以局部战斗夺占有利地形，主力再继续前进。红三十军首长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将主力在山上隐蔽好，以正面的二六六团进行节节抗击，继续诱敌深入。二六六团奉命在一些次要的山头上进行抗击，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后，再步步后撤。因我军隐蔽很好，敌人摸不清我军情况，加之离包座只有十几里路了，敌人急于向包座推进，迅速地全部进入了我伏击圈中。
在与敌节节抗击中，根据观察，红军指战员发现敌人的作战特点是：小集团（连、排）战斗打得相当灵活和顽强；火力很强，每次冲锋时，都有轻重机枪掩护，并有迫击炮、小炮轰击我阵地前沿和纵深。针对敌人的这种特点，我军决定采取多梯次的疏开队形进攻，并集中火力猛攻敌人的一点。
三十一日下午三时，隐蔽在两侧山上的红三十军主力，在敌四十九师主力进入我预定伏击圈的情况下，同时向敌发起猛攻。顿时，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动山谷，战斗就在六七里长的范围内展开了。敌遭我突然袭击，急忙抢占山包，利用树林作掩护，拚命进行反击；红二六八团如一把钢刀勇猛地插入敌人中间，将敌人斩成三段。该团一次次地击退了敌人的凶狠夹击，每个山头都和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我军用仅有的几十发炮弹轰击群集的敌人，战士们则以手榴弹和刺刀同敌人英勇拚杀。接着，红二六三团在二六八团的协助下，猛攻位于包座河西北端之敌二九一团，仅用一个小时，即将该敌歼灭。随后，红二六三团转向攻击位于南面之敌三八九团，红二六七团向敌左翼迂回，断敌退路。红二六四团由正面进攻沿包座河东岸北犯之敌二九四团。 [17]
敌师长伍诚仁见情况危急，再三急电胡宗南呼救，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小时，我军将敌四十九师大部歼灭；困守大戒寺后山碉堡之敌二百余人，也在红军的政治攻势下全部投降，包座为红军所占领。包座战斗胜利结束。
包座之战，共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伤）以下官兵四千余人，俘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共一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五十余挺以及大批粮食、牛羊。 [18] 这次战斗，打掉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于雪山草地的恶毒计划。这一仗，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作出了重大贡献。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张国焘另立中央
红一、四方面军右路军北出草地，取得包座战役的胜利之后，出现了一个有利于红军北出甘南的形势。然而，身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张国焘，抗拒执行中央指令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拒不引兵东指北上，并要求红军南下。中共中央为着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排除干扰，率第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先行北上。此后，张国焘竟然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包座战斗之后，部署在松潘、漳腊一带的胡宗南部因其主力四十九师被歼，不敢再孤军北进。胡宗南在接到该师师长伍诚仁的求救急电后三天才派一个旅前往增援，该旅因怕被歼，中途又折回松潘。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绕道文县开赴西固堵截红军，但行程千里，到达需时，而且胡宗南又要等待薛岳所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则远在徽县、两当。这时，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的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右路军出草地到达巴西、包座地区后，离岷州只有五六天行程，且沿途多为汉人区，路大、粮多、房多。在此情况下，如果执行中央指示，左路军能迅速向东与右路军靠拢，集中全力向东北挺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党中央还在草地行军中，即致电张国焘，再次阐述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坚令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前进。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红五军、红九十三师先后由查理寺地区出发；三十日，红二十五师和红军总部亦分别由阿坝和查理寺向东北前进。三十一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倪志亮、周纯全，命令左路军第二纵队北进，准备向右路军靠拢，同时，率第一纵队向班佑移动。
但是，张国焘实际上仍不愿意放弃西进或南下的方针，更不同意党中央关于两路军集中北进，创造陕甘苏区的部署。九月一日，左路军第一纵队和红军总部东进到噶曲河（白河），因水大而受阻。三日，张国焘排斥朱德、刘伯承的正确意见，借口河水大涨不能渡河，强行率部西返。张国焘还致电中央，明确反对北上方针，称：“（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19] 张国焘致电中央后，立即重新部署左路军的行动，电令倪志亮、周纯全率第二纵队就地筹粮待命。
同时，张国焘要求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九月八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20] 张国焘于当日复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徐、陈深感事关重大，经商议后将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立即进行了讨论，并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明确提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速下决心改道北进。” [21] 九日，中央再电张国焘，严令其速即率部北上。电称：“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22] 同日，张国焘则电复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反对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声称：“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均优于夏、洮、邛、大更好。”他提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强调“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23] 接到张国焘的电令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在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命令的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果断地决定率第一、三军先行北上，速出甘南，并于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决定。
九月十三日，张国焘以川康省委名义，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南下行动方针，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者，非难中央路线，批评党中央率一、三军北上是分裂逃跑，并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围攻。最后，会议不顾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张国焘为了从客观条件上否定中央北上方针，说明南下的正确，便在决议中说：“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的兵力，同时地形、天候、物质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决议指责党中央及其路线：“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决议认为，只有南进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并“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决议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予以纪律制裁，使全党团结像一个人一样。” [24] 张国焘企图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其所谓“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制定颁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提出了南进战略方针。计划说：“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都大大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进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的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北进显然是不利的。”计划认为，南进是非常有利的、可能的。“我们南进，前面的敌人是川敌残部，过去都被主力红军打垮过，火力差，士气低落，战斗力薄弱，这使我们能够顺利地消灭川敌残部。在南进地区中，人口稠密，好扩大红军，物产丰富，可充实红军物质上的供给，这就使我们能够顺利地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我们的力量来消灭蒋介石主力。”据此，计划提出：“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 [25] 为了保障南进战略方针的实现，计划还就部队内的动员、战时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白兵工作、克服物质上的困难等问题，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
就在《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制订的同时，在包座、班佑地区的第四、三十军已奉命向南行动。经过了几天又一次艰苦的草地行军，红三十军、四军相继于九月十七日、十八日返回毛儿盖。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向卓克基、松岗一带移动。这时，时近深秋，秋风瑟瑟，战士们衣单鞋破，粮食更为缺乏，许多红军指战员又被草地极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九月中下旬，驻在阿坝一带的左路军第一纵队大部奉命南返，经查理寺后兵分两路：一部经四寨、卡尔古、大藏寺到脚木足（即卓木碉，今马尔康县白莎寨）一带，总部随此路行动；一部经安坝、草登，到达松岗。到九月底，南返红军会合了留守后方的左路军第二纵队。此时，红四方面军紧紧控制着阿坝、查理寺、雅尔都、松岗、党坝、马尔康、卓克基、马塘、壤口等地区，主力则集结于马塘、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党坝一线，并完成了向南进攻的准备工作。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庙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张国焘在会上再次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声称这样的中央不堪担负领导中国革命之大任，并发动一些人对中央“向北逃跑”再次进行声讨。会上，张国焘还提出，应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最后，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团的中央”等，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26] 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国焘抗拒中央指示，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至于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分散了刚刚会合的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破坏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从而极大削弱了党和红军北上创建抗日根据地和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力量，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中共中央文件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绥崇丹懋战役
绥崇丹懋战役是张国焘为贯彻其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组织红四方面军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地区发起的一场战役。
一九三五年九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岗、党坝一带。敌人立即沿大小金川布防，其具体部署是：刘文辉第二十四军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之绥靖、崇化（今安宁）、丹巴一线；杨森第二十军四个旅另一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之懋功、抚边、达维一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一个团驻守抚边以东之日隆关等地。 [27] 敌军各部在上述地区积极构筑碉堡，企图用“碉堡战术”对红军实行严密封锁，并凭借高山峡谷，阻止红军南下。针对敌兵力部署，张国焘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
《计划》提出：“我军主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并扼上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略取目的地。” [28]
《计划》将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和左侧支队。右纵队由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五军共八个团编成，王树声任司令员，詹才芳任政委。该纵队的任务是：于十月八日由观音桥出动，经卓斯甲，于十二日攻占绥靖，十六日取得丹巴。然后，除五军留下守备外，其主力向懋功或汗牛行动。左纵队由四军、三十军、九军二十七师（缺七十九团）、三十二军共十六个团编成，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该纵队的任务是：十月十日由党坝出动，与右纵队隔大金川相呼应，一部于十三日攻取崇化，十六日取懋功；另一部则取道得胜梯、万里城山，出抚边大道，截断消灭懋功、两河口中间之敌，以助攻懋功，并查明由抚边经别思满沟出将军碑、达维的道路。左侧支队由九军二十七师之七十九团和三十三军共四个团编成，罗南辉任司令员，张广才任政委。该支队的任务是：以一个团驻守梦笔山，两个营分守鹧鸪山及马塘要点，并出支队向尽头寨方向游击，主力则控制于卓克基一带策应。 [29]
战役计划发布后，部队立即开始了行动。
十月八日午后，右纵队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在观音桥下游三十公里处乘船向西强渡，由于受敌猛烈堵击，未能奏效。九日夜，七十四团改由观音桥上游半公里处乘木筏偷渡。此处对岸皆为悬崖峭壁，故而敌疏于防守。红军一举偷渡成功，即向敌据点猛袭。敌人见红军已经渡河，以为是天降神兵，惊惶无比，纷纷向深山老林中溃逃，七十四团迅速向周山进击。十一日晚，红军攻克卓斯甲。
由于右纵队主力在战役开始之时分离太远，以致战役开始后数日内尚不能集中并投入战斗。红军总部立即调整部署：令左纵队之第四军西渡大金川，沿西岸袭取绥靖、丹巴；三十军由大金川东岸进占崇化转攻懋功；二十七师向两河口、达维攻击。
十月九日夜，红四军由党坝西渡大金川。当时党坝对岸有敌余松琳旅两个营及绥崇游击司令杜铁樵的反动武装数百人及部分寨兵近二千人防守。党坝一带多茂密山林，利于红军隐蔽。早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之初，驻党坝一带的部队便利用夜幕掩护，造小木船七条及木筏若干，隐匿于林中。九日夜晚，红军首先在党坝上游三华里处将扎有草人、挂有马灯的木筏推到河中，并向西岸射击。木筏顺流而下，吸引了敌人的主要火力。同时，红四军一部乘隙在党坝麻壤乘船偷渡，击溃西岸寨兵，摧毁敌几个碉堡，夺得西岸滩头阵地。当敌发觉红军已在上游渡河成功后，忙向西逃窜。红四军大部渡河后，立即组织力量向绥靖前进。据守绥靖之敌一个团，见红军由北向南席卷而来，势如破竹，自料难守，遂向丹巴逃跑。红四军于十二日夜间进占绥靖后，主力稍事休息，即猛进丹巴，经巴底、巴旺，于十六日进占丹巴县城。
在红四军西渡大金川的同时，三十军也沿东岸向南进攻。十日，红军采取迂回战术，在得胜梯附近歼敌三百余名。次日，红军经过四次进攻，又击溃据守咯尔丹斯之敌一个团。红军乘胜南追，于十二日夜在梅花山全歼守敌一个连。十三日晨，三十军在崇化以北之草坪遭到敌张行团及部分地方反动武装的阻击。红军派出的左侧迂回部队因故未能按时到达，遂从正面强攻；敌据险死守，拚死抵抗；激战至午，红军加强攻势，敌力不支，大部向南逃跑。红军在战斗中歼敌二百余人，俘获一百余人。十月十五日，三十军顺利占领几乎成为无人之境的崇化屯。
在三十军占领崇化的同时，九军政委陈海松率第二十七师之八十、八十一团于十五日夜向两河口发起了进攻。敌杨森部团务精练司令向廷瑞率两河口的曾彦臣团和陈亮团仓猝应战，指挥混乱；而具有夜战特长的红军不断向敌进攻，历三个小时，将敌全部击溃，并星夜追击，于十七日下午攻克抚边。驻守抚边的杨汉域第三混成旅一部逃向懋功，向廷瑞部则渡抚边河后毁桥逃往达维。两天后，红军在抚边河上架桥告成，即派一部迂回包抄敌第四混成旅驻守火药坪之一个团，歼敌营余。继之，红八十、八十一团入别思满沟向达维猛进。十九日，红军一举夺得官寨桥、日尔寨，切断了懋功通往达维的道路。当夜，八十一团乘胜攻进达维。此时，敌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正在呼呼大睡，闻枪声骤起，立即逃奔。红军攻占达维后，兵分两路：一路抄懋功后路，歼敌两个营；另一路追高敌上夹金山，击溃山上敌第十团，并击退山下由懋功小路退来的敌第三混成旅一个团，取得了夹金山。紧接着，红二十七师又以大部向东进攻，于二十二日在日隆关将据守该地的邓锡侯部李勋伯团击溃，歼敌一个连，占领日隆要镇。接着，红军乘胜追击，经巴郎山、邓生，直抵三道桥，沿途再创李团。其后，二十七师遂与邓锡侯之李硕、牛浓春团相持于牛头山。
红三十军占领崇化后，即分两路挥师东进懋功：一路由三岔沟到新格宗，一路由崇德沟到八家寨。红八十九师在攻占了喇嘛桥、卡垭桥后，于十月二十日晚向懋功城进攻。敌旅长杨汉域、李朝信获悉达维已为红军所占，深恐被夹击围歼，乃率第三、第四混成旅大部溃退美诺沟，再翻夹金山逃往宝兴。红八十九师在歼敌一部后，于当夜占领懋功县城。
历时十余日的绥崇丹懋战役总计击溃敌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 [30] 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所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四方面军将士在两过雪山草地、减员很大且未得休整的情况下，仍能克服重重困难，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王清魁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
在取得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后，张国焘企图开辟川康根据地，又组织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绥崇丹懋战役后，红军继续南下，成都震动，敌人急忙再次调整部署：以刘文辉第二十四军防守金汤及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第二十军防守宝兴至大硗碛一线；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之模范师九个团集中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十八个团向西增援。 [31]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张国焘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决定以红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以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由丹巴经金汤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红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以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李先念为纵队政委，抢占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方向发展；以第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由该军政委陈海松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另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番，占领威州。 [32] 这一部署，以主力夺取天、芦、名、雅、邛、大等县为目的，对康定、汉源、荥经、灌县方向则采取佯攻姿态，以配合主力行动。
十月二十四日，我军以神速的动作翻越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守敌发动猛攻。十一月一日，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击溃杨森部之第一、五、六旅，乘胜进占灵关镇；接着又连续打垮刘湘教导师之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红军自翻越夹金山至此，沿途总计俘敌一千五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千余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子弹无数。 [33] 红军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取得了翻越夹金山进入雅安地区的第一次胜利。在中纵队乘胜进击之时，左、右两纵队亦从两翼日夜兼程疾进。十一月七日，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灭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锋逼近邛崃县境。右纵队胜利攻克金汤镇，而后即向天全发展进攻。
天全分新旧两城，城周多为悬岩陡壁，地势险峻，是去泸定、康定的要隘。天全守敌是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较强，又有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作依托，敌师长郭勋祺曾夸下海口：“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越天全。” [34] 可见，攻打天全将是一场硬仗。
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右纵队决定红四军由金汤翻越夹金山，直取紫石关和天全。红四军以药农为向导，一昼夜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神速飞抵紫石关；守敌二十四军袁国瑞旅惊慌失措，或狼狈逃窜，或举枪投降，红军顺利突破紫石关。红十二师奉命尾追溃敌，相机夺取天全；天全守敌占据有利地形，拚命顽抗，红十二师连续几次冲锋均未奏效。红四军军长许世友见地形于我不利，暂停进攻，决定改派精悍的小部队从侧翼夜摸偷袭。深夜，红十二师突击队向天全西侧的大岗山南麓偷袭成功。红十一、十二师迅速徒涉小河，向河东岸守敌猛攻，夺取了大岗山南麓阵地。同时，红十师夜涉天全河，袭取城南浮桥，猛攻天全，突入城内，占领了“模范师”师部。 [35] 十一月十日，红军攻占天全。
右纵队占领天全后，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芦山守敌教导师被红军包围，急坏了刘湘，他急令驻名山地区的独立旅赶往增援，遭红九军、三十军各一部钳击，被全歼。随后，红军又在名山西北之五家口镇全歼守敌一个团。芦山守敌见状，弃城逃窜。十二日，红军攻占芦山。
这一阶段作战，红军毙伤俘敌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并攻占了懋功以南、青衣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随后，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十一月十二日，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南下的情况下，党中央来电指示：“……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36]
红军在天全、芦山取胜后，即迅速向名山、邛崃猛进。刘湘最精锐的部队——郭勋祺模范师、杨国祯教导师被红军打垮，向川西平原溃败，使蒋介石、刘湘、四川各军阀和整个川西的地主豪绅都十分震惊，眼看其政治心脏——成都受到威胁，他们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刘湘的心情更是焦急，他的“重在防堵”的部署被完全突破了，阻止红军于天全、芦山以西的计划完全破灭了。刘湘急向川中军阀呼救，号召大家“同舟共济”，并亲临邛崃前线设立行营指挥。他纠集了一切可能抽调的川军围堵红军以保障成都平原。刘湘还组织地主、土匪、袍哥武装，组成“神兵”，动员一切封建恶势力参战。此时，敌人已经集中了八十多个团，总计二十多万兵力，企图在邛崃、名山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刘湘和四川各路军阀都深感危及存亡，只有倾巢出动与红军一拚，方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红四方面军决心从名山和邛崃间的通道上实施夜袭突破，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进而围攻名山，吸引打击邛崃援敌，相机发展攻势，打到岷江西岸，控制青衣江以北、岷江以西、邛崃以南的三角地带。
十一月十三日，红四方面军以中纵队全部及右纵队第四军集中十五个团的兵力，从五家口镇向朱家场、太和场守敌发动进攻，击溃敌暂编第二师两个团；十四日占领朱家场、太和场；十六日攻克名山、东北要镇百丈，打退敌六个旅的反扑，随即沿百丈通邛崃大路攻击前进，至下午四时，相继占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
刘湘集中优势兵力，奖以高额奖金，诱以加官晋爵，驱使部队拚命反扑；他还以二十块大洋一人的代价，挑选亡命之徒组成“敢死队”。我军的凌厉攻势很快在优势敌人的拚死阻击下受挫。十一月十九日拂晓，敌人组织了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红军百丈地区阵地发动“总攻”。刘湘组织这次战斗是为保卫他的统治心脏——成都而战，势在必拚。这次战斗，敌人表现了少见的凶猛，先以大炮轰、飞机炸，继以十几个旅轮番进攻；先是整连整营的冲锋，后来发展为整团整旅的冲锋，甚至几个旅一块齐头并进。
百丈，位于雅安通往成都的公路上，周围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地形开阔，无险可据。幸好，敌人修筑的用以堵截红军的碉堡工事，这次正好反过来作了红军抗击敌人反扑之用。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红军指战员们异常英勇，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予敌以重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但是，最后终因寡不敌众，百丈阵地被敌突破，红军在激战中伤亡近万，主力受挫。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已使红四方面军陷入困境，敌援军又纷至沓来。十一月二十一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出决定：不在名山、邛崃、大邑阵地上与敌拚消耗，全线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台山、五家口至莲花山一线山地扼险防守。 [37] 红军即于当日撤出百丈，向新店、万古退却。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历时十八个昼夜，仗愈打愈大，是南下以来最剧烈的一次战役。战斗中，广大红军指战员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日夜奋战，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搏斗，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局部胜利，但未能取得决定性的全局胜利，没能挽回局面。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王清魁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失败
张国焘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使红四方面军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局面。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全国政治形势也在急剧变化，党中央为了谋求党内团结，以便一致对敌，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又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南下方针的错误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张国焘最终不得不放弃南下方针，率部向西北转移。
红四方面军在百丈一役失利，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此后不久，敌人便以重兵向南下红军步步进逼，企图将南下红军一举剿灭，以解心腹之患。此时，敌人基本兵力部署情况是：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南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向南面之雅安和天全地区集结；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则位于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 [38] 上述各敌大量修筑碉堡，加紧封锁，准备伺机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对敌进攻虽猛力抵抗、顽强拚杀，取得了一些局部性的胜利，但在强敌封锁之下，东进、南出均不可能，处境极为困难。
这个时期，红四方面军和随军行动的原川陕党政机关，在开辟地方工作方面曾做了很大的努力。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先后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组织了大金独立第一师和第二师及宝兴、芦山两个独立团，并发动群众进行了一些支援战争的工作。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红军的第一支藏族武装——大金独立第二师。在我地方党的领导和主力红军的帮助下，川西大金川、丹巴一带的藏族头人马骏于一九三六年春拉起了一支队伍，红军总部授予其“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番号，任命马骏为师长、金仕伯为副师长；下辖两个团，计二千多人，其中多数是藏族同胞，他们强壮骠悍、能骑善射、作战骁勇。该师一半是骑兵，装备了三百多支步枪，其余是大刀、长予，担负着丹巴地区西起绥靖、东至党岭山约三百公里交通线的警戒任务。 [39] 为了巩固、提高这支武装力量的素质，红四方面军还抽调了一百多名红军干部到该师任职。一九三五年中旬，红四方面军还在金川地区帮助藏族人民成立了格勒得沙革命政府。
但是，由于历史、地理等各种原因，在这些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十分困难。这些地区多为藏族聚居区和汉藏杂居区，情况非常复杂；加以历代反动政府长期的大汉族主义统治，民族之间的隔阂甚深；大军云集，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与民争粮”的矛盾；而藏族上层分子，不仅组织反动武装反对红军，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煽动和威胁群众不与红军合作。因此，红军不可能在这一带形成一个根据地。并且，这个地区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数万大军在此辗转作战，更难以满足兵员、粮食和被装补给的要求。部队经常以野草、土豆充饥，最好的时候也只能每日吃到两稀一干。当地虽有一些群众参加红军，但补充不了红军由于战斗和疾病的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减。当地不产棉花，部队不得不以棕榈制成衣服来抵御高原隆冬的严寒。这一切说明了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徐向前说得好：“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的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40]
与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造成的困难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取得了重大胜利。张国焘曾断言，中央“率孤军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 [41] 然而，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红一、三军在中央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接着，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使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红军不断壮大。一年来的艰苦经历和铁的事实，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逐步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是条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特别是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等同志坚决主张北上同党中央会合。为了继续贯彻南下的错误方针，张国焘竟然压制和封锁党中央在陕北的消息。对此，徐向前针锋相对地指出：“红军打了胜仗，必须向部队、向群众宣传，鼓舞士气。” [42] 因此，陕北红军胜利的消息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发行的《红色战场》报上连续刊载，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不少人窃窃议论：“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 [43]
党中央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新高潮。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党中央及时地将会议的重要内容电告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当党中央得悉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即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三日电令其立即取消这一反党的非法组织。二十二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成立第二中央的倾向，无疑是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并公布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的决定，让全党了解事实的真相，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限。
同时，中央还利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代表张浩（林育英）回国的有利条件，决定让他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44] 他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要求张国焘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和党中央会合。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当头一棒，也促使陈昌浩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陷于孤立，朱德、徐向前等趁机做他的工作，他们主张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为了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个过渡性办法，这边可组成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个办法张国焘愿意接受，中央也表示同意。随后，张浩即电示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而张国焘南下碰壁，感觉到此路不通，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即策划实施，请他转达共产国际。” [45]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央十二月决议要点。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一致拥护中央十二月决议要点。此时，中央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北上陕甘；就地发展；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红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而定。 [46]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一致赞同第一方案。张国焘同意北上方案，并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党中央，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 [47]
二月初，红四方面军所集结的天全、芦山地区形势日益严重。敌集中了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开始向天、芦地区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处于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部队得不到补充的困境，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所以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遂告失败。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西进甘孜
张国焘南下方针宣告失败以后，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西进甘孜。
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集结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遭敌大举进犯。红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依托，部队得不到补充，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遂于二月上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计划指出：红四方面军“决以一部位邓生、硗碛、达维、抚边钳制东南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推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发展。” [48] 要求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和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分别位于盐井坪、硗碛、邓生、达维、抚边一线，并以一部向牛头山佯动，钳制东南两方之敌，掩护后方机关向西转移；红三十军、四军、九军二十五师与驻丹巴之红五军配合，大部出泰宁、毛牛村，消灭敌李抱冰在毛牛村、大炮山一线的两个团，然后进击康定，以消灭康定之国民党军，确占康定，控制康区东部门户；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和红三十二军进取康定的金汤、鱼通，然后设法南越大渡河，截断李抱冰两个团的退路，配合主力进攻康定，并警戒天全、泸定之敌。 [49] 战役计划发布之后，红四方面军立即进行紧急动员，作西进康北的各种准备。
康区，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结合部，习惯上分为康东、康南和康北。康东、康南深川密布、雪岭横列；康北则是一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茫茫高原。整个康区，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出产不丰。鉴于康区这种自然条件，国民党在康区的防守兵力极为薄弱，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康定、泸定一带，实际上在康区防堵红军，就只有依靠藏族地方武装。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为了防堵红军，就给康区最大的封建土司德格土司加官晋爵，除原任的“德格民兵第一营中校营长”外，另加封为“五县民兵督察长”。同时，蒋介石以“共匪末路，恐其窜入青康”为由，电令“藏军应随时防堵，与追剿各军切取联络”。西藏地方政府深恐红军由康入藏，也怕国民党中央军趁机而来，急忙向蒋介石表示：“已饬藏江东防守官兵协同中央各军互相联络，加意戒备堵剿，并正筹划添调藏军赴前敌追剿。” [50] 青海军阀马步芳亦奉蒋介石电令，于玉树经果洛白玉寺至甘肃的临潭一线设防，堵截红军。国民党在整个康区的防务，实际上是东拼西凑，没有多少正规兵力。
一九三六年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康道炉战役计划》，陆续撤离天、芦、宝地区，第二次翻越夹金山，向康北进发。
夹金山海拔三千多米，位于宝兴与懋功之间，是天、芦、宝至懋功的必经之道。一九三五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就翻越了一次夹金山。但是，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是在隆冬季节，这时夹金山的风雪更大，气候更寒冷恶劣，行军也更困难。当地老百姓在冬天都不翻越夹金山。“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正是隆冬季节夹金山艰险的写照。但是，英勇的红军部队仍然冒着风雪，顶着严寒，以惊人的意志翻越了夹金山，迈出了西进的第一步。
红四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后，主力经达维、懋功进入丹巴。以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留巴郎山、头道桥、达维一线，警戒东南方向之敌，掩护主力西进。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以红三十军为先头部队，陆续从丹巴西进道孚。由于在丹巴与道孚必经之道上的丹东土司的武装已被红军击溃，故沿途没有受到地方反动武装的阻击。但此时红军又面临着横亘于丹巴和道孚之间的党岭大雪山的阻碍。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中所面临的最大的一座雪山。它位于青藏高原，海拔五千多米，即使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山顶积雪也依然存在；进入寒冷的冬季，更是朔风凛冽，一派冰雪世界，气温可低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当地的藏族群众因它高大、险峻、气候恶劣、人迹罕至，奉之为“神山”。平常，人们即使在夏季翻越党岭山，也要带上帐篷，备足干粮，在中午时分越过山顶，才可能避开风暴的袭击；到了冬季，则无人敢去冒被风雪吞噬的危险。但就在这隆冬时节，红军来到了冰雪覆盖的党岭雪山下，要翻越它，征服它！他们身上只有单衣，脚上还穿着露出脚趾头的草鞋。在没有一点像样的御寒装备的情况下，要在风雪中艰苦跋涉几十里又高又陡的冰道，其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尽一切可能减少部队损失，部队翻越党岭雪山之前，多是先一天宿营于山麓东侧的藏族村寨，半夜打着火把出发，拂晓赶至山腰，踏着皑皑白雪，互相挽扶着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挺进。随着海拔逐渐上升，空气也越来越稀薄，人们不仅因缺氧而呼吸困难，就是在那刚踏出的光滑如镜的冰道上迈出一步，也得使出浑身力气。有的战士走一步跌一跤，爬起来再走；有的战士晕倒了，大家互相挽扶着前进。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冻裂了不少战士的双脚，鲜血渗透了裹在脚上的破布和草鞋，在冰道上留下了斑斑血迹。有的部队翻越垭口时碰上风暴，其艰险更是触目惊心。气温骤降，狂风卷着雪花迎面扑来，有如针扎刀割，疼痛难忍。朔风肆虐疲惫不堪的行军队伍，稍有不慎，战士们就会被狂风刮落到山下或掉进“雪坑”。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红军指战员发扬了高度团结友爱的精神，以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终于翻越了党岭雪山。
二月下旬，红军翻越党岭雪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道孚，使得正在道孚“宣慰”的诺那十分惊骇。诺那，原是昌都地区类乌齐昌齐喇嘛寺的活佛，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康宣慰使”，具体组织康区地方武装堵击红军。诺那听说红军翻越党岭雪山，心中明白下一步红军必直取道孚，连忙召集道孚最大的喇嘛寺灵雀寺的上层喇嘛开会，研究防堵红军的部署。诺那在会上对灵雀寺喇嘛威逼利诱，煽动他们与红军对抗，并给他们赠了一些枪支弹药。会后，诺那即带上卫队和公署人员，匆匆奔向炉霍。道孚县县长熊起本是诺那的傀儡，没有一兵一卒，见诺那已走，也只身潜逃。只有灵雀寺喇嘛，按照诺那的部署，防守道孚县城。 [51] 先头部队红三十军一鼓作气，于三月一日占领灵雀寺，控制了道孚县城。
红三十军占领道孚后，红四方面军根据当时敌薛岳部的六个师已集结于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可随时增援康定，刘文辉的四个团也集中于康定附近的情况，对二月中旬发布的《康道炉战役计划》作了修改补充，发布了《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该《补充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进出于道炉甘一带，相机取康定”，“争取这一广大地区中部队之补充整理、休息，待机行动。派一部出观音河地区活动，以开通将来主力北上之道路。” [52] 改过去的强攻康定为佯攻康定，以牵制康定之敌。
在红军佯攻之下，驻康定的李抱冰惶惶不可终日。在东北面，“李怕泸定失陷，截断其与薛岳主力联络，军粮军需供给断绝，无法持久，可能被迫退走九龙或乡稻入滇”；在西南面，“又怕红军突破康南河口、折多山、海子山、鱼通河四道防线，使其困在康定、泸定之间的部队，变作坛子里的乌龟，全部被擒。因此，李抱冰希望防线稳固和薛岳增调兵力，思想矛盾，心情紧张。” [53] 在这样的形势下，敌李抱冰深感自身难保，更无暇派兵阻止红军进入康北。这就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较顺利地西进康北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佯攻康定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主力继续向西挺进。三月五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在刘伯承、程世才的率领下，从道孚出发，沿鲜水河向炉霍进发。二月底，诺那一行从道孚逃到炉霍，以“讲经”为名，大作蛊惑人心的宣传。诺那还纠集寿灵寺格聪活佛等上层喇嘛共同策划防堵红军，并赠给寿灵寺步枪百支、子弹万发。当红军逼进炉霍时，诺那却率随从逃向甘孜，留下格聪活佛组织九百多精壮喇嘛阻击红军。三月七日，红八十八师在炉霍城东的将军梁子将寿灵寺派驻的武装击溃后，炉霍县长王政和闻风逃跑，红八十八师乘胜进占炉霍县城老街，并乘势将寿灵寺团团包围。红四方面军总部指示，对寿灵寺采取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围而不打，尽力争取和平解决，以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打开民族和宗教工作的新局面。但是，寿灵寺喇嘛顽固阻击红军，并将红军派去送信的通司（翻译）杀害，红军便决定巧取寿灵寺。
二十四日，红八十八师突然撤去寿灵寺之围，佯向西面的日孜方向移动，红八十九师则在东面的虾拉沱一带隐蔽集结，暗中准备了梯子等攻城工具。寿灵寺喇嘛见红军久围不攻，现在又撤离而去，以为红军无力攻寺，便得意忘形，放松了警惕。二十五日夜，红八十九师部队从虾拉沱出发，夜袭寿灵寺，红八十八师部队也返身杀回。在红军的猛烈袭击下，寿灵寺喇嘛顿时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格聪活佛率少数喇嘛乘夜突围从后山逃走，其余大都作了俘虏。 [54]
红三十军进入寿灵寺后，遵照红四方面军总部指示，对被俘的寿灵寺喇嘛，仍让他们住在寺内，并照旧念经作佛事，而且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匀出部分粮食给他们。红军保护寺庙和优待被俘喇嘛的行动，使炉霍的宗教界人士和藏族群众深受感动，由敌视红军逐渐变为与红军合作。红军在炉霍的情况传到了甘孜等地，为红军顺利进军甘孜、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月二十七日，红四方面军命令第四军从炉霍向瞻化（今新龙）进军。四月四日，红四军第十师顺利进占瞻化县城。
三月二十八日，红三十军奉命离开炉霍向甘孜进发。这时，从炉霍逃到甘孜的诺那活佛为了堵击红军，守住甘孜，在甘孜派出他的别动大队和一部分甘孜地方武装，由大队长秦仲文和甘孜县长马成龙率领，准备联合炉霍朱倭觉日喇嘛寺的武装，在两县交界的罗锅梁子凭险阻击红军。寿灵寺世袭相子（管家）益西多吉为红军的行为所感动，决心与红军合作，事先做了觉日寺喇嘛的工作。红军到朱倭时，该寺扎日活佛便率全寺喇嘛大开寺门迎接红军。觉日寺的武装临阵反戈，使秦仲文、马成龙二人自感力薄，阻击无望，急忙率部逃回甘孜。这样，红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罗锅梁子山下的朱倭寨子。
三十日，红八十八师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的罗锅梁子，向甘孜进发。这时，甘孜喇嘛寺派代表呷吉洛珠等人也到了罗锅梁子与红军谈判，表示只要红军到甘孜后不进驻甘孜喇嘛寺，该寺就可以与红军和平相让。红军答应了甘孜喇嘛寺的要求。当天，红八十八师即进抵甘孜。诺那本欲在甘孜与红军较量，但见红军大兵压境，甘孜喇嘛寺僧兵又乘势夹击诺那，诺那所部无力抵抗，仓皇溃逃，后在瞻化被俘。至此，红八十八师胜利进占甘孜。
同时，红三十一军及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分别由丹巴、道孚南下，钳击泰宁（今乾宁），守敌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一部弃城南逃康定。红三十二军及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在懋功以南地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随即进驻道孚、炉霍。至四月上旬，红军已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
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部队不仅沿途与敌进行激烈战斗，并且再次经受了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考验。红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凭着不畏艰险的钢铁意志，终于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完成了西进甘孜的任务。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迎接红二、六军团
一九三六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连克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广大地区。三月底，红军总部电示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接着，红四方面军便积极准备，以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
为了保证会师后与红二、六军团广大官兵搞好团结，红四方面军广泛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红军总部召开了迎接会师动员会，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55] 会后，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反复强调在两军会师后，“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要向英勇善战的红二、六军团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 [56] 切实保证会师后两军之间兄弟般的团结。红军大学还对学员进行了红军性质、任务和宗旨的教育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针对张国焘推行军阀主义造成的官兵关系上的消极现象，校长刘伯承重点讲了“拳头不能打在工农阶级兄弟身上”、“官兵心连心，黄土变成金”的道理，强调会师后要特别注意与二方面军官兵搞好团结。在地方群众中，也普遍进行了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宣传教育。
为迎接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还加紧进行物资筹集工作，以应红二、六军团之急需。四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组织以地方为主的慰问团，到甘孜慰问前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会后不久，慰问团副团长余洪远即率总部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妇女独立团的一个营，提前赶到甘孜，在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的配合下，为红二、六军团准备粮食和物资，并进行其他迎接会师的工作。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明确规定各部队除自己筹足过草地所必需的御寒衣物及其他装备外，要求各军“应更多地征集、制造衣帽、袜子、手套、雨具以及干粮袋、子弹袋、帐篷等军用品”， [57] 送给总部，支援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总部还特别考虑到红二、六军团的指战员来自气候温暖的南方，又经长途征战，初入气候寒冷的高原，缺乏御寒衣物等装备的情况，号召每一个干部战士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之前都要准备一件御寒衣物，作为送红二、六军团指战员的礼品。在红四方面军领导机关的统一组织和普遍号召之下，广大指战员一方面忍饥挨饿，勒紧裤带，一点点地节省，一点点地积蓄，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一批粮食和牛羊；另一方面，人人动手，积极想办法，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一大批御寒衣物等。
为保证红二、六军团顺利北进，红四方面军着重组织了军事接应。
四月十八日，红军总部收到红二、六军团要求红四方面军派部队到金沙江边接应的电报后，即指示红四军、三十二军攻取雅江、理化。红三十二军和红四军之一部根据总部指示，立即从道孚南下雅江。红军南下时，雅江县长唐继时从附近村子里调来一些团防土兵，由保安大队副李成仕率领，隔江防堵红军，扼守雅江县城。四月十九日，红三十二军先头到雅江城西面的本达宗了一支简易木筏，在火力掩护下，强渡雅砻江，夺了对岸雅江船捐局的渡船，将部队渡过江去。团防土兵本是乌合之众，加之红军攻势很猛，见红军强渡雅砻江，料也抵挡不住，故胡乱地放了一阵枪后，就一哄而散。唐继时见团防兵散，也连夜只身逃到康定求援。当日，红军占领了雅江城。同时，红四军第十一师也进到康定县的东俄洛一带，歼敌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师别动队一百余人，切断由康定去雅江的通道，断敌援雅之路，有力地配合了红三十二军对雅江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占领雅江，控制了康南咽喉，割断了康定敌军与巴塘敌军的联系，使康南各县成了一座座孤城，保证了红二、六军团北进侧翼的安全，为红二、六军团通过康南到康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月二十日，朱德、张国焘电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副总指挥王树声“会合二、六军团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保〕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李〔抱冰〕敌，并伸到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二、六军。” [58] 四月二十七日，红四方面军即电令红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南下稻城，迎接红二、六军团。留下红四军第十一师驻守雅江，阻击敌李抱冰的西进；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则驻雅江和道孚之间的扎坝一线，以作红四军第十一师的后援。四月二十九日，红三十二军翻越剪子湾山，由雅江向理化进发。同日，红军在剪子湾的麻格宗遭雅江最大的封建土司——阿曲的武装阻击。红三十二军要西进理化、南下稻城，就必须经过阿曲的辖地。红军进占雅江后，阿曲听信反动谣言，即纠集所属土兵三百余人，驻守于麻格宗，企图据险阻击红军西进。二十九日晨，红三十二军先头刚进入麻格宗，预伏的崇西土司武装突然向红军射击，打了红军一个措手不及，几个红军战士当场牺牲。红三十二军在先头处于不利的情况下，根据麻格宗的地形，在向导的带领下，立即兵分四路向崇西土司武装发起猛烈进攻。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崇西武装抵挡不住，退至墨龙共防守。红三十二军先头乘胜追击，在墨龙共将崇西土司武装全部击溃，阿曲也逃去理化。
红三十二军击溃阿曲的武装后，进入理化县境。由于红三十二军的任务是南出稻城，迎接红二、六军团，故未到理化县城，而是择近道向理化木拉区进军。当红三十二军行至雅江与木拉区交界的德差时，理化木拉头人甲多彭错纠集本地武装一百五十多人，凭险阻击红军。双方接火后，红三十二军很快击溃了甲多彭错的武装，进入木拉和甲洼一带。这时，红二、六军团已渡过金沙江，到了川滇交界的中甸一带休整，红三十二军已没有必要继续南下，即奉令停驻理化木拉、甲洼一带，做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
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接应行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南北合击消灭红二、六军团阻止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计划，保证了红二、六军团在渡过金沙江后，能较为顺利地到达康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六月三日，红三十二军与远道到达理化以南之甲洼地区先头部队红十六师会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以南之普玉隆。三十日，红二军团亦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与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会合。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胜利实现。为此，党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 [59]
红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时，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沿途贴满了“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巨幅标语；藏民群众夹道欢迎红二、六军团的到来，载歌载舞，“耶莫！耶莫！”（顶呱呱的意思——编者）之声不断。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腾出了打扫干净的房子，准备了柴火，烧好了开水，为红二、六军团准备了很好的驻地。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指战员送给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每人一件慰问品，如亲手制成的毛衣毛袜等。
红四方面军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甘孜，充分体现了两支主力红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两支部队的会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堵截，顺利北上抗日奠定了基础。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周朝举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一九三六年六月，张国焘取消其另立的“中央”。一九三六年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挥师共同北上。
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被迫西进康北后，党中央即于三月二十六日再次电告，希望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并指出：宜向川陕甘三省及陕南行动为宜。五月二十五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又来电指出：“目前外蒙与苏联已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盼望中国工农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二、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 [60] 中央的来电，再次督促二、四方面军早日出发北上。至于北上的战略目标是青海还是甘肃，中央未明确要求。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利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引起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深思。部队到达甘孜、炉霍地区，徐向前提出：“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部队兵员、粮食、衣物无法补充，要赶快北上与中央会合。” [61] 张国焘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62] 但张国焘的所谓北上“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是企图在川康边偏安一隅，或者站不住脚时向青海、甘肃、新疆等边远地区逃跑，而与中央的北上方针绝然不同。
由于此时红二、六军团还在北进甘孜途中，红四方面军等待会合红二、六军团，无法立即北上，只能一面积极进行北上的准备工作，一面等待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师。六月三日，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与前去接应的红三十二军会师，两军大规模会师指日可待。这时，红军总部即电告中央：“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 [63] 六月十九日，中央回电：“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流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甘南敌情较弱”，“利于补充”，“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64] 回电精辟透彻地分析了形势，不同意北出夏、洮的计划，希望红二、四方面军北出甘南，配合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接中央回电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讨论决定执行中央指示的北出方针，乘虚出岷州地区，横扫王均、毛炳文部向甘东南发展。
六月二十五日，决定红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第一步向靠近甘南的松潘、包座一线前进。规定“董（振堂）、黄（超）指挥五军、一军第九十一师在丹（巴）两团及留绥靖各部为右纵队，由绥（靖）经梭磨、河马、侧格、杂窝、哈龙进，但到侧格须抽检并与中纵队进程调节。”中纵队的行动方针是“徐向前指挥九军、三十一军二个团、四军二个团、红大、总供、总卫两部由炉（霍）、色科经诺科、让倘、三沙湾、按坝、查理寺、上让口、毛儿盖进。”朱德、张国焘“指挥三十军、四军二个团、三十二军、二方面军及总直各部为左纵队，由甘孜、东谷经日庆、西倾寺、让倘进，其先头须查报西倾寺或让倘到阿坝路状，再定前进路线。” [65] 二十八日，红四方面军发布《四方面军二次北上政治命令》指出：“党目前战略方针是在创造西北广大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任务之下，主力红军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动，消灭该地区之敌王均、毛炳文等部；进而与一方面军呼应，横扫而东援，〔策〕应两广坚决抗日，扩大与加深民族革命战争，争取全中国人民苏维埃的胜利。” [66] 六月三十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要求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
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实现会师，并按照中央电令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同日，在甘孜召开了两个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作了重要讲话，批评了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阐明了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也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会议通过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会后，红二、四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即全面展开了北上前夕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各部队分别召开了支委会、干部会、军人大会及供给、卫生、事务等专门会议，进一步深入进行北上动员，研究和布置各后勤部门在行军中的任务。为防止草地行军掉队，各部队还普遍建立了收容队（组）。
七月初，饱经风霜、历尽艰辛的红二、四方面近六万人，分三个纵队踏上了共同北上的征程。从康北出发，红军就行进在茫茫草原中，沿途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人烟稀少。从阿坝到包座之间是一段水草地，到处是污水和腐草，行军极为困难。而草地行军又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粮食。红四方面军部分部队在此之前曾两次越过草地，经验较丰富，准备较充分，但是因为这次草地行军路程远、时间长，所以，所带粮食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困难、团结互助的精神，粮食不够时匀着吃，没有粮食即以野菜、树根、皮带充饥。为了给部队找到可供食用的野菜，朱德、董振堂等领导同志冒着中毒的危险，亲尝野菜。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情绪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再一次征服了茫茫草地，于八月一日到达包座地区。
红二方面军是第一次过草地，又担任全军的后卫，面临的困难更严重。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七八天的干粮，原预计十天可到阿坝，但由于部队在到达甘孜前连续征战，体力受到严重损耗，御寒防雨的衣服帐篷缺乏，中途难以补充。结果行军速度减慢，粮荒又接踵而至，大家忍饥挨饿，走了二十来天，到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才先后到达阿坝。在青海班玛县和阿坝，红二方面军全力筹粮，但远不能满足需要，部队只好忍着饥饿继续向大草地前进。极其严重的粮荒将红二方面军困在大草地，威胁着红军战士的生命。为了维持生存，大家想尽了各种办法，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优先照顾伤病员；粮食吃光了，烧烤牛皮、牛羊骨头及挖野菜吃；有的用树枝、扁担做钓杆，用粗绳、绑带做线，将缝衣针弯做钓钩，用点臭牛肉做饵，钓鱼充饥。各级领导经常进行思想动员，充分发挥党团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开展群众性思想和体力互助活动。指战员们发扬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精神，终于战胜了困难，于八月十三日跨出草地，到达巴西地区。
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始终受到党中央的极大关怀和注视。早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前，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红二、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 [67] 七月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强调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胜。”七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又电示正在草地行军中的红军总部，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部队“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红一方面军将与红二、四方面军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68] 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正确地分析了敌情，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红二、四方面军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踏上北上征程，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岷洮西战役
岷（州）洮（州）西（固）战役，是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途中，于甘肃南部地区为粉碎敌人的堵截企图，组织抢战腊子口、攻占岷州而进行的一次战役。
一九三六年八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北出草地，蒋介石十分惊恐，急忙调兵遣将，在甘南仓促布防，妄图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在此之前，敌主力胡宗南部因“两广事变”的发生而南调，一时尚不能回防。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倾其邻近现有兵力作出以下部署：王均第三军之第七、十二师布防于文县、武都、天水、西固一线；毛炳文第三十七军之第八、二十四师布防于陇西、定西一线；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位于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西固堵截；川军孙震、邓锡侯部进入陇东堵截，企图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在青海方面，则由新编第二军马步芳部在循化至贵德和兰州以西之新城经西宁至湟源之线扼守，防止红军西进。 [69] 但敌方存在明显的弱点：部署尚未完成，战线较长，分兵据城，力量分散，处处薄弱。
依据上述情况，中共西北局按照中革军委八月二日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于八月五日发布了《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以红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其具体部署是：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为第一纵队，主力由包座经俄界、旺藏寺出哈达铺攻岷州，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城相机夺取西固，向武都方向佯动；以红四军、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夺取洮州旧城，而后主力向临洮方向活动，一部向夏河、临夏发展，以保障左侧安全；以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出哈达铺，策应第一、二纵队。 [70] 这一战役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以迅雷手段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发展，以会合红一方面军。
根据这一计划，从八月五日开始，红二、四方面军各部先后从包座地区出发，势如破竹地向甘南发展。
首当其冲的敌人是中央红军的手下败将、驻守在岷洮西地区的鲁大昌。七月三十日，蒋介石即电告鲁大昌：红军“似有窜陇南模样”，命令他“远侦布防”。 [71] 鲁大昌随即以其第一旅进驻哈达铺、阿乌河一带；以第二旅布防于中寨、梅川、红水沟一带；以第三旅驻临潭；以特务团、机枪营、骑兵团防守岷县县城，准备死守他的老巢岷县。
八月七日，红军第一纵队向岷县开进。八月九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在程世才、李先念率领下抢占天险腊子口，进入岷县境内。同日，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千余人，缴获敌长短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六挺。随后，红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分路向岷县县城疾进。岷县守敌鲁大昌非常惊慌，赶快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撤往兰州；同时，加强碉堡工事，挖掘战壕，搜集粮食，清查户口，烧毁民房，扫清射界，烧毁洮河渡船，断绝城乡交通，准备顽抗到底。十日晨，红三十军向岷县县城守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战斗，基本扫清岷县城敌外围据点。晚十一时，我军向岷县城敌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二郎山阵地进攻，毙伤敌一千余人，缴获敌重机枪八挺、轻机枪二挺、迫击炮五门，打得敌人心惊胆战，敌骑兵团擅自向梅川方向逃跑。鲁大昌急忙向蒋介石求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来电给鲁大昌打气：“希督励所部‘杀贼’，用建殊勋。”并要鲁“坚守待援”。 [72] 鲁大昌凭坚死守，我军攻城不下，即以红九军接替红三十军继续围城。十九日，红三十军经岷县蒲麻进入漳县，当日下午，第八十九师即攻克漳县县城。随后，第八十九师到陇西活动，第八十八师在漳县待命。
与此同时，我军第二纵队之第四军经野狐桥、新堡向洮州旧城进攻。八月二十日，在妇女团的配合下，红十师占旧城，红十二师占洮州，随后向临洮方向发展。红十师占洮州旧城后，遭到马步芳骑兵的猛烈进攻，激战一周，将敌击退。
接着，我军开始进攻渭源城。在红军围岷州、克漳县时，土豪劣绅纷纷向渭源逃跑。渭源守敌为毛炳文三十七军第八师的一个团，加上当地民团共二千多人。徐向前派红四方面军总直属队指挥、曾任红八十九师政委的杜义德率领有名的“夜老虎”红二六四团和红三十一军的二个团去袭取渭源。参战部队集结在靠近陇西城的菜子河、官亭村，声东击西，摆出要强攻陇西城的架势。杜义德是有名的夜战英雄，多次在夜战中建立奇功。接到任务后，他决定实行夜间长距离奔袭，要求部队做好一切夜袭的战斗准备。杜义德还亲自带领团营干部化装成老百姓，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直奔渭源城，仔细观察敌情地形，选定突破口。另外，他决定采取兵分两路，从主攻和助攻方向同时登城的办法夹击敌人。主攻方向的突击队由杜义德亲自带领。他选择了一个狂风呼啸、乌云翻滚、大雨滂沱的夜晚，带领部队沿着泥泞的道路，在渭源城下迅速展开。对此，敌人丝毫没有察觉。红军两路突击队迅速登上了城墙，砍死了敌人的哨兵。敌人立即组织力量分四路向我主攻突击队疯狂反扑，战斗甚为激烈。在我军两路夹击下，敌人血肉横飞，纷纷倒地，其余的敌人见状，吓得胆战心惊，拔腿就跑。八月二十六日拂晓，红军攻克渭源。这一仗，击毙敌团长以下三百余人，俘敌（包括伪政府人员）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敌步枪一千余支、轻重机枪三十多挺、迫击炮六门、电台一部。在渭源，红军筹集了万余匹土棉布和洋布以及部分棉花、羊毛、羊皮等，为红军准备冬装解决了部分需要。
九月七日，红军第二纵队之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克通渭。至此，红军战役目的已达到，岷洮西战役胜利结束。
从八月五日至九月七日，岷洮西战役历时三十余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此役中横扫甘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先后攻克了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进入甘南的计划，为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创造了条件。
（撰稿人：古琳晖）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集成》，王清魁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三军大会师》，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7—30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8—30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5]参见傅钟《西渡嘉陵江》，载《回顾长征》第628—62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6]参见屈关栋《攻战剑门关》，载《回顾长征》第63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7]《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86—187页，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19—3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9]《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57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0]《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61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1]《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259页，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
[1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13]《中国红军长征记》第571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14]《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06—207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版。
[15]《中国红军长征记》第572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16]《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07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7]参见程世才《包座之战》，载《回顾长征》第333—33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1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19]《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13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21]《中共中央文件集》第54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2]《中共中央文件集》第55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23]《中国红军长征记》第581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24]《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20—221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5]《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28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6]《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2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28]《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30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29]《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30—231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3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31]参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25—326页，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3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3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34]《中国红军长征记》第700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35]参见《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35—336页，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36]《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37]《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49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3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39]参见《星火燎原·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第3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4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4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42]李中权《崎岖的征程》，见《回顾长征》第67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4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4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45]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93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1月版。
[46]《中国红军长征记》第705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4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4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49]《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57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50]《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康定行营、西康屯殖司令部训令》，甘孜州档案馆藏。
[51]参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87页，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5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53]《戴笠特务“渝三课”、“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54]参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386页，四川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5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56]《红军长征在四川》第301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57]《红军长征在四川》第299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版。
[58]《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59]《中国红军长征记》第735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60]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61]《艰苦的历程》（上）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62]《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76—5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第1版。
[63]《红军长征在四川》第304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6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04—3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65]《红军长征在四川》第305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66]《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67]《中国红军长征记》第781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68]《红军长征在四川》第309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69]《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
[70]《中国红军长征记》第753页，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71]《三军大会师》（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72]孙伯泉：《一九三六年岷县被围记》，载《甘肃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