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方面军收藏
正文
红六军团开始西征
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越打越被动。到了一九三四年春，整个中央红军被压缩到闽赣边境一块狭小的范围之内，受到东、南、北三面国民党军东路军、南路军、北路军共三十五个师的合力进攻。 [1] 敌军形成了对红军的牢固的碉堡封锁线，此时，只差西面尚没有完成对中央红军的合围。显然，中央红军已丧失在内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时机。当时最佳的出路就是与其他根据地的红军相互配合，打乱敌人企图合围中央红军的计划。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并联络闽浙赣苏区红军，中共中央于七月初，决定中央红军之第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以达到军事上调动国民党军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在湘赣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六军团撤离苏区进行西征，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在湘西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进而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创造条件。
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次西征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训令对红六军团突围转移的路线和地域作了具体规定：六军团由遂川（江西省）境内的黄坳、上下七地域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立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地域，高度地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但六军团在桂东不应久停；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均属湖南省）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属湘中地域）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明确规定：“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应包括六军团之十七、十八两师全部及红军学校，无线电台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2] 此后，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第十七、十八师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报告。报告分析了目前形势与完成战略转移的有利条件和困难，要求各部队认真做好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防止在战略转移关头可能出现惊慌失措和消极动摇的思想情绪。会后，全军首先迅速完成了转移的组织准备：一方面，整顿充实红六军团，使全军增加到九千七百余人、步枪三千七百余支；加强和健全各团政治处，并从红军学校中抽调一部分干部，配齐各级正副职。另一方面，从湘赣根据地抽调二百五十名党政干部，组成地方随军工作团，任务是：在西征途中，协助政治机关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维护纪律，处理战俘，筹粮筹款；到达新区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新的根据地。其次，根据转移的需要，进行着装演习、行军警戒等训练和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药等物质准备；妥善安置医院及伤病员、修械弹药被服厂及所属人员。最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训令，“为着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组成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的独立部队游击队及地方武装，应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战争”。 [3] 任弼时还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常委会议，详细研究部署湘赣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一方面，组成了新的湘赣省委常委，“以洪时（陈洪时）、旷光明（原省委宣传部部长）、谭余保、姚原德、旷逸爱、王用济、张云一组成”。 [4] 并鉴于根据地缩小且被敌分割的实际情况，调整县委组织，成立永新、吉安两个中心县委。另一方面，重新调整地方武装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及新组建的独立第五团的作战任务。
正当红六军团紧张地进行西征准备之时，敌湘军第一纵队也在不断地根据红六军团的活动，加紧调动兵力，修筑碉堡，企图围歼红六军团于湘赣边境。七月二十六日，敌湘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根据情报发现红六军团正在“由坳头、大旺、新江口进攻衙前”，“其一部已由五斗江、上镜窜到长隆，有乘虚窜过黄坳、遂川间继续西窜之势”。 [5] 于是急令其驻永新的第十六师主力迅速南下至宁冈，接替其第十五师，负责“行洲（含）以北沿汪洋界、七溪岭、寒江及沿袭市北至下倒坪，南至瓜寮、源头各线防务”， [6] 并逐渐向西推进，以师主力控制茨坪一带，防止红六军团越过井冈山西去；又令其第十五师迅速由宁同向黄坳、息锣附近集结，以阻止我红六军团越过黄、遂线。同时为防止红六军团声东击西重返湘赣苏区中心区域，刘建绪令第六十二师等迅速沿州湖、梅溪、举州、官田、江背、淡江、牛田、敖城一线加强防御，增筑碉堡三十余座，并协同第十六师向西南推进，进剿红六军团。到八月初，敌湘军第一纵队基本完成各线的防御封锁，只有马家洲、五斗江、息锣一线尚未完竣，而黄坳和遂川之间的防御尚显薄弱。
据此，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认为，此时继续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二十三日训令，从黄坳、上下七地域向西突围已不可能，而且西征突围时间必须提前，否则一旦敌军抢先一步完成封锁合围，那么红六军团就会有被围歼的危险。于是红六军团决定改变直接向西突围的计划，并提前采取行动，争取在敌军完成合围之前，向南沿遂川江下游一线，从敌军防御薄弱的五斗江和遂川之间突围。八月五日，红六军团以一部兵力攻占了敌内层封锁线上的重要支撑点衙前，建立了突围的翼侧掩护阵地。与此同时，由地方独立五团假称红六军团，分兵三路，东渡赣江，迷惑引诱敌军。八月七日下午三时，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始突围西征。部队从碧溪、新江地区出发，首先突破衙前至五斗江间的封锁线，后又突破了遂川至黄坳间的封锁线。八日攻占遂川的藻林，歼灭守敌，突破遂川至七岭间封锁线。九日攻占左安，在猴子岭突破寒口至广东桥间封锁线。十一日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十二日，红六军团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宣布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政委员会，作为此次西征的最高领导机关。
红六军团的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从七月二十三日接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训令，到八月十二日誓师寨前圩，经前后二十天时间的紧张且充分的准备，红六军团成功地迈出了西征的第一步，跳出了湘军的重重包围，挫败了湘军的战略意图，为红军长征史写下了有力的开篇之作。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六军团抢渡湘江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湘军大为震惊。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深恐红六军团会从其兵力空虚的桂东县境进入湘南纵深地区，威胁湘军老巢，于是严令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全力堵剿红六军团。刘建绪不敢怠慢，于八月十二日巳时、午时、亥时连发三电，急催第十五、第十六师火速向桂东增援，防堵红六军团进入湘境。在此之前，刘建绪就已电告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旅长段珩“迅以湘东南军团全力火速布置桂东、酃县、汝城湘边防务，阻匪西窜”。 [7] 与此同时，粤军也有约六个团的兵力经上犹地区正逐渐向桂东地区集结，桂军也有两个师向广西北部边境调动。据此，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认为，按七月二十三日中央训令，第一步计划在桂东地区停留是不利的，红六军团必须在敌军围堵部署尚未形成，湘江江防比较薄弱之际，火速越过郴县、宜章，然后经新田至零陵附近地区抢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于是，红六军团放弃在桂东暂时停留的计划，于十二日晚从寨前圩出发，向零陵东北地区进发，准备抢渡湘江。
八月十三日，蒋介石发电指责西路军防守不得力，未能切实完成碉堡封锁线，致使红六军团南进营前等处。对此，湘军在桂东、汝城、资兴地区作了严密部署。十三日，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据报发现红六军团正在向沙田推进，“并有继续西窜之势”， [8] 立即命令彭位仁率第十五、第十六师以主力控制桂东附近地区，“驱逐沙田附近之匪，固守沙田”， [9] 然后寻机向南痛剿红六军团主力；命令段珩督率“东南全部军团、义勇扼守彭公庙、青要圩、渡头司、涤口、文明司之线”， [10] 且指派得力部队固守汝城，严密防堵，另以四个团的兵力为机动，觅机截剿，争取于桂、资以南地区与南路军会剿而歼灭红六军团。十四日，鉴于红六军团仍活动于沙田附近，刘建绪疑红六军团“有扰乱湘边及在湘粤赣边境之深已中营谋新巢之企图”， [11] 故除命令第十五、第十六师继续跟踪追剿红六军团以外，又增派第六十二师及补充第一、第二团，协助第十五、第十六师，加强追剿兵力。同时为防止红六军团重返赣西，命令所属部队迅速清剿和肃清红六军团所过地区。同时，刘建绪还特别指令第二十八师及鲍刚的敌独立第四十六旅星夜完成衙前、五斗江、息锣之碉堡线。
就在敌军紧张布防，但又尚未完全弄清我军意欲何往之时，红六军团已抢先一步，由沙田经汝城县的田庄圩、资兴县的滁口、郴县东南的狮子岭，在郴州游击大队的接应和地下党的配合下，顺利地越过郴（县）宜（章）公路，于十七日进入桂阳县境。此后，绕过桂阳县城，奔袭新田，二十日占领新田。这场奔袭攻城战，是红六军团西征十几天来第一次成功地攻占了县城，给整个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红六军团的急速西进，打乱了敌军企图于桂、资以南地区痛剿我主力的作战部署。湘军为与我主力决战，虽苦苦追踪寻觅多日，结果却处处扑空，甚至在十七日前，还一度失去了追踪多日的目标，直至十八日才发现红六军团主力已进入桂阳地区，并有继续“向新田方向”急驰的趋势。至此，何键、刘建绪才发觉红六军团“有经新田向祁阳、零陵偷渡湘水”，“西窜川、黔之企图”。 [12] 于是，湘军重新部署，又拟定“于湘水右岸地区”聚歼红六军团的计划。十九日何键命令独立第三十二旅、补充第一、第三、第四团星夜赶往邵阳集结待命。与此同时，刘建绪则亲自坐镇衡阳，指挥湖南保安第一、第八团，补充第二团迅速沿冷水滩、高溪、黄阳司、祁阳、白水等地湘水左岸之线设防；同时命令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段珩部火速由郴州用汽车运至洪桥，开赴祁阳集中，以策应各方。并指令防堵各部：把“河中船只一律搜集我岸，阻绝交通”，“未驻兵地段互相派兵游弋联络”；对“沿江各地民众，应督促严密组织。匪来时，应勒令迁避”。 [13] 二十三日，又命集结邵阳所部及第十六师之一团赶往湘江防线，以增强防堵力量。
这样，当红六军团从新田出发，经一昼夜急行军，于二十三日抵达零陵以北蔡家埠以东的湘江右岸地域时，敌湘江防线已集结了九个团的兵力及大批保安部队。面对江宽、水深、流急和敌重兵防守的湘江，实施强渡是难以成功的。而且一直尾随我军的第十五师已达到阳明山西侧，第十六师正在常宁车运急进。更严重的是，桂军第七军也已由全州、道州分两路向零陵地区开进，先头团已达零陵的湘江边。故此，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东进阳明山地区，寻找有利时机消灭追击之敌，并在该地域开展游击战争，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
八月二十六日，红六军团到达阳明山地区。但阳明山地瘠人稀，范围狭小，连部队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难以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而此时，敌人三个师又两个旅已分路逼近，其中敌第十五、第十六师和独立第三十二旅已抵阳明山南北两侧和西侧，企图合围我军。面对极为不利的形势，为了摆脱敌人，争取主动，红六军团决定放弃在这个地区暂时立足的计划，采取与敌兜圈子的办法，相机甩掉敌军，抢渡湘江。二十七日，红六军团占领白果市，消灭了一个乡公所的保安队，得到部分粮食。接着红军又利用夜幕绕过敌第十五师的侧翼防线，急转南下，兼程赶往嘉禾县。起先，敌人判断我军是要重返湘赣根据地，于是急调大军防我东进，后发现我军南下，又纷纷跟踪追堵。我军被迫转向广西，以图从湘江上游西渡。
对此，敌桂军早有防范，故立即调动人马：以驻防兴安的桂敌第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前出至湖南道县所属之蒋家岭；以驻防黄沙河的第五十六团前出至道县；以驻防全州的第五十七团进驻江华，并在我军最有可能进入桂境的永安关附近的道县至蒋家岭一带，调两个正规团和两个中队民团防守，企图配合湘军的追击部队，在桂、湘边境的湘南一侧堵截我军，以阻我军进入广西。
我军从嘉禾附近出发，避开阻敌，机动灵活，以三天急行军，从江华、道县两敌接合部的新东渡徒涉沱水，绕过了桂军第十九师师部及第五十五团的防线，于九月二日拂晓进抵蒋家岭附近，并向蒋家岭守敌发动攻击，但苦战多时未果。在桂军援兵赶到的情况下，主动撤出战斗，于当晚在群众的带领下，从桂湘交界的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以北之文市境内。
红六军团由湘入桂，使湘军顿感压力减轻。但为防止红军重返湘境，湘军在确保零陵等地之湘江防线的同时，调独立第三十二旅、补充第一总队和几个保安团在黄沙河一线据守，阻止红军由此西渡湘江，再入湘境。同时，刘建绪还命令第十五师尾随我军，第十六师由侧翼向我实施包抄，妄图与桂军联手，将我聚歼于“湘边境之蒋家岭、清水关、永安关等处及潇、湘两水河套内”。 [14] 八月三十一日湘敌第十六师到达道县，并与桂敌第十九师取得联系，约定合力堵剿红六军团。
九月三日，中革军委及时通报敌情，令红六军团迅速在全州、兴安间渡河进至西延地域。红六军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决定主力即刻渡过灌江，向西急进；留后卫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团之一营在文市埋伏，阻击和迟滞追敌。是日下午，桂军第十九师师长率两个团追来，并有三架飞机前来助战。面对强敌，我后卫部队沉着应战，打退敌人的几次冲锋。敌军见久攻不下，便派一个团从灌江上游渡河，企图迂回我后卫部队。我后卫部队在完成迟滞追敌的任务后，主动撤出战斗。
桂军遭此打击后，不敢穷追，与我军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尾随。但湘军第十六师等部逐渐逼近红六军团，企图与桂军第十九师夹击我军。
四日，我军进抵全州之石塘地域。此地前距湘江仅二十公里。而从全州至兴安的湘江沿线，敌人守备力量极为薄弱，除全州驻有两个民团常备大队，兴安唐家司驻有一个民团常备大队外，六十公里内的湘江已经无兵防守。于是我军抓住这一抢渡湘江的最好时机，向全州以南之界首地区急速推进。桂军见状，恐我南下进攻桂林，便立即将平乐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团运往界首；将荔浦的独立团运往桂林。又将柳州的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星夜调运桂林，并以第七十一团之一营驻防兴安。同时为防我军西渡，湘军第十六师、桂军第十九师尾随我后急进，企图在我半渡之际发动进攻。如不及时打退这股追兵，一旦桂军布防就绪，我军就难以渡江。因此，红六军团以主力埋伏于敌必经之路，将湘敌第十六师、桂敌第十九师都击溃，而为渡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随后，红六军团近万人顺利渡过湘江，进占了西延县城。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六军团转战湘黔边地区
红六军团转战湘黔边地区，是在突破湘江防线后，为实现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吸引更多湘敌，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大行动，也是实现同红三军（原红二军团）会师意图的重要战略行动。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红六军团进占湖南省西延（今资源）县城，并西进至车田。九月八日，中革军委又给红六军团发来补充训令，指出“敌人正分三个纵队行动：其第一纵队由东北经祁阳向我前进；第二纵队由东面经零陵、新宁及新宁以南向我侧进；第三纵队之桂军及十六师则由东南向城步前进。而向湘西北之三十三师向辰溪前进，为敌进攻之辅助方向”，显然“目前敌人正企图当我六军团在城步地域及由城步北进时消灭我军”。因此中革军委指示红六军团说：七月二十三日训令所规定的红六军团第一步的动作基本结束，其中“关于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在目前是不利的”，“依地理条件及敌人部署，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区”，“六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九月二十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下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第二阶段“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并与红二军团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部队取得联络”；最后，第三阶段则“应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
为了保证这一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中革军委的补充训令还指示“六军团可暂停留于西延西北山地行动。首先钳制桂敌而侧击向城步前进之胡旅。在执行这任务后，即钳制由东西进之湘敌主力，折转过来消灭桂敌之先头部队，最后则向城步、武同佯动游击，诱敌北进，我则背靠城步西南山地，以保守我真正的企图”，而在此之后，“为避免渡大河的障碍与不利的战斗”，应沿湘贵边路线前进，“即绥宁、通道到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训令最后强调，以上“是一般行动原则，详细行动得依情况变动，由军委个别命令决定之”。 [15]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六军团于九日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十一日，红六军团到达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准备在绥宁以东地区打击湘敌，但未能得手。十四日，红六军团又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不料行至小水地区时，遭到湘军第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此时，湘军已在城步、绥宁、武冈地区集结了数倍于我军的兵力，防止我军北进；而桂军第七军两个师业已出全县、龙胜，向湘桂边转进，意在阻止红六军团南向广西。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权衡利弊，不得不提前实施第二阶段行动计划，毅然南下，于十七日占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
就在红六军团袭占通道时，湘军据此作出判断：红六军团“必经黔东北窜，图与川匪会合”。 [16] 湘军刘建绪为了阻止红六军团去黔东会合红三军，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尾追外，其主力经靖县、广平向贵州锦屏地区急进，企图沿沅水一线，防堵红六军团北进。同时，黔军王家烈部也向黔东调集。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如果继续同强大的敌人周旋于城步、绥宁地区，不仅难于取胜，而且会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于是，军团领导决定迅速由通道西进贵州。十八日，红六军团经打乌团、三里驿、哨团到达靖县的新厂、四乡所一带。这时湘军补充第二总队主任何平率所部第三、四团由靖县离开主力直奔新厂拦截红六军团。由于来敌兵力薄弱，态势突出孤立，红六军团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股追兵。军团部命令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首先抢占岩崖山主峰和金线吊葫芦两个制高点，构筑工事，阻击敌人。同时派出一部占领三里驿附近岩头上、五里冲一带，构成袋形阵地，以图一举歼灭来敌。
湘敌误认为红军长途转战，不堪一击，企图抢先占领有利地形，攻击运动中的我军。不料，我军抢先一步，占领有利位置。无奈之下，敌军只得实施强攻，猛冲我军阵地，结果死伤惨重。敌人在正面进攻受阻后，便派出预备队乘雨雾恶劣气候，隐蔽地绕到红五十二团阵地西北，进行偷袭。军团部得悉这一情况后，急令红十七师从岩崖山北面向东攻击敌人的侧翼，同红十八师一道夹击敌人。此时，向三里驿进攻的敌人，也进入我预设阵地的埋伏圈，遭我突然痛击。整个战斗十分激烈，直至黄昏。此役，毙敌营长一名，重伤敌营长一名，歼敌排长以下二百名，生俘三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为红六军团进入贵州争取了主动。此役之后，湘敌不敢轻易尾追。我军便抓住有利时机继续西进，挺进黔东，争取在十月中旬以前到达新的指定地域。
对于红六军团进入贵州，与红三军会合的行动，贵州军阀王家烈深为恐惧。早在八月间，王家烈就从湘桂方面得知红六军团将出湘入黔的情报。蒋介石还派特使潘壮飞、路邦道赶往贵州，警示王家烈：如果西南防守不力，一旦赤化，不仅对国民党政权不利，还将威胁其自身的前途。所以，当红六军团还在湖南城步地区活动时，王家烈就与湖南军阀何键，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协议，制定了共同“围剿”红六军团的方案，企图联合湘桂军队阻止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境内。当然湘桂各系也有自己的打算。湘军方面是要阻止红六军团到黔东、湘西去与红三军会师，以免增加湖南的困难，桂军方面则担心西南“围剿”不力，致使蒋介石中央势力进入西南，危及广西。根据三省协议，湖南何键派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率独立第三十二旅（辖两个团）、补充总队（辖三个团）、第五十五旅（辖两个团）、湘黔边区“剿匪军”第一团共八个团入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第十九师（辖三个团）、第二十四师（辖四个团）和独立第一团共八个团入黔。九月二十日前后湘桂军于通道附近会师，此后两军在廖磊统一指挥下，相互约定：湘军由靖县、会同、晃县、玉屏，向蕉溪、镇远前进，以便超越红六军团，阻止红六军团北进，并压迫我军远离湘黔边境地区；桂军则出黎平跟踪红六军团，并进行尾击，压迫红六军团向剑河、镇远方向北进，使其不向南转趋广西。与此相应，贵州王家烈亦紧急部署黔军防堵，他命驻守榕江的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领所部从榕江开赴黎平设防，阻截红六军团入黔；命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率黔军第五、六团，严密防守湄潭和余庆之间的乌江北段箐口一带，并开赴施秉、镇远一线截击，防止红六军团一旦入黔后向内地发展；又命驻铜仁、思南一带的黔军沿江口、印江、思南一线防堵红三军，以阻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这样，红六军团处在正面有黔军阻击，南北有桂湘敌夹击，后面有敌追击的险境之中。
九月二十日，红六军团从新厂、平茶、官团地域分成南北两路进入贵州黎平县境。北路进入黎平丘团，然后准备经冷水塘、棉花地、小里、中黄桥，向鳌鱼嘴（敖市）前进；南路从平茶、官团进入黎平县之界牌，然后沿峡谷西向潭溪。是日，红六军团接到朱德总司令的电令，指示红六军团尽快经靖江、青溪、思县，到省溪、铜仁、江口地域，与在思南、印江、德红、石阡等地活动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并指出渡清江时，如在锦屏附近便于渡江，则可直经邛水到青溪，否则可经黎平之北于清江河附近渡河；渡 
潭溪是黎平县东北面的门户，是湖南新厂、平茶地区入黔的主要通道。在黎平设防的是黔军第四旅第七团。第四旅旅长周芳仁自知靠一个团的兵力是无法阻止红军进入贵州的，因而将设防重点放在黎平县城，潭溪只有一个营驻防。敌人在潭溪的布防是：以第四连据守大坝桥后边山头，守住进入潭溪小坝子的坝口；以第五、六连占领潭溪街后山，防止红军从猫耳塘分兵，由哀团、窑上进攻潭溪，断我退路。
红六军团南北分兵之后，由于黔敌主要防守黎平城，北路沿途未遇阻敌。南路则于九月二十日早饭后进到潭溪坝口，并很快与黔军守兵接上了火。黔军第四连在副营长卢彬的督战下，利用有利地形，凭险顽抗，我前卫部队几次攻击均受挫。战斗中，我军两次试图从侧翼打掉大坝头上敌营部指挥所的火力点，均被敌发觉而未成功。随后我后续部队赶到，一阵猛攻，占领了大坝桥后山。接着，我军攻占了坝桥，并乘势冲过坝子的稻田地，占领山脚的古庙，夺取了下面的一座塔桥。敌第四连溃逃至青龙山一侧潭溪街后山，与其第五、六两连会合，企图负隅顽抗。我军占领了潭溪镇后，不给敌喘息机会，立即向后山敌人发起进攻。后山之敌见势不妙，慌忙向西撤到樟树坳，企图等待援兵，伺机反扑。
樟树坳位于潭溪镇正面约三华里处，是青龙山与十万坪两山结合部的一个险要隘口，翻上隘口右去曲团，左去十万坪，是我军去锦屏方向的必经之路。但樟树坳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潭溪后山只有一条路通向樟树坳。樟树坳坳口正好居高临下，敌军在坳口很容易对此路进行火力封锁，因此，我军追至樟树坳后，即遭到敌正面强大火力的阻挡。鉴于正面攻击难以奏效，我军遂改正面进攻为佯攻牵制，主力分左右两翼攀悬崖迂回而上。而此时敌军副营长卢彬又正巧被我军组织的神枪手击倒，致使敌军大乱，我军乘势多路冲上坳口，占领樟树坳。
整个潭溪战斗，前后进行了五个小时，毙敌七十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经此一战，红六军团打开了入黔的大门。战后，南路部队在潭溪稍作休整，即于当日经樟树坳、曲团，到鳌鱼嘴与北路部队会合。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六军团奋战清水江畔
清水江畔是湘桂黔敌军首次联合作战，堵截、围攻红六军团的重要地带，也是红六军团北上会合红三军的必经之地。这里，敌我双方有过数次较量，其中龙塘—凯寨—大广坳战斗最为激烈。它是红六军团入黔后遇到的第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
潭溪战斗胜利后，红六军团顺利进入贵州。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从鳌鱼嘴（敖市），经锦屏之婆洞（启蒙），到达清水江南岸的河口。清水江地区，风光秀丽，是苗、侗少数民族世代生息之地。进入该地区后，军团领导再三要求全军将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深入广泛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打富济贫”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而为我军在这一地域作战创造良好的群众条件。经过宣传和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积极为红军带路和提供粮食，帮助红军探水势、结木筏、架浮桥。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红六军团于二十三日在南嘉（南加）附近的里格，非常顺利地渡过清水江。
红六军团渡过清水江后，湘桂黔之敌立即调整部署：桂军覃联芳之第二十四师及补充总队成铁侠部负责跟踪；湘军补充总队何平部驻守会同、通道各县，以防红六军团东返；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胡达部及湘黔边“剿匪”第一团由靖县出发经远口，至滥洞司（南明）设防；李觉率所部及桂军第十九师在高酿以西一线堵截，企图阻止红六军团向镇远、青溪方向北进。
红六军团过江后，越过架头山，经培荣，到达大、小广地区，准备取道滥洞司北上。二十五日，红六军团前卫由八卦河向滥洞司方向搜索前进，拂晓时分，在龙塘与湘敌独立第三十二旅第六九四团第三营第七连派出的侦察小队遭遇。双方迅速接火，相持几分钟后，敌军不支，沿八卦河向凯寨方向逃去，我前卫部队乘势追至凯寨。
是时，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已占据凯寨后山的潭寨、仙人脚顶、八堵堡、林磨冲、高松山等制高点，并挖了战壕、掩体，就等红军到来。因此，当红六军团追至凯寨时，突遭敌军的猛烈攻击。由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虽苦战多时，力图夺取几个制高点，无奈地形于我极为不利，致使数次进攻均未奏效，不得已退至中王桥一带，等待后面的主力，以便集中兵力再战。不久主力赶到，战斗重新打响。我军分兵数路，以夺取凯寨东边山坡上的制高点为重点，向敌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力冲杀，我军终于攻取了湘军据守的部分山头。但战斗仍难分难解，这时，湘军李觉派第五十五旅急驰来援，攻击我军之右侧。红六军团迅速派出一部迎敌，将敌一个营包围在孟优寨背后山坡上，并很快将其大部歼灭。但我军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因红军部队多布于河谷地带，兵力不易展开，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湘桂军则占据战场北面和东面几乎所有的有利地形，且兵力雄厚，武器精良。加上桂军第十九师正向我军后面八卦河运动，企图对我实施尾击。显然，我军如果不迅速夺取敌人控制的所有制高点，继续打消耗战，就有被包围聚歼的危险。而且，红六军团既不可能迅速击溃敌人，又不能按原计划取道滥洞司，向北进军。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红六军团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分兵两路南撤，星夜退回大小广，改由大小广西进，或南渡清水江，再沿江而上。为此，军团领导任弼时、萧克、王震特将这一改变电告红军总司令朱德，电报说：“我军二十五日由凯寨撤至八封河、半溪，当时湘军桂军集结南洞司〔滥洞司〕至汉寨天柱邛水大道之线，且镇远以东不能徒涉，而沿河敌已有准备。故决定二十六日由大小广西移或南渡清水江脱离敌人。”
但是红六军团在退回大小广时，却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原来，按红六军团的估计，只要我军行动及时，完全可以先于敌追兵到达大小广地区。不料，尾随红六军团的桂军第二十四师和湘军补充总队成铁侠部先机进抵大小广，占据大广寨子后面的小坪山至大广坳口道路两边的有利地形，修筑工事，配置火力，准备死死切断红军的归路。所以，红六军团由凯寨、孟优一带连夜回师，于二十六日凌晨三时抵达大广坳时，即遭桂军第二十四师的伏击。前卫部队陷入敌军重围。我军见势不利，迅速组织力量抢占有利地形，就地对敌实施反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坳口争夺战。
是时，六军团主力部队已全部进入坳下的圭宁湾（大广坳下到谢寨的湾子）。这里两边坡陡，中间狭窄，前有桂军堵截，后有湘军从凯寨、孟优一带紧逼，形势于我军极为不利。如不当机立断，尽快转移，全军将陷入敌军的重兵包围之中，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军团决定：由红十八师之第五十二、第五十四团实施掩护，主力则迅速向西转移。第五十二、第五十四团接到命令后，以攻为守，从大广坳北面的山脚向坳口守敌发起强攻。经过反复争夺，激烈搏杀，两团终于攻上坳口，会合了陷入敌包围的前卫部队。天亮后，在估计军团主力已安全转移的情况下，准备撤离战斗，追赶军团主力。但这时桂军又重新调整部署，以一部兵力经坳口西南的圭养沟，迂回绕道，切断了我两团的退路。同时敌援军成铁侠部也赶来加入战斗，致使我第五十二、第五十四团陷入敌军包围。敌军凭借人多势众，分多路向我军阵地轮番冲锋。在大坪山、小坪山等处，我军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数小时的浴血奋战，红五十二团从大广西侧大山上突出敌人的包围。但红五十四团由于撤出稍缓，复陷敌军重围。后因敌众我寡，红五十四团损失惨重，最后除一部分突围，追上主力外，大部战士壮烈牺牲。战后，该团因减员较大，撤销建制，余部分别编入红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二及五十三团。战斗中，第五十二、第五十四团政委均负伤，第五十四团团长赵雄和该团两个营长牺牲。
正因红五十二、五十四团的奋力拚杀，红六军团主力才得以从大广西侧山地安全转移。随后，红六军团在当地群众大力帮助下，摆脱敌军的缠绕攻击，经小巴治、巴汾、贵槐过剑河县岑松，进入镇远县的报京。在此期间，红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电令，要求迅速向青溪河前进，在敌军第十九师未到镇远、黔敌未到施秉之时，即渡过河去。
红六军团又一次从敌军包围之中脱险，使湘桂黔之敌非常恼火。他们很快又组织了一轮新的围堵：湘军第五十五旅、独立第三十二旅及桂军第十九师和王天锡所带黔军各团，由 
据此，红六军团未在报京地区停留，在苗族群众的帮助下，穿山越林，披荆斩棘，星夜兼程，经一天一夜的艰苦行军，于二十九日顺利通过施秉的贵科、八更，占领滨洞，并在滨洞搭浮桥渡过清水江，一举占领台拱（台江）。是日九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再次来电说：“李敌十九师，桂敌及黔敌今二十九日可于瓦寨、三穗及其南龙岩地域堵截我军，我们在两大河之间是绝对不利的。六军团今晚应沿清水河而上，以便于青溪以西之毕马附近渡河。” [17] 同时提醒红六军团领导：“在渡河前进中，应充分作战斗准备，以便与截堵我军之敌遭遇时，击破其一面，最好是击破西来之黔敌。”根据朱德电令之精神，红六军团决定北上施洞口，再渡清水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北去施秉，一路西进黄平，同时向黔军的施秉、黄平防线突击。
六军团北路经岑沟走龙塘，后由苗族百姓带路，顺利到达把岑。是时，黔军第五、第六团配置于施秉滥桥至黄平元东坡一带，黔第一和特一两团随王天锡驻守黄平及其附近，而施秉则城防空虚。于是我北路军乘机攻占施秉县城。十月二日我军向黄平之旧州进发。西路部队经山凯、瓮谷陇、黄飘一带，向西北疾进。十月一日中午，在穿越滥桥至东坡防线时，首先与守敌黔军第五、六团发生激战。将敌击溃之后，又与王天锡率领的援敌黔军第一团和特一团在五界桥附近鏖战，前后共毙伤敌军两百余名，多处突破黔军防线，黔敌全线溃散。二日，西路部队奔袭旧州，占领县城。三日，与北路部队会合。
红六军团转战清水江两岸，为此后中央红军入黔作战创造了条件。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副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甘溪战斗
甘溪战斗是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所遇到的最惨烈的一仗。战斗中，红六军团两个团受到很大损失。
红六军团占领老黄平（今旧州）后，未作停留，迅速向西北方向前进。十月三日全歼猴场区团防队，占领猴场，并准备北渡乌江。是时，敌军的部署重点仍是防止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因而将其主力猬集于东面和东北面。根据湘桂两军会合于镇远时的约定：湘桂两军主力以镇远、石阡为基地，其中桂军以镇远为中心向北延伸到羊场附近，湘军以石阡为中心，左接羊场，右翼向北延伸至大坝附近，构成一条纵贯南北的横“人”字形封锁线，然后逼压红六军团向西，再由黔军出来堵截，迫使红六军团在乌江畔与之决战。因此，整个态势是东重西轻，西面和西北面江防之敌较弱。这种态势有利于红六军团强渡乌江。
但正当红六军团积极准备强渡乌江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十月三日十四时电令红六军团，说桂军已向南开动，二军团（即红三军）已占领印江，六军团速向江口前进，并说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四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又两次电告红六军团，强调：“军委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要红六军团由黄平经施秉以北之清沙、金蓬场、马鞍山、狗牙向江口县前进，并与已至印江县的贺龙红三军相呼应。 [18] “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19] 还说：“黔敌柏辉章师分驻松桃、铜仁附近，另一部正向我贺部追击，其兵阵形分散，我六军团应乘此时机，迅速依军委电令，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并相机攻击柏敌部队。” [20] 因中革军委连电红六军团“不得再向西移”，“应即向江口前进”。因此，红六军团决定坚决执行中革军委的电令折转东进，准备经石阡到江口地区与红三军会合。
但湘、桂、黔三省敌人正在进一步加紧合力堵剿红六军团。早在十月二日，桂军廖磊、湘军李觉、黔军王天锡就在施秉滥桥召开围剿红六军团的紧急会议，进一步调整了军事部署，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他们判断红六军团不会北渡乌江，必经余庆、石阡，东进江口、印江与红三军会合。为此，他们商定：湘军由镇远向石阡南部开进，桂军由施秉向石阡属之露纳、大地方等地分路开进，黔军由黄平区域向思南、石阡开进，企图三面合击红六军团，并将我军阻击于乌江以南、镇远以北的狭窄地区，予以歼灭。至六日，湘军已进占羊场至石阡一线布防，并派部队向西搜索；黔军王天锡部已占旧州至瓮安一线，柏辉章、李成章两部已集结于石阡东北地区，并以一部驻守镇远。因此，红六军团奉命改向东进，经余庆龙溪，进入石阡县境，刚好进入了三省敌人设置的包围圈之内。但此时红六军团并不知道上述敌情。
六日，红六军团进到走马坪、国荣、马扶堰、金星一带。此时，形势对我更为不利，湘军李觉率六个团已抵达石阡，并在白沙、本庄一线布防；桂军廖磊率五个团由大地方进到铁厂（坪山）、坪贯一线；黔军王天锡部则即将进入石阡境内，到达龙塘、白沙一带。其中，桂军第二十四师速度最快，已进抵甘溪。对此，红六军团一无所知。
七日拂晓，红六军团以第十七师为先头，以第十八师为后卫继续东进，拟在甘溪一带休整，然后利用晚上的夜暗，越过石（阡）、镇（远）大道，进入江口。中午时分，红六军团前卫第十七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先后进入甘溪，发现桂军第二十四师已到达甘溪东北的平望一带，距甘溪不足五里，且正在急速向甘溪推进，转眼已控制了甘溪北面的寨面坡、东北方向的白虎山等制高点。
军情急迫，不容迟缓。仓促之间，李达指挥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抢占有利地形，迎击来敌，但未将这一紧急军情及时报告军团部。
战斗打响后，敌军凭借其优势兵力，先从正面对我阵地发起冲锋，企图逐个攻占我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的阵地。我军顽强抵抗并击退敌军的数次冲锋。于是，敌军改变策略，分东西两路，进攻我第四十九团和第五十一团阵地，并重点攻击两团的结合部，企图切断我两团间的联系，并进而先包围和消灭我第五十一团。形势越来越危急，但军团部以为是前卫遇到了当地民团，因而，军团主力仍继续向甘溪推进。此时，前卫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与敌的交战更加激烈。在敌强大的攻势下，我第五十一团已被切割包围，第四十九团处境亦十分危险。情急之下，前线指挥李达只得率领身边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团部机关人员及机枪连共四百余人，撤离战场，经头道河、二道河向甘溪东南的杜垴山突围。此后，该部便与红六军团主力失去联系。敌军进攻得手后，又以一部正面佯攻牵制我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主力则经老车土分两路同时向龙角屯和羊东坳迂回，准备侧击红六军团主力。这时，红六军团领导命令红校（有四个连的建制）学员抢占龙角屯和老车土阵地。下午五时，军团领导鉴于东去的道路已被堵死，原路折回，又因李达已率部分人员出东南向大地方突围，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被敌包围的情况，决定：第十八师由后卫改为前卫，按原路折回；王震率军团部从红岩村附近的大小后山，向大地方转移；萧克指挥第十七师及红校与敌且战且退，脱离敌人后亦向大地方转移；其中后两路在大地方与李达所率人员汇集后，再寻路尾第十八师前进。根据以上决定，各部分头行动。萧克首先命令红十七师第五十团投入战斗，掩护军团部和第十八师转移，掩护第五十一、四十九团向甘溪东南方向突围。第五十团受命后，当即占领老车土和羊东坳隘口及两侧高地，阻击敌军。下午六时许，第五十一、第四十九团及红校先后由甘溪南面的杜垴山方向突围。战斗十分激烈，第五十团为掩护兄弟部队顺利撤退，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敌切断退路，最后从甘溪西边突围，因此亦与主力失去联系。红六军团部则在任弼时、王震率领下，由当地百姓带路，从红岩大土村南的高山上，穿过深山老林，攀越悬岩峭壁，历尽艰险，攻占大地方。随后，与萧克率领的红十七师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余部及随营学校学员会合。被敌截断受损的第四十九、五十一两团余部整编为第四十九团。
两部会合后，未见李达所率人员。鉴于严重的敌我形势，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部与红十八师取得联系，在大地方稍作休整，立即转移到西南的包溪、红庙一带向红十八师靠拢。当夜，红六军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停止西进，迅速穿过敌人石阡、镇远防线，向江口方向前进与红三军会合。
甘溪战斗是一场遭遇战，是在敌人早有准备，而红六军团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战斗中，我军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被敌截断，受到重大损失。其主要原因是我军事先没有应付意外事变的作战方案和精神准备，接到军委电令后，对敌情未作进一步具体侦察和分析便轻易执行。再加上前卫指挥员临战慌乱，没有及时向军团部报告敌情，致使红六军团主力未能占领有利地形，后续部队未能及时增援，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进而削弱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红军指战员以气吞河山之势与敌人血战到底的精神，是永垂青史的。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副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六军团征战记》（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六军团回旋石、镇、施、余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甘溪战斗后，红六军团被敌军隔成三股，相互失掉联系：一部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大约四百余人；一部是由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的红五十团；另一部是由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率领的军团主力。三股红军各自为战，分头寻找红三军。其中李达所率的四百余人和郭鹏、彭栋材所率的红五十团，因未遇到大股敌军的阻击，先后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与红三军的会合。而军团主力却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回旋于贵州的石阡、镇远、施秉、余庆地区。
甘溪战斗结束后的当天夜里，敌军判断我军可能东出铜仁、江口，遂决定：湘军第五十五旅、第三十二旅分别赶到走马坪、白沙截堵，以防红六军团西返；桂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及湘军成铁侠部由余庆之马溪向东出击，拦住红六军团东进；而桂军第十九师及第二十四师余部则分两路尾追红六军团主力，以图趁势消灭红六军团。面对穷追而来的敌军，红六军团决定由第五十二团占领红庙一带有利地形，伏击敌人，主力则改变行进路线，迅速向施秉县的袁家寨方向前进。
红庙位于包溪河南岸，东距包溪约两公里。十月八日，桂敌先头部队刚涉过包溪河，抵达红庙，即遭到红六军团设伏部队的突然袭击。敌人乱作一团，往河北岸败逃。随后，退至河北岸的敌人在稳住阵脚后就组织反扑，企图抢占河南岸。我军则占据有利地形，组织火力，给反扑之敌以猛烈的回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经过一小时激战，敌我双方隔河形成对峙。当天下午，我设伏部队见阻敌任务已经完成，便主动撤离战场，尾随主力向施秉县的袁家寨方向转移。包溪红庙伏击的胜利，使红六军团主力赢得了安全转移的时间，桂敌经我包溪阻击后，大部收缩至大地方设营，是日红六军团主力由烂田、流沙冲，翻过大坳，进抵施秉袁家寨。
九日，红六军团离开袁家寨，准备经上地龙向露腊开进。此时，桂敌第十九师已由大地方直奔露腊，并抢先一步占领露腊；廖磊则率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七十一两团由大地方兼程向羊场拦截；桂敌独立第三十二旅则已在羊叉路、白岩、平贯、铁厂之线部署完毕；桂敌第二十四师一部及湘敌成铁侠部则正尾随红六军团而来。是日下午，红六军团赶到露腊占领营盘山，并派出尖兵由南进入露腊街。正巧，这时露腊北街头的老屯坎处，几个敌电台人员正在架设电台，十多个敌兵在一旁观看。于是我尖兵立即开火，当即打死敌人多名，趁势占领老屯坎，并向老屯坎背后小山坡上的小股敌人发起进攻。老屯坎至小山坡之间有一道一百多米宽的开阔地，不易通过，在敌军猛烈的火力封锁下，我军数次进攻都未能奏效。为此，我军放弃老屯坎，从坎后迂回至街南面的小山上与街北之敌对峙。不久双方主力赶到，迅速展开激战。战斗中，桂敌凭借优势兵力，不断对我阵地发动疯狂的进攻，但都被我军英勇击退。战至黄昏，敌军伤亡甚多，遂停止进攻，固守自己的山头，以待明日再战。鉴于敌军已在露腊、羊场有所部署，向东突破敌人封锁线已不可能。夜里，红六军团乘敌不备，撤出战场，复折回施秉县之袁家寨。十日，取道走马坪、白垛，向施秉县西北部转移。在白垛，遭桂军第十九师和黔军柏辉章师各一部的追击，敌穷追二十余里才停止。当晚红六军团到达黑冲。这天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央军委发电报报告了甘溪战斗经过及军团的处境，认为“贵州山地，悬岩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每次行动萧、王、李都是分开到前卫及本队指挥。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战斗十分不利。应迅速转移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但集中行动太笨重，易被敌追击截击，因此提议分成两个纵队，王震率第十八师，任、萧随第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 [21] 报告说，准备十二日开始分开行动。
同日，湘军各部仍在石阡西南之羊叉路、白岩、平贯、铁厂一线布防，桂敌廖磊率第二十四师一部回驻大地方，继续构筑工事，完善石镇大道封锁线，覃联芳率领的第二十四师及湘军成铁侠部移防施秉。十一日，桂敌第十九师从白垛追到黑冲。黑冲，坐落在施秉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这里人烟稀少，地形复杂，寨东面有大田垴大山，寨南有大坡垴高岭，大田垴与大坡垴相互紧连，只有蚂蟥冲一条独路与外相连。桂敌到达黑冲之后，企图抢占大坡垴制高点。面对这一敌情，军团部立即命令红十七师火速抢占大坡垴北侧。敌军见状，只好慌忙占领侧面的大田垴，与我军对抗。顷刻间，双方展开血战。因地形于我军有利，敌军连续几次冲锋均未成功。考虑到敌众我寡，死打硬拚对我不利，于是，军团部决定留下一个营，掩护主力迅速向西转移。留下掩护的这个营与敌激战七个钟头，圆满完成阻敌任务，于十一日下午四时撤出战斗。
此后，红六军团经谢家院，到紫荆关，再向西北过马家屯、干冒、青沙河，到马溪。是时，黔敌王家烈率第一团从瓮安移驻余庆，王天锡率第五、六两团由余庆向石阡青梅拱堵截，黔军第十三团向走马坪截击。而尾追我红六军团的仍是桂敌第十九师和黔军柏辉章的一部。
十三日清晨四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强调红六军团兵力“不应分散与分成二个梯队。而兵力应集结使用，以便与敌进行战斗”。红六军团“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原规定的任务”。 [22] 根据军委指示，红六军团修订原定向北去本庄、河闪渡北渡乌江的计划，但鉴于东面敌情十分严重，在马溪地域就地向东去江口难以突破湘桂两敌的重兵封锁线，于是决定仍然继续向北，计划从龙塘至板桥间渡石阡河，从湘桂敌北侧突破封锁，去江口找红三军。是日，红六军团从马溪向北，翻过佛顶山，经马扶堰、走马坪，北走本庄。对此，湘桂敌误认为我军有北渡乌江之意，便纷纷向北压来。为了进一步调动敌军，掩护主力向东突进，军团部决定派出游击队佯攻河闪渡渡口，致使敌军进一步认为红六军团已入乌江河套绝地。于是湘敌由石阡地区进占龙塘、板桥一线。十四日，红六军团主力已由本庄出发，准备从板桥以南，龙塘以北间渡石阡河东去江口或印江。十五日，红六军团行至板桥与敌遭遇。我军决定迅速南移，脱离东北和北面的敌人，经白沙到马扶堰，后突向东折。为了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军团部命令师长龙云率第五十二团由前卫变为后卫。当晚，红六军团宿营朱家坝（距龙塘五华里）。
十六日，红六军团从朱家坝出发，分路向南疾进，右翼经燕家湾向南，直插白沙，左翼经十二山岭、关口、二堂，插向葛荣（国荣）。这时，湘军独立第三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各一部对红六军团左翼进行侧击，黔军柏辉章部对红六军团右翼进行侧击，同时，前面还有部队堵截。面对敌军的步步设防，层层阻击，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猛冲猛打的战斗作风，左翼首先摆脱沿途敌军的纠缠攻击，连夜经国荣，于十七日晨到达曾经血战过的甘溪。随后，又迅速由甘溪经山里头、卧水、干河坝、河口等地，到达至石阡正南十五公里的马桑坪，并占领马桑坪南面的诸山头，击溃敌之巡逻警戒的部队，控制向东越过石镇大道的道口。但敌军的先头部队也随即赶到，挡住了我军东去的道路，而且其后续部队湘敌成铁侠部与第三十二旅正由南、由北向我扑来，准备南北夹击我军。
形势十分严崚，我军迅速组织力量，对敌实施反击。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在当晚十时左右，在一老猎户引导下，从绝岭走湾塘沟，到达坪山，然后折向东到达桶溪。因湘敌第五十五旅连夜经花桥、石窑场，准备经闵家场向江口方向去截堵我军，红六军团只得再向东南尧寨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右翼部队也击溃阻敌，经甘溪，紧随左翼部队向石镇大道前进。十八日，红六军团全部（不含第五十二团）通过石镇大道。至此，红六军团基本摆脱了甘溪之战以来面临的困境，再一次粉碎了桂湘黔之敌的围追堵截。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副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五十二团血战困牛山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在完成掩护主力转移任务后，陷入湘黔敌人的包围之中。全团指战员与敌人血战困牛山，成为红六军团西征史上的一曲悲壮之歌。
困牛山，位于川岩坝西南，南高北低，其山势走向为由西南向东北，南、西、北三面为黑滩河环绕，南北长约十公里，东西宽约两公里。环水的南、西、北三面均系悬岩绝壁，东面山势稍缓，山脚系小溪峡谷。上到这座山就像进入迷宫，南、西、北三面无路可出。红五十二团身陷困牛山绝地，完全是由于地形不熟，不慎而致。
十月十五日，红六军团主力在板桥遭遇强敌，红五十二团奉命由前卫改为后卫。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该团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板桥之敌展开激战，直到深夜，此后主动撤出战斗，尾追军团主力。不料于十六日晨，在朱家坝高地太子堡地区遭敌突然袭击，并被敌军包围。经过一昼夜的苦战，于十七日晨终于突出重围。其大部向南经柏杨乡到达燕家湾，准备向白沙方面寻找主力；另一小部则由朱家坝西向川岩坝转移。这时，南去追赶主力的道路已被敌切断，而军团主力亦面临敌军的穷追堵截。为了调开尾随军团主力之敌和吸引板桥、龙塘地区之敌，红五十二团决定向西北前进，并于十八日在燕家湾找了一名向导（系当时伪乡公所文书），从燕家湾出发向川岩坝前进，沿途会合了由朱家坝突围向川岩坝前进的部分人员。到达川岩坝后，向导本来要把红军带到三步跳渡过黑滩河，但由于红五十二团急于摆脱后面的追敌，要向导带经周家坳，再经谢家湾至困牛山尾端地区过河到对岸青㭎园。由于地形不熟，不知困牛山无路通向青㭎园，从而误入困牛山，陷于绝境。
红五十二团到达困牛山北端，发现此处地形险恶，准备按原路折向南行，由困牛山西南端的三步跳渡过黑滩河。上午十时左右，我军返到谢家湾附近的黎廷汉家时，遭到黄成芝、周光富民团的阻击。与此同时，尾随民团前进的黔军王天锡部，已经从困牛山东对岸的大路，经祠堂保，与从南面燕家湾追来的柏辉章部会合后，进到甘溪潮后山截堵。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好拚死突围，继续向困牛山西南角的三步跳前进，争取杀出一条血路跨过黑滩河，进入思南。红五十二团在击溃了当面阻击的民团后，夺路向三步跳杀去。但被打散的民团很快又聚拢在一起，凭借熟悉地形、道路的有利条件，时而在我军前面阻击，时而在我军后面放冷枪，时而又前后夹击我军，致使我军行动极其缓慢。当我军且战且走，到达甘溪潮后山的深基坟坳一带时，又遭到了黔军的伏击。黔军凭借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对我军实施猛攻。由于我军不仅弹药缺乏，组织不起强大的火力，而且经过连续作战体力不支，所以虽经数次努力，却未能突破黔军的防线。而这时沿途被我击溃的民团又纷纷赶了上来，从后面夹击我军。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五十二团指挥员当即决定组织少许兵力占领坟坳左边高地，抗击民团的进攻，佯装我军要往回打，掩护主力从右侧突围。这样，经过拚死一搏，红五十二团主力终于突破了黔军深基坟坳防线。但占领坟坳左边高地掩护主力突围的十来位红军，却全部壮烈牺牲。
此后，红五十二团主力分两路向三步跳前进。其左路百余人进到大窝凼，遭到二线黔军的拦击，因敌控制了四周高地，左冲右突都未能冲出，最后全部被俘。其右路则一举杀到困牛山西南角的三步跳。
三步跳，位于困牛山、青㭎园及老君山三山的结合部。三山在这里被黑滩河上游的东西两条支流切割，形成十分陡峭的山势。三山交会点之所以叫“三步跳”，是说从困牛山一步可跳到青㭎园，从青㭎园第二步可跳到老君山，从老君山第三步可以跳回到困牛山，故得名“三步跳”。其实三山之间的直线距离都有二十至三十米，而且跨越三步跳的路是一条悬在崖坡上的“之”字路，直上直下，上时抓住路边荆棘杂草，下时不能站立，要跪着下。
红军进到三步跳之后，发现营盘垴紧靠三步跳，是困牛山跨越三步跳必经之路。占据此地既可以扼守对岸两山，又可阻后面追来的敌兵，所以迅速以一部兵力占领营盘垴山头，团主力则以全速跨越三步跳。正当红军即将全部通过时，黔军突然从左边坡上冲杀下来，顿时将红军尾队冲乱。见此情形，营盘垴阵地上的红军立即出击，阻滞黔军的进攻，掩护主力突围。经过血战，红五十二团主力顺利通过三步跳，进到老君山上，但营盘垴的掩护部队却被敌军封死了退路。他们三面临敌，一面临悬崖，处境极度困难，最后弹尽力竭，全部壮烈牺牲。
至此困牛山战斗结束。战斗中，红五十二团英勇顽强，打死打伤敌人一批。但由于地处绝境，又是疲惫之师，因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团长田海清阵亡，全团只有二百余人突围。经此一仗，红五十二团元气大伤。此后，突围的二百余人在师长龙云率领下，沿老君山西侧南下白沙，准备至走马坪再折向东，沿军团主力穿过石镇大道的路线前进。孰料二十日拂晓又遭黔军围击，龙师长带着二百余人只得向东转进。二十三日转战到镇远都坪西之拱桥一带。是夜经拱桥、五倍桥过龙江河，登上凯磅北面的冠壁山，在山上小坳宿营。不幸又被敌人发现，遭到当地民团数百人的围击。由于我五十二团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又多日未食粮米，四肢无力，举步艰难，且弹药耗尽，故在与民团搏斗中，大部英勇牺牲。师长龙云率少部人员突出重围，从亮溪坡、桐木坪，向岑巩县龙田区方向行进，准备去江口方向寻找红三军，不幸被敌人逮捕，先被押至贵阳，后又押送至长沙，被何键杀害，年仅二十六岁。红五十二团找到主力的只有极少数人。困牛山之战，红五十二团广大指战员那种顽强奋战，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将永垂史册。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副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
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六军团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实现了与红三军的会师。
红六军团与红三军的会师是分三支部队实现的。
第一支是李达带领的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团部人员和机枪连，约四百余人。甘溪突围后，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的这一部与红六军团主力失去联系。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先寻找贺龙的红三军，以便取得红三军的支援，接应红六军团主力。遂把四百余人临时整编成一支先遣队，由大地方从东经上寨河向北转移。九日，经岑巩县的地印至容楼，然后向观仁冲、冷家榜方向前进。十日，到达江口县闵孝之张家寨、罗家屯地区，没有发现红三军的踪迹。故此又经德旺，沿梵净山西麓进入印江县，继续寻找红三军，终于在甘龙口附近，打听到红三军的有关消息。十五日，他们进一步得知枫香溪附近确有红军部队，于是向枫香溪急进，经过半天的行程，在沿河蛟岩乡的水田坝地区与红三军会合。会合后，李达立即向贺龙汇报了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贺龙、关向应当即研究了接应红六军团的方案，于十六日率部兼程南下接应红六军团。
第二支是团长郭鹏、政治委员彭栋材率领的红五十团团部及第一营。甘溪之战后，郭鹏、彭栋材所部同军团主力失去联络。不得已就先朝余庆方向前进，希望能够找到红六军团主力，或打听到红三军的消息。不料越走困难越多，情况益糟。由于没有通讯器材，甚至没有日常行军所需要的指北针和普通的地图，结果转了好几天毫无收获。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堆破纸中翻出半张旧报纸，得知贺龙所部正在沿河、印江一带活动。于是，郭、彭立即率部直奔印江。二十三日，在梵净山苗旺坡与南下的红三军会合。
第三支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军团主力。红六军团主力穿过石镇大道后，十月十九日从冷家榜向东北前进，进至公鹅坳时，与黔敌柏辉章部的两个营和湘敌第五十五旅一个营遭遇。红六军团主力在一部兵力掩护下，迅速向东转移。这时，江口县县长奉命调集民团在罗家屯（今罗江）、红石梁一带布防，黔军两个连布防闵家场西之张家寨。红六军团进抵江口附近后，绕过设防的黔军两个连，直扑罗家屯，击溃民团。二十日，红六军团主力从罗家屯出发，向西北经印江县之板溪、茅坪，折入江口县之茶寨，再经王家寨、狮子口，进入印江县之格佑寨。一部在此宿营，大部进至江口县之德旺一带宿营。二十一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印江县之缠溪。这时，接应红六军团的红三军第九师一部，已越过寨英，到达太平场。二十二日晨三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松间前进，会合我十七师之一部。在该地应与二军团确取联络，并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 [23] 同日，红三军以红九师为先导，越过苗匡、官坝、红石梁，向茶寨、德旺方向寻找红六军团。此时，红六军团除任弼时、萧克、王震所率的直属部队较为集中外，其他均分头向印、沿、松各县方向寻找红三军。这样，两军在不少地方不期而遇。在松桃石梁西北玛瑙山，红三军一部与红六军团的两支部队会合。在沿河厂坝，红六军团的一部与红三军大队相遇。红三军的覃实安独立团和唐家溪游击队也迎到了一部分红六军团的同志。在此期间，因廖磊、李觉急于赶回桂、湘防地以防备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湘桂黔三省敌军的联合追剿行动，也因此不了了之。一个多月来，三省敌军对红六军团的围追堵剿就此宣告失败。
二十三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取得联络，由弹溪经幕龙抵达木黄西南面的落坳。红三军主要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等由松桃石梁到印江的木黄准备迎接红六军团。二十四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主力进入木黄。等在街口的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和先期会合的李达，同任、萧、王等红六军团领导人亲切握手，热情拥抱。随后，两军领导人在水浒庙召开了会师后的紧急会议，集中讨论两军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贺龙介绍了红三军创建黔东苏区的情况，萧克介绍了红六军团西征以来的情况。会议决定两军去湘西创建根据地。
会议结束后，两军向北移师到三十华里以外的松桃石梁，并在这里连夜召开了两军会师大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从石梁出发，前往川东酉阳县之南界。进军途中，红六军团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黔东苏区的状况以及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关于缩编两军且集中行动的建议。报告最后说：“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24]
二十七日，红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二军团司令部驻地猫洞召开盛大的联欢会。贺龙主持会议，任弼时宣读了中革军委关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的命令，并宣布了两军团行动由红二军团统一指挥的决定。会后，两军团领导就两军团组织状况作了调整。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下辖第四、第六两师，总兵力四千三百人。第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罗志敏。下辖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三团，总兵力三千三百人。两军团还决定成立黔东特委，组建红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继续坚持黔东特区斗争，任命段苏权为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王光泽任独立师师长。
是日，红六军团领导人萧克、任弼时、王震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建议，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中革军委分会主席职务，提议贺龙为中革军委分会主席，萧克、任弼时副之。此外，萧克、王震、贺龙、关向应向中革军委报告：红二、六军团二十八日不直接向乾城、凤凰转移，先向川东秀山龙潭转进，到酉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然后向凤凰、乾城发展。二十八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开始转战湘西，从此进入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撰稿人：朱之江）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正本、副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湖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苏区突围转移，是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为核心的中央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面对蒋介石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的严重形势，审时度势作出的正确的战略抉择，也是保存和壮大红二、六军团的重要举措。
在红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苏区，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过程中，蒋介石发动了对湘鄂川苏区的“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西征到达贵州省沿河县厂坝地区和印江县木黄分别同红三军会合后，红二（红三军恢复番号）、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向湘西发动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红二、六军团的这一重大行动，不仅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也给湘鄂两省敌人以沉重打击和极大震动。同年冬，蒋介石为了围歼红二、六军团，集中了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万余兵力，编成六个纵队，加紧部署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大规模“围剿”。
为了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指挥红二、六军团加强了反“围剿”作战的准备。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十分关注红二、六军团的反“围剿”作战。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就红二、六军团粉碎敌人“围剿”应采取的战略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同时，又指出：“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分。当必要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必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25] 为了加强反“围剿”战争的领导，指示还规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由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等为委员，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
二月初，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法，向湘鄂川黔苏区发动进攻。在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六军团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规定的作战方针，在半年多的反“围剿”作战中，依托根据地，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九月，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蒋介石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方针，企图将红二、六军团压缩、消灭于湖南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狭小地区。其具体部署是：以湘军何键部和鄂军徐源泉部在湖南大庸、永顺、龙山和湖北来凤、鹤峰、走马坪一线构筑碉堡固守，分别从苏区的南、西、北三面限制红二、六军团机动；以新调来的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和中央军樊嵩甫纵队、汤恩伯纵队共九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为进攻部队，在湖南津市、澧县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逐段筑垒推进。同时，还对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红二、六军团于九月初从津市、澧县返回苏区的中心桑植地区，准备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寻机歼敌，以粉碎敌人的“围剿”。
但是，此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其行动十分谨慎，每天仅前进三五里，且兵力相当密集，我军屡次寻找战机未成。十月一日，蒋介石又决定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营，以陈诚为参谋长代理行营主任，指导和监督各路军“围剿”湘鄂川黔苏区。这样，敌人的堡垒封锁越来越紧。同时，苏区内部还很不巩固，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又十分猖獗；经济上这一地区本来就十分贫瘠，受历年军阀混战和一年来反“围剿”战争的消耗，红军物资补给更加困难；加上红二、六军团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既不能及时了解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虽经努力，恢复了与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联系，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仍处于中断状态。十月十五日，跟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红二、六军团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提出建议：“在现小地区内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 [26] 同时，强调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十月十九日，朱德、张国焘再次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根据朱德、张国焘的电报指示和红二、六军团面临的形势，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就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敌人新的“围剿”气势汹汹，集中了一百三十余团的兵力，而我红二、六军团总共兵力不到两万人，兵力悬殊过大；湘鄂川黔苏区的地形条件也于我不利，苏区北边是长江天险，南有沅江、澧水两河阻隔，东面是八百里洞庭湖区，这就给我军机动兵力、实行运动战造成很大困难。根据这一情况，省委和军委分会感到在湘鄂川黔苏区及其周围地区打破敌人的“围剿”是极为困难的。十一月四日，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鉴于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直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和反“围剿”所面临的严重形势，决定主力部队采取逐步转移的方针，首先向南运动，突破敌军澧水、沅江封锁线，进入湘中，筹措给养，扩大红军，然后西进，突入湘黔边广大地区，争取在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东部石阡、镇远、黄平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同时留下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转移，并在斗争不利时向湘黔边转移，同主力会合。
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后，在省委和军委分会的领导下，党政机关和部队在军事、政治、后勤供给等各方面作了认真的准备。在政治思想上，总指挥部召开了各部队政治工作干部会议，分析了部队的思想状况，明确了转移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各部队对指战员进行了政治动员。对老弱病残人员不能随军行动的，有的遣散回家，有的寄在适当的地方，并由首长亲自谈话，做好思想动员工作；在军事上，精简了机关勤杂人员，充实了第一线部队，并补充调整了各级干部，调整编制序列，将鄂川边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等地方武装编成第五、第十六师，分别编入红二、六军团序列。调整后的序列及干部是：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四师，卢冬生任师长，冼恒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第五师，贺炳炎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三、第十四团。第六师，郭鹏任师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团。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夏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第十六师，周球保任师长，晏福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团。第十七师，吴正卿任师长，汤祥丰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十九、第五十、第五十一团。第十八师，张振坤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五十三团。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在后勤供给上，由地方党政机关协助筹措了给养物资。部队广泛开展了行军的准备。
除了做好突围前的准备外，省委和军委分会还认真研究了突围方向和行动方案。原准备从西南方向突围，取捷径直抵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从这个方向突围，路程较近，但敌军设置了严密的碉堡封锁线，布置了七个师的兵力。最后决定将突围的方向选在南面。从南面突围，虽路途遥远，江河纵横，但敌人在澧水、沅江两条河地区疏于防守，兵力薄弱，且南下湘中，可以充分利用该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条件，筹措经费和物资，取得人力、物力上的及时补充。同时，还可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
国民党方面对红二、六军团的突围有所觉察和防范。湘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十月底到永顺督察，曾对部下说：“红军突围的迹象日益明显。” [27] 要求所部加强永顺一大庸一慈利碉堡的防守。敌“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在致贵州省政府主席吴忠信等人的电报中也判断红二、六军团有“向川省西窜企图”或“向黔窜进企图”，要求“设法预防”。 [28] 十一月十九日夜晚，红二、六军团按照贺龙下达的突围命令，分别从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附近的干田坝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向湘黔边转移，参加的有红二、六军团主力五个师共一万七千余人。红十八师留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担任突围转移的先头部队是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其中第四十九团为先头团。先头团的任务是：抢渡澧水、沅江，在敌人沿两江构筑的封锁线上撕开一条缺口，为主力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该团在团长王烈的指挥下，携带武器、绳索、斧、锯等工具，沿着崎岖山路快速行进，于二十日黄昏直抵澧水北岸的潭口附近。先头部队第十七师则在王震的直接指挥下，以强行军的速度于二十日下午四时赶到大庸与溪口之间的张家湾附近。敌湘军李觉纵队第十九师凭借澧水，设置了严密防线，沿河构筑了许多碉堡，扣押了所有船只，封锁了江面和各交通要津。王烈团长指挥部队隐蔽在一片茂密的竹林中，抢造渡河竹筏。同时，挑选了三十名习水性的战士，组成抢渡突击队，并将全团的所有轻重机枪调到张家湾附近的高地，准备以强大火力掩护、支援突击队抢渡。天黑以后，烟雾笼罩江面，突击队开始偷渡。但被敌人发现，敌以密集的火力封锁江面。突击队遂改为强渡，全团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突击队行动。王烈团长率第一营随后跟进，加入抢渡的战斗行列。突击队和第一营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精神，先后渡过澧水，突进到对岸，与敌展开激战，并拔除了敌人碉堡。与此同时，该团侦察分队在向导的指引下，从潭口下游四五里的渡口徒涉成功。第二、第三营也紧随侦察分队徒涉过河，尔后向潭口渡口南岸敌阵地扑去，攻破敌碉堡三十余座，为主力部队渡过澧水打开了通道。战斗中，团长王烈和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在第四十九团的掩护下，红二、六军团主力从安坝渡、杨林渡等地跨过了澧水。
部队渡过澧水后，仍以第四十九团为先头团，兼程向沅江挺进，于二十一日晚八时许进抵沅江渡口洞庭溪。防守洞庭溪渡口的只有两个班的地方团，由于红军行动神速，他们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就当了俘虏。红四十九团迅速控制了渡口，搜集渡河材料，为主力部队渡河作好准备。与此同时，红军的另一支分队也进抵大晏溪渡口，全歼守敌一个连，并很快渡过沅江，控制对岸渡口。由上游乘船赶来设防的敌军一个营也很快被歼灭。接着，红二、六军团主力从临时架设的浮桥通过沅江。
就在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江的同一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营代主任陈诚发出堵截红军过澧水的命令。到二十四日，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才转发陈诚的命令：令樊嵩甫纵队第二十八师师长王懋德“率直属部队及步兵一团，由通津铺迅移慈利策应”；令“王东原师（湘军第十五师）由永顺东移后坪策应”；令“廿六路（孙连仲部）限养日（二十二日）接守磨（冈隘）、慈（利）间碉线”；“樊部主力集结慈利附近，并抽派一师兼程向溪口增援”。 [29] 但敌人堵截红二、六军团过澧水的部署已为时过晚。红二、六军团不仅迅速过了澧水，而且又过了沅江，随后又快速向湘中实施战役展开。至十一月二十八日，东渡资水的红六军团先后占领新化、兰田、锡矿山；向湖南中西部展开的红二军团先后占领溆浦、辰溪、浦市。从而迅速控制了湖南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并在该地区发动群众，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进行扩军和筹款等项工作。
（撰稿人 李佩良）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边地区
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突破国民党军澧水、沅江防线，并向湘中实施战役展开后，蒋介石立即调整部署，除留下湘鄂川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徐源泉（任第十军军长）部和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继续对湘鄂川黔苏区的红十八师进行“清剿”外，集中五个纵队共十二个师又一个旅，分路向红二、六军团追击，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湖南沅江与资水之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以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纵队由湖南东坪（今安化）向新化推进，追剿占领新化、蓝田、锡矿山之地区的红六军团；李觉纵队由沅陵、泸溪推进，追剿占领溆浦、辰溪、浦市之地区的红二军团；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一个师又一个旅设防于沅江；另调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入湘，经岳阳、长沙向邵阳急进。同时，为防止红二、六军团由湘入黔，薛岳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致电吴忠信（贵州省政府主席），增调六个师又一个旅加强黔东防线，防堵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十二月初，追剿的樊嵩甫纵队和李觉纵队所部已相继推进至浦高、辰溪和潭家湾附近，陶广纵队也奉命向泸溪、辰溪推进。
面对国民党军以重兵分路追剿的严重形势，红二、六军团决定退出湘中，由溆浦附近西进向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为了调动敌人向东，红二、六军团于十二月十一日从溆浦地区出发，向东南方向急进，故意摆出准备东渡资水的姿态。十五日，陈诚发觉红军“南窜”后，立即命樊嵩甫纵队、陶广纵队、李觉纵队向南追击；汤恩伯纵队从湘潭向湘乡西进，配合樊、陶、李等三个纵队“进剿”。 [30] 红二、六军团向东南方向连续突击九天后，于十九日进抵高沙市、洞口一带。“追剿”军总司令部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于十八日、二十日连发两电，命樊、陶、李、郭、汤五个纵队合力“进剿”红二、六军团，其中李觉纵队三个师由北向南“衔尾猛追”，陶广纵队两个师在洞口以东地区配合李纵队“夹剿”，樊嵩甫纵队和汤恩伯纵队“由隆回、宝庆（今邵阳）向高沙、武冈前进”。 [31] 但是，红二、六军团突然掉头西进，位于沅江东岸的陶广纵队向南急进，企图阻挡红二、六军团西进。二十二日，红二、六军团计划于高沙以西的瓦屋塘侧击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从而打开西进通道。不料，敌人先机赶到瓦屋塘布防。红二、六军团虽经与陶敌激战，未能奏效，遂改道南进，攻取武阳，避开陶广纵队。二十四日，再从武阳折向西进，到达巫水上游之绥宁附近的竹舟江、麻塘，从这里渡过巫水，进到湘黔边地区。与此同时，留在湘鄂川黔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十八师，在当地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同七个师又三个旅的敌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拂晓从湖南龙山以南突破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进到四川黔江、酉阳地区。
当红二、六军团渡过巫水抵湘黔边地区后，湘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再次调整追击部署：令陶广纵队向武阳、绥宁追击；令李觉纵队向会同、靖县追击；令樊嵩甫纵队向洪江“分途堵截”；令汤恩伯纵队向花园急进；令郭汝栋纵队“向黔阳前进”， [32] 同时决定将其前敌总指挥部由溆浦移向洪江。敌企图在武阳、会同、靖县、洪江地区追歼红二、六军团。根据敌情，二十六日贺龙又指挥红二、六军团改向北进，进抵会同地区。会同地区属山区，丛山峻岭绵延不绝，时值寒冬，大雪飞扬。红军指战员冒着风雪严寒与敌周旋。二十七日，红二军团围洪江，红六军团占领会同城，并向堡子脚进击。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又从黔阳县属之江西街和洪江县属之托口搭浮桥西渡 
一月二日，红二军团占领龙溪口、晃县，红六军团向裴家店、五里牌推进。三日，红军主力在上述地区作短暂休整，准备回击追敌。四日，红二军团第五师攻占贵州玉屏，随后一部继续西进岑巩，另一部南进三穗。这时，尾追的敌五个纵队，其中李觉、陶广的两个纵队距离最近，只有两三天路程，尤其李纵队的第十六师跟得最紧；而樊嵩甫、郭汝栋两个纵队稍远，尚有四天路程；汤恩伯纵队则准备回宝庆（今邵阳）。根据敌情，贺龙同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决定打击追敌中最突出的李觉纵队第十六师。为此，贺龙命令红五师进占玉屏的同时，派出少数部队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隐蔽于龙溪口、晃县地区作战前准备。五日，追敌第十六师第四十七旅以第九十三团、第九十六团为前锋，沿芷（江）晃（县）公路向波洲、晃县前进，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随后跟进。是日午后，敌第九十三团进入上坪、良田湾附近，发现红军在小岩洞、牛尿冲森林内设有埋伏，即派兵搜索侦察。红军随即向搜索之敌发起攻击，并与敌第九十三团展开激战。战斗打响后，萧克即率红六军团赶到，同时与敌第九十六团接战。红军利用地形居高临下，集中火力掩护，以梯次队形向敌冲杀，给敌第九十六团以重大杀伤。傍晚时分，敌第十六师师长章亮基率第四十六旅进到新店坪、便水一带，占领阵地。贺龙率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六师赶到高屋背一带，即命令红四师向敌第九十三团右翼迂回，切断上坪与新店坪之间联系；红六师向便水敌军迂回，阻敌后援。红军从多面向敌发起攻击，力图围歼被我包围之敌。但由于红军兵力没有高度集中，各部队进展较匆忙，而敌第十六师两个旅已形成纵深配置，地形又复杂，未能达到预想效果。战至七日拂晓，在敌李觉纵队第十九师、第六十三师相继赶来增援的情况下，贺龙便下令撤出战斗，这就是红二、六军团进行的便水战斗。便水战斗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大，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红军担任出击的部队上去的时间过迟，把敌第十六师放进过深，加上在敌人增援的两个师上来后，没有能集中兵力歼灭第十六师。
红二、六军团撤出便水战斗后，继续向北转移。蒋介石又作出关于乌江以东地区围歼红二、六军团的部署：“一、着刘总指挥建绪，率樊纵队（二八师、九七师）、李纵队（十六师、十九师、六三师）、郭纵队（廿六师、独立三十四旅）仍跟踪追剿。二、陶纵队（十五师、六二师、新三十四师）即移至保靖、永绥、秀山，迅速构筑强固工事、封锁线，堵匪北窜。三、郝（梦龄）纵队（四七师、五四师）即至后坪、思南间，沿乌江堵匪西窜。四、许绍宗部，除一部即构筑秀山、沿河间碉堡线外，主力集结秀山附近。五、汤纵队着在宝庆集结待命。” [35]
由于敌情的变化，红二、六军团放弃经贵州镇远进入石阡、镇远、黄平地区的计划，改由玉屏、龙溪北移，再绕道进入上述地区。北上转移途中，红六军团一部在田心坪歼灭企图阻拦的黔军蒋在珍新八师的一个营，冲破敌人阻挡，主力于一月九日占领贵州江口，进入黔东地区。与此同时，红十八师从龙山地区突围后，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经四川秀山、贵州松桃，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到达江口，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一月十二日，红二军团占领贵州石阡。
至此，红二、六军团转战一个多月，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终于进入贵州东北部的江口、石阡地区，开始了创建新苏区的斗争。但是，贵州江口、石阡地区经济落后，人口稀少，尤其是粮食供给困难，再加上围追堵截的敌军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对红二、六军团采取了北截、西堵和从东、南两面进攻的策略，不便于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一月十五日，敌樊嵩甫纵队已追至铜仁，李觉纵队追至江口、凯德旁、洪家冲一线，郭汝栋纵队也兼程向江口推进。同时，蒋介石委任顾祝同坐镇贵阳，指挥四十余个团的兵力，阻止红二、六军团在湘黔边建立新苏区或返回原苏区。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分会于一月十九日在石阡召开会议，总结了便水战斗的经验教训，分析敌情，作出了放弃在石阡、江口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会议认为：“一、因便水反击敌人，未能给敌以有决定意义之打击，开展新的有利战斗局势。二、敌依据原有碉堡线（已成碉堡网地区），已成包围逼近形势，我军处在狭小地区，渐成被动局势。三、以石阡为中心地带内，粮食缺乏，居民稀少，地形不利进行运动战。四、军委指示：‘在未给敌以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势。根据上述情况及军委指示，乃决定继续西移，寻求在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并拟在黔省西部争取创立根据地。” [36] 为此，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继续转移，到乌江以西、长江以南的贵州西北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边地区，历时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湘中围歼红二、六军团的阴谋。
（撰稿人 李佩良）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二、六军团向黔西北地区转移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石阡、江口地区出发，开始向西转移。同日，湘军前敌总指挥刘建绪却判断红二、六军团可能北进，电令郭汝栋纵队第六十三师在江口一带构筑碉堡线。二十一日，红二军团第六师进至沙坝，并对河坝、岩口之敌实施警戒。红二、六军团主力则于当日通过河坝场，随即对敌郭思演纵队李必藩之第二十三师设防于龙溪的封锁线发起攻击，摧毁敌碉堡，突破封锁线。之后，红二、六军团立即改变行军方向，转向瓮安方向南进。二十二日，追敌樊嵩甫纵队董钊之第二十八师和陈安宝之第七十九师分别追至合水、印江之线和木黄、桃子坪之线，邹洪之第四十三师、孔令恂之第九十七师分别进抵乌罗司、寨英之线。同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发现红二、六军团改向南进后，于二十三日立即部署在瓮安地区“围剿”红二、六军团的计划：令郭思演纵队主力“兼程趋平越，转向瓮安拦击或腰击，如堵截不及，即以全力追击”；令“刘建绪部李（觉）、郭（汝栋）两纵队，由江口分向石阡、余庆以南地区兜剿，樊纵队由塘头向石阡、余庆跟进”；令郭思演纵队第九十三师“全部移驻贵阳”；令万耀煌纵队第十三师“由綦江开遵义，川军许绍宗部由龚滩开南川、綦江”，第二十军杨森部由洪雅开赤水待命”。 [37] 同一天，蒋介石还命令蒋在珍的新编第八师抽一部留守铜仁、江口，主力归入郭汝栋纵队。
就在国民党重新部署围歼红二、六军团的当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收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发来的电报指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 [38] 根据朱德指示，一月二十四日，红二、六军团继续南进，先头红四师袭占瓮安城，跟进的红二军团顺利通过瓮安，随后跟进的红六军团也进抵猴场。至此，红二、六军团经过五天的征战，终于跳出敌人设于铜仁、印江、思南、余庆、黄平、镇远、玉屏、岑巩的包围圈。
二十五日，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令刘建绪指挥的樊、李、郭三个纵队紧随红军尾追；令驻守黔北地区的郝梦龄纵队防守乌江沿岸，并依照情况逐渐西移，防堵红二、六军团北进遵义、桐梓；令郭思演纵队赶赴贵阳，拦击红军西进。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受令南下攻占平越（今福泉）的红四师从黄土哨出发，经卡龙、杨家村、龙昌堡，于拂晓开始包围平越城。该城当时是贵州省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郭思演急令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师第五九〇团赶赴平越马场坪设防。红四师趁平越城内敌防守空虚之机，兵分三路向该城发起攻击，迅速攻破并占领平越。随后，红军采用声东击西战略，以红四师一部出南门，向马场坪方向奔袭。当时红军的意图是：武力侦察敌在平越至贵定公路沿线布防的实力，阻止敌向平越的增援，掩护主力转移，并给敌造成红军要经马场坪方向进攻贵阳或南进广西的错觉。在马场坪附近，红军击退敌第九十九师第五九〇团的阻拦后，按计划撤回平越，红二军团主力进入平越城，红六军团抵达牛场。
红军迅速南进，连克瓮安、平越的行动，将跟踪追击的敌人全部抛到了东面和北面，显示了贺龙的高超指挥艺术。克瓮安、平越后的红二、六军团于二十七日突然西进，攻克洗马河，袭取龙里，前锋指向贵阳。红军突然西进，指向贵阳的行动，使贵阳守敌突觉紧张。当时，国民党据守贵阳的兵力薄弱，正规军极少，大多是民团之类的杂牌武装，战斗力很弱。红军前锋直逼贵阳的行动，逼使蒋介石急忙命令傅仲芳的第九十九师和李必藩的第二十三师向贵阳收缩，同时调郝梦龄纵队向湄潭集中，准备南渡乌江截击红二、六军团。敌向贵阳收缩兵力，使贵阳以西和乌江沿线的防务大为削弱，给红军西渡乌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红军忽南忽西的行动，使敌人防不胜防、堵不胜堵。蒋介石在致龙云电中说：“萧、贺股匪向西急窜，证以匪性狡狯，飘忽无定。” [39] 为此，蒋介石进一步调整防堵红二、六军团的部署，令川军杨森部到达赤水后，沿赤水河至赤水河镇布防，以孙渡纵队主力集中镇雄，鲁道源旅集结镇宁、安顺，相机推进赤水河镇，经瓢儿井、毕节、大定、黔西之线，防堵红二、六军团西进，并以桂军集结都匀、独山，准备在贵定、贵阳、安顺线以南地区，堵截红军南进。
根据上述情况，贺龙等指挥红二、六军团突然从贵阳北面绕过，向西北急进，于一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袭占扎佐、修文，并以红六师为先锋，直趋乌江上游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河面宽近百米，河槽很深，且两岸山势陡峭，河水落差较大，水流湍急，地势险要。同时，鸭池河渡口是黔西通往贵阳的必经之路。夺取鸭池河渡口，成为红二、六军团胜利渡河的关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二月一日，总指挥贺龙命令总指挥部参谋处从各师抽调一百二十多名侦察员，组成侦察大队，担任夺取鸭池河渡口的任务。侦察大队从修文出发，急行军一百二十余里，于二日拂晓赶到渡口，并顺利地解决了敌驻防在这里的盐防军一个连，占领了东岸渡口。事先敌将船全部集中于西岸渡口，并有一个班看管，山头上还驻守着盐防军大队部和两个连的部队。侦察大队布置好掩护火力后，让俘虏向西岸喊话，说有紧急情况要向大队部报告，赶快派一只船过来。这样，西岸敌军果然撑过来一只船。天亮后，先头部队红六师的第十六、第十八团赶到，红军又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两只大船。随后，红二、六军团主力相继赶到渡口。这时固守西岸渡口的敌人，企图阻止红军渡河。川军刘湘也于当日转发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关于向鸭池河追击红二、六军团的电令，“令郭思演纵队全部速由贵阳经沙子哨附近向匪猛力截击”，令李觉纵队向贵阳、郭汝栋纵队向扎佐“急进追击”，万耀煌师向息烽“急进夹击。” [40]
为了保证主力部队赶在追敌来到之前渡过鸭池河，先期到达渡口的红六师第十六、第十八团迅速占领渡口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压住对岸山头的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抢渡。由于船只少，加上渡口狭窄，两岸陡峭，使渡河行动显得缓慢。而奉命追击的敌人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正加紧从镇西卫一带向渡口进逼，形势十分紧急。在紧要关头，有的红军战士急中生智，将缴获来的布匹拧成绳子，连结起来，固定于河两头，作为过河绳索。渡过河去的部队也占领并控制对岸阵地，接应后续部队过河。至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渡过鸭池河。黄昏时分，追敌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才追到渡口。
先头过河的侦察大队和红六师又迅速西进，直指黔西县城。贵州西部由黔军犹国材的保安部队驻守，而黔西县城只有一百多人的保安队、侦察大队利用一个伪保长，首先打开城北门。红六师先头部队也攻破城东门，敌县长见状带着几十名保安队员慌忙逃窜，红军随即占领黔西县城。
红六师袭占黔西县城，就打开了进军黔、大、毕地区的门户，为红二、六军团创建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撰稿人 李佩良）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
红二、六军团渡过鸭池河，进入黔西后，依据朱德、张国焘的电报指示，开始了创建黔（西）、大（大定）、毕（节）根据地的斗争。
早在红二、六军团向黔西北进军途中，朱德、张国焘就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发来电报，建议他们“在黔滇川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 [41] 红二、六军团冲破敌人的堵截，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后，于二月五日在黔西县城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会议，讨论朱德、张国焘的电报指示精神，研究红二、六军团进入黔西后的工作方针。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立即在黔西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为此，还决定红五师、红十六师继续西进；红四师、红六师和红十七师往东北方向伸展，寻机打击紧逼过来的万耀煌纵队；红十八师留在黔西一带担任钳制敌人的任务；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随红四师行动。
当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西部地区后，蒋介石立即于二月五日作出在黔西地区追堵红军的部署：令万耀煌、郝梦龄两纵队取捷径跟“匪”追剿；李觉、樊嵩甫两纵队分向织金、仁怀拦击；郭汝栋纵队向葩沙集结，为预备队；许绍宗纵队开四川叙永；杨森部开四川高县、珙县防堵；刘湘派队布防四川宜宾、屏山、雷波一线江防和横江、滩头防线；李家钰部大部开四川西昌、会理，兼顾金沙江西岸防务；孙渡纵队主力至威宁，一部至盘县，联络堵击；甘丽初之第九十三师巩固贵阳，傅仲芳之第九十九师和杨其昌部肃清湘黔公路两侧之红军。 [42] 同时，滇军一部进至云南昭通、宣威一线，防止红军北渡长江和西进云南。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等指挥下，各师于五日下午按计划行动。担任继续西进，占领大定、毕节任务的红五师和红十六师分别西进。红五师沿黔（西）大（定）公路急进，行至甘阴棠时，与敌宋醒保安旅遭遇，红五师击破敌之阻拦，主力继续西进，于六日进占大定县城。红十六师随后跟进，于八日进入大定。
红军进占毕节县城，是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配合下实现的。当时，贵州省工委派在毕节做兵运工作的邓止戈已掌握当地绿林武装席大明部，而国民党当时在毕节没有正规军。当红军向毕节推进时，敌人企图利用席大明部抵抗红军，固守毕节。针对这一情况，贵州省工委决定将计就计，乘机让席大明部控制毕节城东门及头步桥一带高地。二月九日，红十六师兵临城下，席大明部将红军迎入城内。至此，红二、六军团迅速占领了大定、毕节等地区。
但是，敌人对红二、六军团的追堵一日也没有停止过。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各追堵纵队越来越逼近，尤其是中央军万耀煌纵队已于二月五日进至打鼓新场一带，六日又进占三重堰地区；郝梦龄纵队也随后进至三重堰以东及打鼓新场以南的牛场坡地区。
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给追堵的敌人以打击，于二月九日由萧克指挥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向万耀煌纵队之西侧和背后运动，由贺龙指挥红二军团第四师、第六师向三重堰地区开进，计划在打鼓新场和三重堰以北地区歼敌一部。红十七师一部在向敌迂回途中，在驾木与敌发生激战，因我军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双方形成僵持。战斗中红十八团参谋长贺崇禄牺牲，我军撤出战斗。十日，萧克率红十七师进占打鼓新场，并截断敌万耀煌部与郝梦龄部的联系。紧接着，红十七师又向大岭坡守敌发起攻击，却因敌工事坚固，加上敌预先有备，我军未能给敌以有效打击，被迫撤出战斗。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红二、六军团十分重视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工作。二月九日，在大定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因贺龙要指挥部队作战，由陈希云代理主席一职，朱长清任副主席。川滇黔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第一个革命政权的诞生，也结束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川滇黔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当天，还公布了施政方针，发动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的政权建设。各级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相继成立。在大定县，成立了代行县革命委员会职权的“拥护红军委员会”，由彭新民任主任。“拥护红军委员会”发挥政权机构的职能，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和扩大红军的运动，同时开展了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毕节，召开了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选举大会，选举朱志清任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宣布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毕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积极宣传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开展拥护红军活动，帮助红军筹粮筹款等。毕节县革命委员会还发动群众，成立土地委员会，公布土豪劣绅名单和他们的罪行，组织群众向土豪劣绅开展清算斗争。在大定县，红五师组织召开了颇有声势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控诉地主、土豪劣绅的罪行，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土地革命政策，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大定和毕节，还先后组织区、乡级土地革命委员会五十多个。红军在黔西、大定、毕节期间，还帮助和建立地方革命武装。凡成立土地革命委员会的区、乡，都组织了红军游击队，并扩大红军五千多人，充实了红军各部队。
红二、六军团还进一步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贵州原是黔军王家烈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在指挥中央军入黔追剿中央红军时，强行剥夺了王家烈的军权，派吴忠信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原黔军中不少编余官兵对蒋不满，有的打出反蒋旗号，占山为王，割据一方。国民党各派军阀在贵州形成激烈纷争的局面。上述情况客观上有利于红二、六军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红军进入黔西地区后，这里地处川、滇、黔三省边界地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不统一，各种矛盾异常尖锐，更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矛盾，争取贵州上层社会人士与我党我军结成统一战线，是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活动期间首先做的工作。当时，红军就成功地团结和争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周是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声望的知名人士，据萧克回忆：“我们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我们到后，到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种情况告诉王震和夏曦同志，他们马上去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他们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也说：‘赞成，完全赞成。’我们就请他出来当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很快，他的抗日救国军就发展到一千人枪。我们到毕节前，原来想在黔西、大定站住脚，到毕节后，请他给云南的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认识，他就把共产党和红军当时的政治主张告知孙，并说：蒋介石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正是由于龙云当时的处境，周素园给孙渡写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形成与国民党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迫我北走四川。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二十天，休整补充。” [43] 后来，红二、六军团离开毕节北上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延安。
团结和争取绿林武装席大明部，也是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活动时所做的统一战线工作。席大明出生于地主家庭，早年参加过拥护孙中山的“滇黔联军”。后来他成为一支彝族群众武装的首领。一九三六年，在中共贵州省工委邓止戈的团结、争取下，协助红军攻占毕节，并按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嘱托，与周素园等一道帮助红军筹措粮款，发展武装，成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党和红军还通过周素园、席大明等人联络和收编了其他一些绿林武装和杂色军队，壮大了抗日救国军的队伍，配合了红军的活动。
在大定县，红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很有成效。开明士绅彭新民，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他有较强的爱国思想，赞成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进占大定后，他出任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他积极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协助红军筹措粮款，受到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的赞赏。贺龙路过大定时，亲自登门看望了彭新民。后来，红军撤出黔西、大定、毕节继续转移后，彭新民被万耀煌部逮捕。在敌人的种种酷刑面前，他大义凛然，英勇地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年仅三十四岁。
红军主力在打鼓新场和三重堰以北地区寻机歼敌未成，敌人乘机占领黔西、大定县城。为了改变我军面临的不利局面，贺龙等领导决定择地伏击敌人一部。二月十八日，当敌郝梦龄纵队由煤洞进窥六龙场时，红军迎击该敌，将其先头部队击溃。十九日，贺龙电令萧克率红六军团进至大定以西地区，选择有利战场，打击万耀煌部。当日，红十七师进抵将军山地区。将军山位于大定以西二十余里的六龙山南麓，山势由南而北，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清（镇）、毕（节）公路绕将军山脚而过。红十七师利用将军山的有利地形，隐蔽于公路两侧。上午十时左右，万耀煌之第十三师先后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乘敌情况未明时发起攻击，经一个半小时战斗，歼敌六个连，狠狠地打击了万耀煌部的气焰。随后，红军在将军山一带高地设防，凭险据守，击退敌两个师达七天之久的进攻。这时，敌万、郝、樊、郭四个纵队七个师又一个旅已陆续赶到，红二、六军团被压缩在毕节一隅，失去了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
二月二十五日，军委分会在毕节城内召开会议，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形势，认为因红军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而敌又占黔西、大定，红军被压缩于毕节的狭小地区的情况下，退出毕节，继续西进是必要的。会议决定：红二、六军团立即退出毕节地区，沿毕（节）威（宁）大道西进，尔后转向东南，到安顺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撰稿人 李佩良）
参考书目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二、六军团回旋乌蒙山区
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地区，向安顺地区转移过程中，与追剿的各路敌军回旋于乌蒙山区，历时一个月，转战一千余里，再一次挫败了蒋介石的围歼计划。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的指挥下，按照预定计划撤离毕节地区，沿毕威大道继续西进，然后准备转向东南，到安顺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的敌情是：尾追的万耀煌纵队于当天下午进占毕节城，樊嵩甫、郝梦龄两个纵队也紧跟万纵队之后尾追；滇军孙渡纵队在前面防堵，分驻云南昭通、贵州威宁、水城三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分别由织金、大定向水城、威宁拦截；加上川军在川南堵截。这样，顾祝同的企图是集结各路纵队在毕节、威宁以北地区“三方夹击” [44] 红二、六军团。为此，顾致电龙云，认为这是围歼红军于上述地区的“唯一良机”，“除严令各部队不顾一切，努力急追外”，惟担心“威宁方面兵力嫌单，如只能保守县城，不能阻匪通过，则匪之活动范围甚大，聚歼之效难收”，要求龙云速“设法派队增防”。 [45] 龙云接电后，立即增调一个旅加强了威宁的防守力量。
二月二十九日，红二、六军团经杨家湾、七星关、朱昌、五股等地，分别进入野马川、平山堡一线，跨入了气势磅礴的乌蒙山区。乌蒙山位于黔西北与滇东之间，方圆数千里，群山连绵，气势宏伟。这里气候变化无常，时而云雾弥漫，时而朔风怒吼。生活在这里的彝、苗、汉族群众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少数民族奴隶主、土司、领主的压迫、剥削，经济十分落后，这些都给红军的行军作战和解决给养带来极大的困难。
在追堵红军的各路敌军中，蒋的嫡系樊嵩甫纵队最为卖力，其两个主力师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九师更是邀功心切，沿毕威大道紧追不舍，企图前出到红军前头，与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在威宁、水城、织金形成包围圈，将红二、六军团围歼于川滇黔边境地区。这一态势的出现，使红军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三月二日，军委分会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张子意在野马川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认为：因敌情变化，我军由此去安顺的计划已无法实施。根据贺龙的建议，会议决定放弃原定计划，继续西进，进入威宁以东的妈姑地区，然后向南，经威宁与水城之间的狗店子，再进入滇黔边境的南、北盘江地区，尔后绕道去安顺。当天，发生了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原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在野马川地区不幸牺牲的事件（夏牺牲后，张子意继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按照改变后的计划，红二、六军团从野马川地区继续西进，于三月四日进抵妈姑地区，准备从这里转道向南。但敌情又有了新的发展：西面，全力设防于昭通、威宁一线的孙渡纵队挡住西进道路；南面，已严密设防于威宁、水城一线的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又堵住了南进的去路；东面，又有樊嵩甫、万耀煌、郝梦龄三个纵队正在急追；只有西北边的云南镇雄、彝良一带布防的敌军较为薄弱。针对这一情况，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等商量后，当即决定，改向西北方向的奎香、彝良（均属云南）一带前进，将追击之敌北调，然后再寻机南下滇东地区。
三月七日，红二、六军团进抵奎香、恒底、板底地区。此时，敌判断红军将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顾祝同又急忙命令樊嵩甫、万耀煌、郝梦龄三个纵队转向西北追击，命令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经威宁迅速北进，同时调第一二三师至白水江岸的牛街一带防堵。在尾随紧追的三个纵队中，数中央军樊纵队最嚣张，跟得也最紧，与红军只相差一天路程，而樊纵队的先头第二十八师更是追得起劲，不断与我军后卫红十六师接火。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速度，挫一挫樊纵队的气焰，争取转移的主动，贺龙决定红军从奎香、恒底、板底地区返回五十里，在以则河地区伏击敌第二十八师，力争重创该敌。为此，贺龙命令红四师、红十六师和红十七师返回以则河一带伏击敌人，红五师在恒底一带钳制樊纵队第七十九师。
以则河属威宁县境（今属赫章县），地处奎香东南部，位于乌蒙山中段，地势复杂，易守难攻。三月七日夜，红四师、红十六师和红十七师连夜行军五十里，返回以则河、法冲一线，于八日拂晓前按预定方案设伏，红四师埋伏于以则河东侧，红十六师、红十七师埋伏于以则河南侧、西侧，等待敌第二十八师进入伏击圈。天亮后，以则河地区浓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八时左右，敌第二十八师先头部队一个侦察连沿以则河河谷侦察前进，一个步兵连沿以则河东侧向法冲搜索前进，进入红四师的伏击圈。红四师未见敌主力没有开火。进入红十七师伏击圈的也只有一个敌步兵连，所以，红十七师也没有立即下令出击。不料，敌搜索队与红十七师的一线伏兵遭遇，战斗突然打响。霎时冲锋号吹响，红四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从四面八方一齐压向敌人，各种火器同时开火，很快将敌两个连全部歼灭，俘敌数十人，缴获各种枪一百余支（挺）。樊嵩甫得知第二十八师遭我伏击后，立即令第七十九师派一个旅向以则河增援，策应第二十八师。第二十八师后续部队得知先头部队遭伏击时，惧怕被歼，也不敢贸然追击。
以则河伏击，红军虽未能重创敌第二十八师，但获得了全歼敌两个连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樊纵队的气焰。樊嵩甫吃了亏后，再也不敢贸然与我军接火，变“追”为自保。完成伏击任务的红军，撤出以则河地区，又向镇雄方向前进。以则河战斗之后，红二、六军团的意图是经乌沙寨转向东进，拟从镇雄以南突破敌人包围，然后再向东进至安顺地区。顾祝同又急忙将“追剿”的各路纵队全部东调，跟踪尾追。当时，顾祝同也判断红军将夺取镇雄，于是命万耀煌亲自率领第十三师北进，向镇雄前进；命其余各纵队向位于镇雄与赫章之间的则章坝（哲庄坝）压缩靠拢，寻机与红军主力决战。三月十一日，红军先于敌人进占则章坝附近地区，并从敌人的俘虏中得知万耀煌第十三师正向镇雄急进的情报，贺龙决定在则章坝伏击敌第十三师。则章坝位于镇雄与赫章两县交界处，是一个不大的小坝子，东、北面是石头山，西、南面山上长着青松。我奉命执行伏击任务的红四师、红六师于十二日拂晓设伏于则章坝地区。上午九时许，敌第十三师先头部队进入我伏击区，万耀煌也在卫兵的保护下进入伏击区。严阵以待的红军以突然的行动，向敌人发起猛烈的攻击。敌人被迎头痛击，慌乱中，万耀煌急忙跳下马，在卫兵护送下连滚带爬逃下山坡。敌人在一阵混乱后抢占地形拚命抵抗，并集中十多挺机枪向红军反击。红十八团团长成本新（后改名成钧）奉命率部出击。正在这时，团政治委员余秋里发现敌人的一挺机枪在不远处向成本新瞄准，便跃出战壕，用力把成团长推倒，自己的左臂却被敌人的枪弹击中。战士们见状，义愤填膺，一齐冲向敌人，与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在敌第九十九师赶来增援、郝梦龄纵队也向我紧逼的情况下，贺龙命令红四师、红六师立即撤出战斗。则章坝战斗虽没有予敌以致命打击，但取得了歼敌第十三师指挥机关及直属部队两个连，俘敌近两百人，缴获长短枪两百支、机枪八挺的重大胜利。
则章坝战斗后，红二、六军团改向西进。三月十三日，红二军在赫章以北的财神堂与郭汝栋纵队遭遇，将敌击退。但此时红军面临十分严重的危险：后有追兵郝梦龄、万耀煌两个纵队的追击，北有樊嵩甫纵队的堵击，南有李觉纵队的拦击，十余万敌军已将我军压缩在三十余里的狭小地区。再加上这一带山势奇险，部队机动不便，人烟稀少，给养十分困难，连续行军作战，干部战士已十分疲劳。在这严重关头，贺龙果断地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术，指挥红二、六军团从敌人郭汝栋、樊嵩甫两个纵队的间隙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于三月十六日第三次进入奎香地区。顾祝同得知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奎香地区后，急忙调兵遣将，妄图在镇雄、威宁、昭通地区围歼红军，其部署为：孙渡纵队“主力集结威宁附近，堵匪南窜”；郭汝栋纵队“调至大河边、小河口、阿箕革一带，阻匪南窜”；樊嵩甫纵队“推进至居路、朱歪、新店之线，阻匪南窜”；郝梦龄纵队“至以沙沟、头道河、镇雄之线，阻匪东南窜”；万耀煌纵队“主力控制镇雄”，“一团推进至五眼洞”，“阻匪东北窜”；李觉纵队“在高山铺、长春铺一带集结待命”；“各纵队应于指定防线内构筑碉堡，严密防堵，但仍须集结主力，连系左右翼友军，如匪来犯，即行夹击，以收歼灭之效”。 [46] 蒋介石对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奎香地区以后的战略方向，判断为将北渡金沙江，所以，立即下令封锁金沙江，将所有沿江船只及渡河材料搜集于左岸，交川军负责。
红二、六军团再次进入奎香地区后，趁敌调整部署未完成之机，于三月十七日向西南方向行动，三月十八、十九日，又连续两天向南急进，从昭通、威宁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线，进入云南的者海、会泽地区。尔后，红军改向东南方向前进，于三月二十二日进入云南宣威县的徐屯、来宾铺地区。二十三日，在来宾铺地区击破滇军孙渡纵队两个旅的阻击，继续向东南方向转移。三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占领贵州盘县、亦资孔地区。至此，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指挥下，胜利结束了历时一个月的最艰险曲折的乌蒙山区回旋战，摆脱了强敌围攻，使我军转危为安。
（撰稿人：李佩良）
主要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周朝举编著：《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来宾铺战斗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进行的来宾铺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为我军在滇黔边打开局面，创建新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采用机动灵活、穿插迂回的战略战术，穿过孙渡纵队的昭通、威宁防线，于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进入云南省宣威县的徐屯、来宾铺地区，把追堵的国民党中央军四个纵队和湘军一个纵队甩在乌蒙山区，也把滇军孙渡纵队甩在威宁地区。红军迅速进入云南东部的行动，使一直力图阻止红军进入云南的龙云慌了手脚。他急忙调滇军二线部队刘正富的第一旅从东川方向到宣威县城阻止红军南下，或是把红军赶出滇东。
刘正富的第一旅属加强旅，辖第一、第二团和补充第三大队（相当于团），以及配属的保安第一、第二团和个旧独立营。红军进入宣威县境后，由于在乌蒙山区征战二十余天，历尽艰辛万苦，已相当疲劳，需要有一个休整的机会。而能否有效打击刘正富旅，攻下宣威县城，就成了军团首长考虑的首要问题。红六军团领导从敌我双方态势和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在来宾铺诱击刘正富旅的方案，得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的赞同。
来宾铺位于宣威县城东北约三十华里，地处宣威坝子东北部的边缘地区，地势北高南低。从宣威县城，经来宾铺、倘塘至威宁、毕节大道，中间有虎头山、紫灰山相接。战前红军的分布位置是：红二军团直属队驻徐屯，三个师分驻在徐屯西南之核桃园和徐屯北之新田；红六军团直属队驻来宾铺，红十七师驻来宾铺南的观音堂，红十八师驻龙潭田以南地区，后卫红十六师驻龙潭。为了实现在来宾铺地区诱击刘正富旅的计划，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等商量后作如下部署：红六军团担任主要歼敌任务，红十七师部署于堰塘一带，红十六师部署于大坡山右侧梨家寨一线，红十八师部署于红十七师左翼策应；红二军团第五师部署于徐屯北面的陡山坡，阻击郭汝栋纵队的增援，红六师设置于石丫口，阻止郭汝栋纵队的另一部从这里增援刘旅，红四师占领东山掩护战场左翼。按照既定部署，三月二十二日晚，红六军团即派出由三十多人组成的侦察队，到宣威县城北的稻田冲、十里铺侦察、了解敌情。结果，与敌补充第三大队的游击兵遭遇。刘正富得知这一情报后，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倘塘，来宾铺地区的红军是掩护部队，进至十里铺的小部队系佯攻宣威，目的是掩护主力向他方“逃窜”。这样，刘正富的判断正是红军预先设下的圈套所要达到的目的。既然认为来宾铺地区的红军是掩护部队，于是刘正富正想向上司邀功，便于二十三日凌晨，令保安第二团出城东北，向朱街子方向搜索前进，他自己亲率第一、第二团，还有补充第三大队及保安第一团、个旧独立营，倾巢而出，向来宾铺方面开进。
红二、六军团各部按总指挥部的指挥，已预先进入各指定位置。刘正富虽邀功心切，但行动却很谨慎，他令个旧独立营为前卫，搜索前进，自己率主力第一、第二团及补充第三大队、保安第一团在后面跟进。上午八时许，滇军的先头部队进入虎头山、紫灰山要道口，红六军团的诱敌分队首先打响，且边打边退，将敌引向红十七师埋伏的堰塘一带。刘正富听到前方枪声后，并没有督师急进，反而命令后续部队停止跟进，就地展开，同时指挥第二团及补充第三大队抢占制高点虎头山左侧，第一团抢占虎头山右侧，指挥保安第一团集结待命。
在堰塘一带设伏的红十七师，决定首先歼敌先头部队，各种火器一齐向敌人发射，随后又向敌发起冲锋，并与敌人展开肉搏，迅速歼灭了敌两个连。接着向虎头山发起攻击。十时左右，红十六师、红十八师也投入战斗。我军以勇猛快速的动作越过敌人的火力封锁线，杀向敌人占据的虎头山阵地。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人向宣威方面溃逃，红十七师占领虎头山。
与此同时，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五师在徐屯北面的陡山坡与郭汝栋的先头部队展开激战。原来，一直尾随红军追堵的郭汝栋纵队由倘塘向旧铺子推进，得知我军与滇军在来宾铺地区发生战事后，企图向滇军增援。十时许，郭纵队增援的先头部队进入我红五师设伏的陡山坡下的金铜盆地域，红军突然开火，迅速将敌歼灭。随后，郭汝栋纵队向红五师阵地发起多次冲锋，均被红军击退。红五师撤退至陡山坡丫口，构筑工事，阻击敌人，死死地钳制住郭汝栋纵队，使其不能增援滇军，有效地策应了主战场的战斗。
战至下午一时左右，滇军第一旅旅长刘正富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残部，向红军阵地发起反攻，并集中全旅火炮向虎头山猛轰。同时，龙云派的三架飞机（其中一架坠落）也加入助战。敌人以强大的火力向红军阵地发起冲击。红军顽强地击退敌人的数次冲击后，被迫放弃虎头山阵地。敌人重新占领虎头山阵地后，又相继占领左侧的老营头和右侧的紫灰山。
为了打击正面之敌，夺回虎头山等阵地，战场指挥所决定红十六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在赶来增援的红四师两个团和红六师一个团的配合下，向敌阵地发起攻击。敌人凭借优势火力拚死抵抗，整个虎头山浓烟滚滚。在夺取紫灰山阵地时，红四师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和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黄文榜亲自带领指战员向敌阵地发起冲击，不幸双双牺牲。红十七师第五十团政治委员段兴寿也在激战中不幸阵亡。下午四时左右，滇军孙渡纵队之第五旅，在旅长鲁道源率领下，增援刘正富旅，加强了虎头山阵地防守力量。随后，孙渡纵队之第七旅在旅长龚顺壁带领下赶到虎头山。五时左右，我军战场指挥所再次命令红四师、红六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向敌发动总攻击，仍遭到敌人的拚死抵抗。我军虽曾一度攻占虎头山、紫灰山的一些前沿山包，但未能攻占敌主阵地。战斗中，我军的伤亡不断增加。在陡山坡一带阻击郭汝栋纵队的红五师，在战斗中也受到较大损失。根据战场情况，尤其是在敌人力量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总指挥部考虑战斗僵持下去将于我不利，遂下令撤出战斗，连夜向东转移。
来宾铺战斗，我军虽未能达到歼灭刘正富旅，攻占宣威县城的预定目标，但却重创了刘正富旅，共毙伤俘敌近一千名，缴获各种枪支四百余支（挺），我军也“伤亡四百五十余”人， [47] 其中正团职干部三人。
我军撤出来宾铺战斗后，继续向东转移。但“尾追的敌人仍是紧跟着”， [48] 尤其是龙云在得到来宾铺战况报告后，立即致电顾祝同，要求速令郭汝栋纵队“星夜兼程，速向可渡河前进，以收夹击之效”。 [49] 这种情况下，贺龙决定红二、六军团向东行动，转向贵州西部的盘县，从而调动和迷惑敌人。三月二十六日，在宣威县宝山镇，伏击尾随紧追的郭汝栋纵队，迫使其转入防守。三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进占贵州盘县、亦资孔地区。军委分会决定在此发动群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撰稿人：李佩良）
北上甘孜会合红四方面军方针的确定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指示，建议红二、六军团“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 [50] 从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起至二月二十七日退出毕节地区，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地区的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创建黔西、大定、毕节新苏区这一目标。这当中，朱德、张国焘又于二月十二日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对红二、六军团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作了指示：“（甲）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月内将武力夺取华北五省。（乙）你们即应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金沙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区域作运动战，争取你们的新根据地。” [51] 这个指示，仍要红二、六军团单独行动，在黔滇川湘鄂五省广大区域内进行运动战，争取建立新的苏区，而没有要求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月二十五日，军委分会在贵州毕节城内召开会议，传达朱德、张国焘代表红军总部的电报指示，研究和确定红二、六军团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按照朱德、张国焘的指示精神，决定“在保持在长江南岸活动的原则下，我们在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中，选定向安顺地区转移，进行运动战，创立暂时根据地，准备在时局大变动时再东向湘黔边转移”。 [52] 二月二十七日，红二、六军团根据军委分会会议的决定，退出毕节地区西进，开始与敌周旋于乌蒙山区。三月二日进入赫章以东的野马川地区。四日，进入妈姑地区，因敌人在水城、威宁之间设置严密防线，堵住了红军南进安顺地区的道路，红二、六军团便改向西北方向的奎香、彝良方向运动。三月八日，我军又由奎香地区突然转向南进，在威宁以北的以则河战斗中，歼敌第二十八师一部。三月十二日，又在得章坝歼敌万耀煌部第十三师一部。三月二十八日，我军经过艰苦转战，进入贵州盘县和亦资孔地区，准备在此创建新苏区。
对于红二、六军团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朱德、张国焘的红军总部不断有指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人也多次商讨研究。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给贺龙等人的电报指示，就提出了要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北上雅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电报说：（一）我们自放弃天（全）、芦（山），已进占道孚、炉霍，即取甘孜、瞻化、雅江，现懋功、丹巴、崇化、绥靖仍在我手中。（二）一、三军及二十五军近过黄河，在汾水、黄河间活动，二十六军仍在陕北苏区”，“（四）因你们善用机动作战，已将你处敌军陷入严困状态中。李部早调回湖南，已伤亡过半。万师受打击，调整。斐〔郭〕郝师均叫苦，樊纵队亦疲劳，似滇军肯积极。敌大部似落在你们五六天后，如趁此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李家钰九团分散甚宽，战斗力亦不强。（五）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电报还提供了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五处渡口情况，供贺龙等领导人选择。这五处渡口的情况是：（一）蒙昭一带渡河，该处渡船多，渡口多，从这里渡江后经会理、盐源到雅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二）皎平渡、鲁车渡渡河亦可，但此处船只少；（三）元谋龙街亦可渡；（四）禄劝、武定、元谋渡河；（五）西上至邓川、鹤庆、丽江渡河，到巴安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53] 对于朱德、张国焘要红二、六军团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指示，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从中国革命的战略需要出发，特别是其他主力红军相继退出长江流域后，应该在西南地区留下一支红军武装，创建根据地，策应其他苏区和红军的行动，“革命，南边也要放一个”。 [54] 而且，红二、六军团留在南方可以生存和发展，可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和可供回旋的广大区域，建立和发展根据地。三月二十九日，军委分会在贵州盘县召开会议，研究红二、六军团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在北盘江以西，南盘江以北，牛栏江以东的地区内，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于我军行动。上述地区反动统治力量薄弱，距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武汉较远，交通不便，不利于军阀调动军队围剿我军。当时追堵我军的敌人兵力较少，只有约五十个团。因此，会议决定在滇黔边创建新苏区。同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了拟在滇黔边创建根据地及不渡金沙江的理由，要求在一、二日内给予明确答复。
三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复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要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电报说：“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蒋敌虽削弱，亦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 [55] 电报指示明显倾向于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此，军委分会再次召开会议，商讨是否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会上，任弼时说：我们留下创建滇黔川边新苏区的条件是有的，但红一方面军北上后，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向北方，这可能是军委总的战略。因此，南方革命力量向北方转移，这是革命大局的需要，朱、张电报虽未肯定要红二、六军团渡江北进，但观其意见以北渡为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放弃在滇黔边建立新苏区的计划，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会议还确定按朱、张三月二十三日电报提供的第三渡江点渡江。即越过普渡河，经元谋到龙街渡过金沙江。至此，红二、六军团终于正式确定了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方针。三月三十一日，红二、六军团按照既定方针，撤离贵州盘县地区，向云南中部挺进，踏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程。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云南丽江县的石鼓、巨甸两处从容渡过金沙江。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撰稿人 李佩良）
参考书目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版。
《任弼时选集》。
贺龙：《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1期。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普渡河渡口之战
普渡河渡口之战，是红二、六军团确定北上方针后，为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而进行的一场意在突破普渡河防线的激战，是实现以抢渡金沙江为目标的战略转移的重要一步。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出敌不意地再次进入云南，并向滇中急进，大有趋禄劝、元谋突破天险金沙江入川的势头，这使蒋介石紧张万分。一面督令湘军刘建绪仍以“剿匪”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纵队入滇追剿；一面则大施笼络手段，于四月五日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滇黔“剿匪”军总司令，令其统一指挥“入滇各军”。 [56] 这时的龙云与一九三五年防堵中央红军入滇时的心境一样，既怕红军入滇久据，威胁他的统治地位，又怕蒋介石继续玩弄以追剿红军为名，把魔爪伸向云南，削弱他的势力。龙云权衡利弊，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决定调动滇军加强对红二、六军团的追剿，一方面讨好蒋介石，另一方面也迫使红军尽快离开云南。基于此种考虑，龙云在判断红二、六军团突破平彝孙渡防线进入滇中但不至于进攻昆明的前提下，精心部署了一道普渡河防线，令滇军第九旅旅长张冲率近卫第一、第二团、补充第三大队一部及工兵大队一个营于四月五日下午从昆明出发，赶赴普渡河两岸乐宰、铁索桥沿岸设防，控制通向普渡河及渡口通道。同时命令尾红军追击的孙渡纵队及第一旅加紧追击，与张冲部配合，阻止红二、六军团西渡普渡河。蒋介石也电令郭汝栋、樊嵩甫、李觉三个纵队入滇追剿红二、六军团。
四月七日，奉令赶赴普渡河防堵的滇军第九旅所部两个营封锁了铁索桥渡口，拆毁了桥上的所有木板，并在四周布满了铁丝网，派兵把守了桥头通道。与此同时，龙云命令滇军第七旅尾追红二、六军团，第一、第二、第五旅在红军的左侧行进，作平行超越突击，赶到普渡河设防。根据敌情，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以红二军团第四师为先锋，夺取普渡河铁索桥，尔后红六军团随红四师渡河，红二军团第五、第六师等部在柯渡地域待命。红四师受命夺取普渡河铁索桥的任务后，立即作了周密安排，以第十二团为前卫，第十团为本队，第十一团和师警卫营等为后卫，连夜向铁索桥渡口赶进。
普渡河铁索桥长约三四百米，宽约三米，位于上下大山、大坪山与鹦鹉山峡谷之间，是禄劝县连接寻甸县交界地区的重要通道。因此，能否夺取铁索桥及渡口，不仅关系到红二、六军团能否顺利北渡金沙江，而且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作为红四师前卫的第十二团，于四月八日早晨六时赶到渡口时，见铁索桥已被敌人严密封锁，不易攻取，遂决定向下游一华里处的小河塘偷渡。师部率第十团、第十一团赶到铁索桥渡口后，立即命令第十一团及警卫营占领东岸上下大山制高点，监视对岸鹦鹉山守敌，并随时佯作攻击铁索桥的姿态，以掩护第十二、第十团在下游偷渡。
根据部署，红四师各团迅速行动。上午八时左右，前卫第十二团迅速赶到小河塘渡口，并立即指挥突击排趁清晨浓雾泅渡过河。突击排进到对岸后，迅速抢占渡场两侧制高点，掩护部队渡河。随后，全团利用缴获的布匹在河面上拉起来的几根大绳子，攀绳涉水，全部偷渡过普渡河。过渡之后，全团又顺着一条由西向东注入普渡河的溪流迅速向者广前进，迂回包抄驻守在鹦鹉山上的敌工兵大队一部。红十团紧随红十二团之后在小河塘偷渡，刚渡过一半，被鹦鹉山上的守敌发现，霎时，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射向小河塘方向，企图阻止红军继续过河。隐蔽在桥东岸的红十一团及警卫营立即以猛烈炮火向敌还击，并作出强攻铁索桥的姿态，掩护红十团行动。对岸的敌工兵营则凭借有利地形，一面封锁小河塘渡口，阻止我军继续过渡，一面则妄图将已过河的红军赶回东岸。红十二团识破敌人的企图，一面组织部队奋力抢占制高点，压制敌人的火力，巩固已经占领的小河塘渡口，一面组织兵力向敌人发起攻击。战至下午一时，红十团全部渡过普渡河。随即红十团、红十二团在对岸红十一团的配合下，以一部牵制敌人，一部迅速向敌侧后迂回，力图歼灭鹦鹉山守敌。至下午三时，红十团、红十二团已把敌人的退路完全截断了。正当红十团、红十二团将要把敌人赶下河谷围歼的时候，红四师突然接到军部的命令，要求立即停止渡河。师部接到命令后，立即决定红十一团停止渡河，并通知已过渡的红十团、红十二团停止进攻，撤出战斗，准备撤回东岸。这时，孙渡纵队和张冲第九旅主力，已经从西南、西、西北方向对我红军主力形成包围，其先头部队已赶到普渡河设防。红六军团在款庄的长干山、大木板等地，同增援普渡河的滇军近卫第一团及刘正富第一旅遭遇。同时，张冲已增派近卫第二团的两个营赶往下游鹦鹉山增防，再加上滇军安恩溥旅已赶至款庄，有右出大木板对红十七师实施抄袭的态势，且孙渡纵队第五旅也将随后赶到款庄。更为严峻的形势是：在我军渡河受阻的情况下，龙云急令孙渡纵队向可郎方向前进，全力阻红军于东岸，然后等待其他纵队赶到后，将我军全围于河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当机立断，命令红四师停止渡河，部队转移到普渡河上游螳螂江渡江，然后西进滇西，到当时军委总部指定的第五个渡河地点丽江石鼓镇渡过金沙江。
对普渡河渡口之战，当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后来有如下回忆：“当红二、六军团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普渡河的时候，遇到了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到昆明附近，又摆出一付‘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了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 [57] 。
（撰稿人：李进）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六甲阻击战
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红二、六军团抢渡普渡河受挫后，决定沿普渡河东岸南下富民以东地区，再折向西进，争取到丽江的石鼓一带北渡金沙江。此时的形势是，红二、六军团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被挤在南北不到百里、东西不足二十里的新鸡街、柯渡、可朗这一狭窄地区。而滇军龙云则企图乘此机会将我军围歼于普渡河以东、功山以南、羊街以西地区。在各路追敌中，滇军孙渡纵队第七旅已追到我军东侧不到四十里的地区，对我威胁最大。
为了粉碎敌人的企图，保证我军的安全转移，贺龙当即命令红二军团第六师由可朗地区返回五十里，赶到位于寻甸羊街与可朗之间的六甲，阻击滇军第七旅。贺龙对红六师师长郭鹏说：你立即率全师赶到六甲，最好赶过六甲，以运动防御阻击敌人，掩护整个部队的行动。贺龙还一再叮嘱：一定要狠狠地敲，不敲则已，要敲就狠敲，抢时间、抢地形，什么也不要怕。郭鹏师长受领任务后，即刻召开各团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和可能出现的情况，布置了任务。会议决定全师向后转，前队改后队，由师长郭鹏带领第十八团为前锋，政委廖汉生率师直属部队和第十六团为本队，第十七团担任后卫。四月九日清晨，前卫团从甸尾出发，团政委杨秀山，团参谋长陈岗率领第一营为前卫营，先行出发，赶到六甲前面，抢占有利地形。师长郭鹏和团长成本新（成钧）率团主力随后跟进。
滇军第七旅辖第五、第十四团，其中第五团有两千余人，战斗力较强。四月九日清晨，该旅在旅长龚顺壁和副旅长耿金铣率领下，从磨盘山三家村地区出发，一路打探红军去向，跟踪而行，其第五团担任前卫。
上午十时左右，红十八团先头部队第一营在团参谋长陈岗率领下疾速行进，以期尽早赶过六甲阻击敌人。尖兵连经罗哩勺穿过青龙坝，从大公山（大脑包）山脚向南行，绕过大公山南端再折向东行，不料刚走不到一公里至恶歹寨对面的达溜地时，即与敌第五团尖兵分队遭遇，战斗突然打响。红十八团第一营首先开火，三个连同时行动，不等敌人展开，就在开阔地形成“品”字形猛烈冲杀，当即将敌前卫营歼灭过半。敌第五团团长萧本元一面下令阻止前卫营溃退，一面指挥后面的部队占领戴家山与杨梅山同红军顽固对抗，但仍无法压住红军的火力。于是，萧本元派一支部队由戴家山向南涉过可朗河，攀悬岩，从小路偷偷占领了石腊塔山坡南岸的高地观音岩，用猛烈的炮火对石腊塔阵地的我军进行侧击。红十八团第一营被迫转移，一部占领了西北的魏家山，与敌人对峙。战斗持续一小时后，由师长郭鹏、团长成本新率领的主力相继赶到。随即，第二营在第一营左侧加入战斗，第三营加强魏家山阵地并抢占贾白山的东南侧丘陵地带，扩大阻击战线。同时，鉴于敌人在观音岩的火力对我军威胁较大，师长郭鹏当即决定：红十八团第一营越过张飞箐，攻上杨梅山，占领制高点，一面断敌退路，一面以猛烈火力侧击滇军第五团；后续红十六团则越过可朗河，自白子村经白龙洞绕过恶歹山上攻击观音岩之敌；红十七团则占领大公山、碾子山，构成第二道防线，并掩护师部在独田丫口右侧大公山上设立前线指挥所。这样，滇军第五团陷入了我军的两面夹击之中。上午十一时，敌旅长龚顺壁率增援的第十四团赶到，随即命令团长马继武率第十四团主力出窑上，从红十八团第一营的北侧绕过，占领郭家山制高点，企图对红十八团实施由上而下的压击，另一部则赶到戴家山加强其第五团的火力。同时，三架敌机也飞临阵地投弹，以助滇军之威。此时，经过调整的滇军第五团在旅长龚顺壁带领下向红十八团进行正面进攻，同时冲击红十六团占领的恶歹山高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红军不仅弹药消耗大，而且人员也有较大伤亡，师长郭鹏按照贺龙的指示再次组织部队出击，由红十八团团长成本新率第一营从左侧出击，第二营从正面进攻，两个营同时行动。红十八团在红十六团配合下，向敌人发动猛烈的反击，将敌击退。随后为了避免意外损失，郭鹏师长命令部队收拢，固守石腊塔横埂上端、魏家山和贾白山东南端第一道防线。
午后，敌旅长龚顺壁命令第五团仍从正面进攻，第十四团从东北面配合，向红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冲击。红十八团顽强反击，但伤亡较大，且弹药所剩不多，处境越来越困难。郭鹏师长当机立断，指挥部队撤离魏家山一线，与红十七团汇合，共同坚守第二道防线。急于求成的敌人趁红军撤到第二防线立足未稳之机，再次发动进攻。我军则以低凹的牛滚塘和凸起的土坎、山石为掩体，奋起反击，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下午四时左右，经过休整的敌人又开始了新的进攻。鉴于战地逐渐向西北转移，红六师师部遂决定：在可朗河南岸恶歹山上保障战场右翼的防守力量，红十七团阵地由大公山、独田丫口往北移动至碾子山和丁家坪地段。
正当红六师与敌人激战之际，贺龙命令红五师跑步赶来增援。红五师第十四团突然从敌侧背打响，直接威胁敌旅指挥部。红五师、红六师的主力趁势从正面反击，敌人慌忙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将敌人赶至张飞箐以东地区。
经过一天激战，红六师、红五师的阻敌任务已基本完成，遂逐步撤出战斗。为了调敌远离红军主力，红五、红六两师决定从海洋哨和可朗河两个方向撤出战场。
六甲阻击战，歼灭敌人七百余人，使我军得以从容调整部署，为佯攻昆明、横扫滇西以及北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撰稿人：李进）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
长征中，红二、六军团在云南省丽江县境内的石鼓、巨甸之间抢渡金沙江的行动，是打通进军中甸，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重要举措。
三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发电建议红二、六军团在“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 [58] 三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再次发电，要求红二、六军团伺机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原准备在滇北元谋、龙街一带渡江，但先头部队刚跨过普渡河就遭到敌军阻击。蒋介石调集各路大军企图与红军在功山以南普渡河以东决战。如果在此渡江，势必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的前堵后追，且上有敌机轰炸侦察，下有民团骚扰，红军能否甩开敌军主力争取数日时间成了渡江的一个关键。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果断决定部队掉头南下，直奔昆明，于四月十日攻占了富民县，前锋直逼昆明近郊沙郎。红军突然回戈捣巢的举动，使龙云惊恐万状，急忙调滇军第九旅回昆明，加强省城防卫。红军却乘敌回援昆明之机，挥师西进，甩开了敌人，直指金沙江渡口。
四月二十三日，红二、六军团集结于鹤庆城及其附近地域，进行休整，准备渡江的物资器材。当蒋介石发觉红军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图后，认为金沙江水流湍急，没有渡江工具红军难以过江，判定红军集结鹤庆是要通过东北面的梓里铁索桥渡江，于四月二十四日发电给龙云：“希饬丽江、永北两县速派地方团队赶筑桥头堡扼守，至万不得已时，可将铁索桥撤至东岸为要。” [59] 并于当日飞抵昆明，亲自坐镇指挥：命令滇军孙渡、湘军李觉两个纵队沿滇西大道跟踪追击；命令川军郭汝栋、中央军樊嵩甫两个纵队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胜急进，抢先控制北岸；同时，调中央军航空第五队（飞机一架）协同滇军空军（飞机十架）进行轰炸侦察；调川军杨森、李家钰三十个团在川南一带布防。蒋介石妄图以此迫使红军背水而战，达到一举歼灭的目的。针对敌人的如意算盘，四月二十四日，红二、六军团军分会在鹤庆召开会议，决定声东击西，两军团分头行动：红二军团从右翼向丽江方向先行佯动，侦察右侧梓里桥渡口及敌人情况，以造成红军将在中江上游梓里渡口渡江的假象，红六军团则从鹤庆经白汉场，直扑石鼓，抢占沿江渡口，在石鼓到巨甸之间地域实施战役展开，从此处过江。
四月二十五日，红二军团直属队及第五、第六师占领丽江县城。红六军团经桃河、长岗河也进抵鹤庆城集中。红二军团第四师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于二十五日清晨出丽江城，疾速西进，经黄山、海南、海西，下抵金沙江边冷水沟，而后溯江而上，于中午时分占领石鼓重镇，自此拉开了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的战幕。
蒋介石于二十五日上午十时离滇飞黔，督促各追剿纵队的行动。但追剿军各部在遭到红军多次打击后，对蒋介石的命令消极应付，进展缓慢：孙渡的纵队部及第五旅到达七坪，第二旅到达王营，第七旅到达黄坪，第一旅在邓川休息一天；奉命从元谋以北渡江，向华坪、永北（永胜）进军的郭汝栋纵队，其王旅是日由大田向大渡河疾进渡河，占领对岸掩护阵地，余部则留永仁、大田一线；樊嵩甫纵队是日留盐兴补给。李觉纵队则到官灵桥、镇南、大村一线。敌人被红军远远甩在了后面。
蒋介石没有料到红军会在石鼓渡江，未在此地设防，刚修筑的五座碉堡竟空无一卒，整个石鼓镇连一个持枪的地方武装都没有，但渡口的船都被地方反动当局拉到对岸藏了起来。前卫红四师骑兵连在海洛塘找到一只还未来得及转移的小木船，并在纳西族青年年震帮助下，找到了李顺才等五名船工。担任先遣队的红四师第十二团立即选择渡场准备开渡，同时组织了二十二个铁匠和木匠，就地取材，赶扎了三个木排。经过充分准备，午后一时，强渡小分队在团长黄新廷的带领下在石鼓下游四五百米处的海洛塘渡口，从开阔的江面上抢渡成功，然后派出警戒，组织部队占领了滩头阵地，控制了东岸的各制高点。政委朱辉照、参谋长高利国则在西岸组织部队继续渡江。第十二团原拟在海洛塘搭浮桥，但因江面宽，流速大，且材料不足，未能实施。于是，用木筏在海洛塘来回摆渡，木船移到下游半华里江面较窄处抢渡。海洛塘处江面较宽，且处于长江上游第一湾的回水区，木筏根本无法摆渡，木船往返一次所用的时间很长，且不利于隐蔽。为了加快渡江速度，部队决定放弃这个渡口，将木船逆水向上拉到离石鼓约二十华里的木瓜寨渡口继续抢渡。此时，黄新廷团长带领已过江的先头营沿江北上，途中在松坪子又找到了一条木船和五名船工。这样，一部分队伍在距木瓜寨仅六华里的木取渡口过江。经一夜奋战，该团全部渡江，无一伤亡。二十六日，前卫红四师在木瓜寨、木取两个渡口紧急抢渡，是日下午即全部渡过金沙江，主力集结吾竹。与此同时，红六师在江西岸也沿江北上，与前卫红四师隔岸并进。这样，石鼓以上百余里滩头四处渡口均在红军控制之下。
四月二十六日中午，红二军团直属队及第五、第六两师沿第四师二十五日的行进路线进抵石鼓，第十六团奉命从左岸向巨甸前进。红六军团则由鹤庆城兵分两路出发，一路出北门经罗伟邑、红麦、天红、箐口至石鼓。另一路出西门，经南秀邑，向西北方向前进，从石灰窑地区进入丽江县境之松坡地区，再折向北，经三家村、九河、甸头、关上，至白汉场，然后经箐口，到石鼓，同时，阻击滇军孙渡纵队刘正富旅的追击，保证两军团右侧翼的安全。两军团主力，均于中午时分先后到达石鼓。
红六军团第十六师担任全军后卫，负责监视追敌，掩护主力渡江。为了赶在追敌到来之前全军都渡过金沙江，军团首长决定，由红十六师师长周仁杰（周球保）率第四十七团由石鼓沿江而上占领巨甸渡口。该师主力完成掩护任务后，也到巨甸渡江。
当天，尾追的滇军孙渡纵队部及所属三个旅向丽江追击，与红六军团只差一天行程，李觉纵队沿滇缅公路急进，抵达小古山、沙桥、田线一线，樊嵩甫纵队全部抵达牟定城及以西地区，郭汝栋纵队抵达渡口。
四月二十七日，沿江而上搜集船只的红四师十二团，于清晨在上游士可渡口和士可上游十华里处的羊梨石渡口又各找到一只船及船工李茨里等。清晨，驻石鼓镇的红二军团直属队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到格子和士可渡江，晚宿梭邑。红五师和红六师主力分别在木瓜寨、木取、格子、士可渡江。红六师第十六团沿左岸向巨甸赶进，中午到达余化达渡口，在附近的瓦金街找到一只船以及四名船工，并立即组织部队在此渡江。后因渡口江面较宽，来回渡一次所用时间较长，下午三时许第十六团将这里的一条船拉到上游三公里处的丁兰木渡口，与从对岸苏甫湾找到的一只船和五名船工一起组织过渡。当天，第十六团从丁兰木渡口全部渡过金沙江。红四师则由吾竹地区沿江而上，进抵格罗湾。
红十六师师直及第四十六、四十八团掩护主力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和军团直属队在木瓜寨、木取等渡口完成渡江任务后，由师政治委员宴福生、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李全率领，于二十七日上午赶到巨甸。师参谋长欧阳家祥把船工、水手和数十名会撑船放排的战士集中在一起，组成了渡江船队，把各营、团编成数个渡江梯队，确定渡江序列、上船时间、地点、人员编组，对武器弹药、辎重物资的携带也作了具体安排。同时，对于渡口处防空也作了部署，随时准备疏散隐蔽，反击敌机的轰炸扫射，避免可能发生的空袭损失。
四月二十七日，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两个营和师前指顺利渡过金沙江。二十八日上午，红十六师和大部队渡过金沙江。追击之敌二十八日抵达石鼓，见红军已远去，只好望江兴叹。
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的成功，打通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的道路。
（撰稿人：李进）
参考书目
《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9年编。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红二、六军团翻越大雪山
在红二、六军团抢渡金沙江的同时，党中央直接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东征的重大胜利。红二、六军团决定乘胜前进，早日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四月二十九日，红二、六军团即沿着金沙江东岸的哈巴大雪山北进。哈巴大雪山位于横断山脉南部，海拔五千米以上。而翻越哈巴大雪山，首先要通过必经之路的格罗湾。因此，作为红二、六军团前锋的红四师，立即命令第十二团迅速占领格罗湾。经过一天的急行军，红十二团占领了格罗湾。三十日，我军开始攀登哈巴大雪山，当部队行至半山腰大崖屋附近时，遇到敌国防总指挥汪学鼎部阻拦。敌人凭借雪山险要，居高临下，拚死阻击我军通过。在此危急时刻，前卫红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当即指挥部队一部与敌交火，另一部绕到敌侧后，隐蔽地接近敌人，然后，突然向敌发起攻击，将敌击溃。被我军击溃的敌人，凭借其熟悉当地地形的有利条件，继续隐蔽在密林、悬崖深处，不时地阻击我军前进。当随后跟进的红五师进至格罗湾附近时，再次遭到敌人的阻截，致使我后续部队被迫停在半山腰。为了扫除前进中的障碍，保证主力部队顺利翻越哈巴雪山，红五师参谋长高利国带着警卫员赶到部队前沿查看情况，指挥战斗。不料，遭到暗处敌人的枪击，当场牺牲。师长贺炳炎立即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迅速击溃企图阻拦的敌人，扫清了主力部队前进的道路。
哈巴山雪峰林立，山腰以下苔滑难行，山腰以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行走更加困难。全军指战员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终于战胜了艰难困苦，翻越了哈巴山。五月一日，红二军团全部进抵中甸县城及附近地区。五月五日，红六军团也随后进抵中甸地区。在这里，我军进行休整，并进一步了解了西康地区及将要翻越的雪山情况。五月六日，朱德、张国焘电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指出：“甲、敌已不能截断我军会合，你们应多休息，缓进，免减员。乙、二军想已出发，可走德荣、巴安路。六军可再休息两天，候二军到德荣后再进，是否走义敦路，望按情况决定。丙、望多带通司、向导，预先把沿路粮房、雪山查清，否则大部队运动极难。” [60] 根据朱、张的指示精神，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以红二军团为左路，经德荣、巴塘、白玉，挺进甘孜；以红六军团为右路，经乡城、稻城、理化、瞻化，进军甘孜。总指挥部随红二军团行动。
作为左路的红二军团从中甸出发后，经纳帕汤堆、三家村，于五月七日进抵德荣境内的扎拉亚卡山脚下。在这里遇到了高山与敌人的阻挡。扎拉亚卡山是经中甸北的必经之路。作为红二军团先头部队的红四师来到扎拉亚卡山脚下时，发现山的东面是刀劈斧削般的绝壁，悬崖陡立，令人望而生畏，山的西南面是万丈深渊，湍急的江水从峡谷中翻涌而下，其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绕山腰盘旋而上。而当地反动武装德荣阿村的头人洛绒喜绕又纠合一百多人的队伍，埋伏于扎拉亚卡山，企图凭险据守，阻挠红军通过。当红四师来到山口时，反动武装便居高临下，向我军发起突然袭击，红四师参谋长汤福林等三十余人当场牺牲。在此紧急情况下，师长卢冬生一面命令部队就地隐蔽，一面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随后跟进的部队也迅速抢占了对面的制高点，并用机枪火力压住敌人，掩护前头部队展开火力。经我军的强有力的火力反击，迅速将反动武装击溃，并将洛绒喜绕击毙，从而控制了山口，打开了北上的通道。
翻过扎拉亚卡山后，红二军团继续北进。五月十日，红二军团第四师进入西康省德荣县城。五月十三日，红二军团全部到达德荣境内。德荣是一个人烟稀少，十分荒凉的处于旱河谷地带的县城，气候炎热，黄沙弥漫。因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城内的群众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逃离一空，仅有龙绒寺中的喇嘛没有离开，但他们也紧闭寺门。进入德荣境内的红军不仅筹不到粮食，就连饮水也经常发生困难，我军面临着严重缺粮的威胁。为了筹集粮食，我军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从而打消了喇嘛的疑惧。随后，寺内的老喇嘛们召开了寺庙最高决策会议——“堪布会议”，决定赠送我军青稞一万五千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的村庄帮助我军筹集粮食。当地的教民也纷纷拿出粮食，出售给红军。在龙绒寺及其附近村庄，红二军团共筹得粮食六万多斤，暂时解决了缺粮问题。
经过短期休整和筹粮，红二军团于五月十四日从德荣出发，继续向巴安前进。沿途群山峥嵘，人烟稀少。我军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精神，克服了缺粮和气候恶劣、路途艰险等种种困苦，顺利地翻过德荣、巴安交界的大雪山，于五月二十日进抵巴安仁波寺、兹乌一带地区。
当先头部队红四师进抵仁波寺附近地区后，又受到护寺反动武装的阻挠。我军要继续北上，必须顺利通过仁波寺，但寺内武装凭借坚固的防御设施，封锁了路口，挡住了我军北上的通道。红四师师长卢冬生赶到前沿察看后，决定派兵包围仁波寺，争取和平解决。五月二十三日，红二军团到达仁波寺附近，贺龙、任弼时等听取了卢冬生的汇报后，表示赞成围而不打，争取他们让路、助粮的方案，以防止寺庙毁于战火，激起僧侣群众严重对立的情绪。经过努力，红四师政治部找到了一位比较开明的、颇孚众望的喇嘛——拉波。贺龙、任弼时亲自向他宣传和解释我军的主张及宗教政策，以及红军路过此地北上抗日的目的。这样，拉波积极协助我军做仁波寺喇嘛的工作。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仁波寺寺门打开，寺中喇嘛请红军派代表进行谈判，经过谈判协商，达成协议：仁波寺卖给红军粮食、牲畜和少量藏药，红军照价支付银元现金。
五月二十六日，红二军团经仁波寺进抵中咱、茎乌一带，总指挥部决定在此休整。部队一边休整，一边到附近村庄筹粮。经过五天休整，红四师率先出发，向巴安进军。六月三日到达巴安城附近。
作为右路的红六军团，也在红二军团出发之后，于五月九日由中甸出发，向定乡、稻城开进。五月十日，红六军团由格扎，翻过雅纳雪山丫口，十一日到达瓮水。
五月十一日，追敌刘建绪率领指挥部离开昆明，前往大理。龙云则电令郭汝栋部到华坪，主力移驻永胜，与孙渡纵队切取联络，以通声息，其罗启疆旅奉令驻防华坪筑碉堡，樊嵩甫纵队在棉花地、仁和及大田一带休息。
蒋介石判断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康南后，仍必将“他窜”，以图生存，即使为了休息整顿计，暂时停止不动，也将会散布于广大区域以就食，理化、巴安一带为必争之地。五月十二日，蒋介石下达了三个电令，确定对红军的“围剿”方针为：严密封锁，使红军不得再向南向北突“窜”，尔后再进击歼灭。
五月十二日，红六军团又翻过中甸与川康交界的大雪山丫口，经定乡的秋松岗，到达易窝宿营。五月十四日，红六军团抵达定乡县城。在红六军团到达之前，红四方面军即已通过瞻化的喇嘛寺，致信定乡、稻城的喇嘛寺和当地头人，宣传党的保护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汉藏平等团结的政策。同时，告知红军兵力强大，希望喇嘛和当地头人识时务，明大义，不要与红军为敌。因此，红六军团的到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阻拦，而且受到了定乡桑披喇嘛寺代表的热烈欢迎。萧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亲自到喇嘛寺拜访，赠送礼物。红军与当地寺庙、群众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为我军筹粮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五月十七日，红六军团在定乡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王震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阐述了北上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明确了红六军团面临的任务，对北上行军中的政治工作提出了要求。
红六军团在定乡休整和进一步思想动员后，五月二十日，在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离开定乡，经义司田、沙村、归日、水洼，继续向稻城前进。五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进抵稻城，受到当地喇嘛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筹得一批粮食。五月三十日，红六军团离开稻城，向甘孜进发。当天早晨出发时，王震走到部队前用十分浓重的湖南口音高兴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四方面军就在甘孜，他们已经派三十二军到理化接我们来了。同志们加把劲，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去！”听了王震的讲话，指战员们热情高涨，兴高彩烈，欢腾雀跃，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对于红二、六军团翻越大雪山的行动，后来萧克有过如下回忆：“红二、六军团翻越的康藏高原的大雪山，海拔大都在四千米以上。左路二军团要翻两个海拔四千米和两个五千米的雪山。六军团也要翻瓮水、邯坡两座大雪山，还要过四个小雪山。” [61]
我军广大指战员战胜了严寒、缺氧、缺粮等种种困难，翻越了几座人迹罕至、鸟兽绝踪的大雪山，开辟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通道，迎来了即将实现的甘孜会师。
（撰稿人：李进）
参考书目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郑广瑾、方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军黔滇驰骋·烟尘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甘孜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红六军团离开稻城，向理化进发。六月三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进抵理化南部的甲洼，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胜利会师。四日，红六军团全部到达甲洼，受到红三十二军和当地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六月九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一同向理化县城进发。理化是西康南部重镇，城内有较大的喇嘛寺，寺内有一支三千多人、七百多支枪的武装。但由于先行到达该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做了喇嘛寺主持的工作，因而理化喇嘛寺内武装没有与我军对抗，从而使我军得以于六月九日顺利进占理化县城。六月十三日，经过休整的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离开理化北上。十七日进抵瞻化县城。随后，红三十二军在此休整，红六军团则单独离开瞻化，沿雅砻江继续北进。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二十四日，在普玉隆红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部队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朱德总司令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六月三十日，红六军团移驻甘海子。
在红六军团北上甘孜的同时，左路军红二军团也按总指挥部确定的方案，北上甘孜地区。六月六日，红二军团主力翻过藏巴拉大雪山后，到达巴安县城附近。巴安也是西康南部重镇，是川军刘文辉的势力范围，由其部属傅德全团据守。城内碉堡网纵横交错，在红军进抵之前，蒋介石又令李抱冰的第十六军参谋长沈凤威兼任巴安警备司令，统一指挥巴安、德荣等八县驻军、民团，拦截红军通过。当红二军团向巴安进逼时，沈凤威、傅德全把部队全部收缩于巴安城内，凭借其坚固工事，企图阻截我军通过。因此，红二军团进抵巴安附近地区后，又一次面临敌人的阻拦和缺粮的威胁。贺龙、任弼时等领导随部队抵达巴安附近后，根据敌情，决定夺取城外东隆山高地后，以一部兵力监视城内敌人，一部兵力佯攻巴安县城，主力则绕过县城进行休整、筹粮。这样使我军得以顺利通过巴安城。同时，以现金购买了长在地里的麦子，解决了部队的几天用粮。六月十三日，红二军团相继离开巴安北进。十七日，进抵白玉县境内盖玉、康翁寺一带。十八日，红二军团兵分两路，向白玉县城进发。十九日，前卫红四师进抵白玉县城。由于红四方面军在该地区有效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政策，为红二、六军团北上创造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所以当红四师进抵白玉后，不仅受到白玉喇嘛寺喇嘛、当地头人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还获得了粮食和马匹等一批支援物资。红二军团进入白玉地区后，休整了五天。此后，仍以红四师为前卫，分两路向甘孜前进。六月三十日，红四师和军团直属机关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受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三团及当地政府、群众的热烈欢迎。七月一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甘海子，同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等会见。二日，红二、六军团齐集于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六十八人及红一方面军等十个单位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及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我们以无限的热情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者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62]
为庆祝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两支主力红军在甘孜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甘孜喇嘛寺的红墙上贴上了醒目的大幅标语，干部战士们喜气洋洋，兴高彩烈，会场内外，歌声阵阵。朱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后，接着说到：“毛主席去年带着一方面军胜利地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63] 七月五日，按照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设立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划归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的编制序列为：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治委员关向应（兼），参谋长李达（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第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全军共八个师。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中，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注意讲究策略。为了维护红二、四方面军及党内的团结大局，实现共同北上的目的，贺龙多次对红二方面军干部说：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要友好相处，多讲人家的优点，缺点由人家自己讲。任弼时、关向应还分别找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有关领导交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徐向前回忆说：“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他到甘孜后，即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圆满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消除隔阂，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 [64]
（撰稿人：李进）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郑广瑾、方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红二方面军北上甘南
早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红二、六军团进军中甸时，中共中央就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凯丰、彭德怀、邓发、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等人，热忱欢迎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联合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人，再次提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方针。电报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一）国内及国际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二）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 [65] 这个电报重申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方针，但没有明确北上的战略目标是甘肃还是青海。
六月一日，两广事变发生，蒋介石在分化瓦解两广军阀部队的同时，调集大军，武力解决两广事变，原在陕甘“围剿”红军的胡宗南部奉命南调。这样，甘南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给我军的活动造成有利条件。中共中央考虑到两广事变引起的形势变化，明确提出了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的战略目标是甘南地区。六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等人，明确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其理由：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之马（步芳）。过去回、汉仇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将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第二，甘南敌情簿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钧、毛炳文、鲁大昌等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王、毛、鲁、马各部集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第三，红军出至甘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第四，甘南利于补充。” [66] 六月二十五日，又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人，又一次重申了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甘南的战略目标。认为红二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只有迅速北上甘南，同红一方面军一起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才能促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共中央一方面指示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保卫陕甘宁苏区，主力则进行西征，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张国焘南下失败后，在中共中央的一再督促之下，也被迫表示同意北上。七月二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等在坚决抵制和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和明确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甘南的战略目标。遵照中共中央北上甘南的指示精神，贺龙在甘孜主持召开了红二方面军师、团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甘南的战略方针，部署了红二方面军北上甘南的行动方案，要求各部队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干部会议，做好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
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作短期休整后，按照总的北上行动方案，作为后卫，兵分两个梯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北进。第一梯队以红六军团组成，由军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率领，于七月六日从甘孜的东谷出发，七月十一日到达西倾寺。尔后，同红三十二军会合，一同进入青海省班玛县境。七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战胜种种艰难险阻，翻越上下约八十华里的横排山，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阿坝。第二梯队由红二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随其行动。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率领下，红二军团于七月十一日从甘孜的东谷出发，随第一梯队之后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布防于甘肃岷县、临潭、西固（舟曲）地区；王钧的第三军正由陕南向甘肃文县、武都、天水、西固地区前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也由天水、秦安、甘谷西移陇西、定西地区，企图构成西固至临潭、天水至兰州的两道封锁线，阻止我军北上。十三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名义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县，争取我军在战略上占大优势。
红二方面军第二梯队在贺龙、任弼时等指挥下，经西倾寺、壤塘等地，于七月二十六日到达阿坝地区，同先期到达的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会合。然后，红二方面军进行短期休整和筹措粮食，准备继续北上，实现进军甘南的战略目标。
蒋介石为了阻止红二、四方面军通过草地北上甘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七月二十九日由重庆行营发布计划纲要，命令所属各部“凭藉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封锁该匪（指红二、四方面军）于川、康、青、甘边区草地内，阻其会合。并由川、康抽兵分途追击，促其崩溃”。并要求各部“集结兵力于重点”堵击，形成如下碉堡封锁线：“1.甘境：甲，沿黄、洮两河经岷县，西至临潭，南至踏藏，为第一线，以兰州、临洮、岷县、西固、南坪、文县为重点。乙，兰州至天水及以南为第二线，以定西、天水为重点。丙，上两线应由朱（绍良）、于（学忠）两总司令分段指派负责指挥官派队扼守。2.青境：甲，沿黄河自甘边至贵德以西为第一线，以贵德、循化为重点。乙，沿西宁河自新城对岸至湟源为第二线，以西宁为重点。丙，上两线均为马（步芳）司令分段指派负责指挥官派队扼守，必要时再由朱总司令派兵协助。丁，果洛五大族及玉树二十五族，亦由马司令转饬同仁、同德团队，酌情修碉固守，或率领迁徙。3.川境：甲，川西主要阵线，沿岷江经松潘、漳腊至踏藏（不含）为第一线，暂照原规定，并调重兵控置于平武、江油、绵阳、北川、茂县、灌县。乙，沿涪江、平武、绵阳段，及茂县、北川、绵阳段为第二线。嘉陵江广元、阆中段及广元、宁羌段为第三线，应预为设防。丙，灌、理、懋（含小金）绥（今金川）、丹、金、泸线，仍照旧防守，置重点于天全、雅安、邛崃、崇庆。丁，广、碧（甘肃文县碧口镇）及广、昭、剑线，归沈久成师扼守，置重点于广元、昭化。戊，上列乙、丙两线暨各重点，统由刘（湘）总司令分派负责指挥官派队扼守，并注意每一重点须控置三团以上之兵力。4.康境：泸、康、雅巴线改由刘文辉部负责扼守，仍置重点于康定、泸定。5.甘属之永靖、临夏、夏河、临潭，青属之循化、贵德、共和，应派队构筑碉堡群，兼施行坚壁清野之准备。6.沿黄、洮两河至岷县、松藩，再沿岷江各碉线，最为重要。其重要城镇间之空隙，概由民团协同固守，军队则集结重点活用。”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红二方面军要继续北上甘南，只好通过茫茫的川西北大草原。川西北大草原，又称松潘草地，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海拔在三千五百米以上，有两条由南向北纵贯其中的白河、墨曲河，有大片大片的沼泽和泥淖，气候十分恶劣，风暴雨雪，来去无常。常常是时而晴空万里，赤日炎炎，时而阴霾蔽日，风雪交加。草地里，人迹罕见，更无法搞到粮食。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之前，曾设法筹措粮食，但由于阿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再加上红四方面军先行通过时已把粮食筹去，所以红二方面军很难筹集到粮食。七月底，红二方面军跨入草地后，部队的粮食就奇缺，开始每人随带的小袋青稞粉由于受暴风雨的袭击变成了面疙瘩，全体指战员只好仅靠这点面疙瘩，加上野菜汤充饥，有时连野菜也难以找到。随身携带的皮带、枪带、马鞍等水煮后成了大家充饥的食物。许多不幸掉队的同志，因饥饿难忍，只好拔野菜充饥，有误食有毒野菜中毒甚至不幸身亡的。除严重缺粮威胁着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生命外，草地中许多深浅难测的泥潭、沼泽，也不时地威胁同志们的生命安全。一些同志稍有不慎，陷入沼泽、泥潭，如抢救不及，就会为此牺牲。
在死亡威胁和种种艰难困苦面前，红二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草地的恶劣环境、自然条件展开顽强拚搏。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加坚定了全军同志战胜困难的信念。经过红二方面军全体同志的奋斗，终于在八月中旬前后继红四方面军之后通过了荒无人烟的草地，进抵班佑、包座一带。随后，根据《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作为第三纵队，于八月十二日从包座出发，向哈达铺地区挺进，以策应由红四方面军编成的第一、二纵队的行动，实现夺取岷、洮、西地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打击敌人的目标。
红二方面军从包座出发后，各部经救济寺、腊子口，于九月一日到达哈达铺地区，前锋指向礼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陕、甘交界发展的战略计划，红二方面军在配合、协同红四方面军进行岷洮西战役的过程中，拟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九月七日，岷洮西战役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在红二方面军协同下，夺取了漳县、渭源、洮州、通渭四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九月八日，红二方面军总部下达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乘陕甘敌人分兵据城之机，通过封锁线，打击上述各县守敌，并夺取之，配合红一、四方面军行动，以争取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命令规定：红二方面军编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以红二军团第六师为右纵队，从西固出发，向武都守敌发动佯攻，阻止武都守敌回援成县守军，并相机夺取康县、略阳；以红二军团第四师及红三十二军（红二军团第五师编为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为中纵队，从荔川地区出发，经闾井、石峡，夺取成县、徽县；以红六军团为左纵队，佯攻天水城，经盐关镇、天水镇、高桥，夺取两当、凤县。十一日，各部根据贺龙、任弼时的命令开始行动。十六日拂晓，中纵队进抵成县城下，据守成县城的敌军是王钧部的一个营和部分地方武装。中纵队以红四师为先头部队，首先进抵成县城下。红四师首长命令第十团为前锋，从拂晓起发起攻城战斗。守敌凭借坚固工事，拚死抵抗，以强大火力封锁我攻城部队的行动。红十团指战员冒着敌人的强大火力以快速的动作，攻破城东南门，突入城内，并迅速展开兵力，控制城内主要道路。这时，守城残敌退居城西北角高地，控制制高点，进行负隅顽抗。红十团多次向该据点守敌发起攻击，都没有成功。上午十时，红四师师长卢冬生命令第十二团接替第十团，继续向守敌发起进攻。第十二团团长黄新廷指挥部队，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集中全团机枪火力，向敌发动强大攻势，终于攻下西北角高地，全歼残敌，占领了成县县城。
担任左纵队的红六军团于九月十二日从岩昌出发，经永平镇、横河镇、寻家底，于十六日进抵娘娘坝，歼灭王钧部一个连。十八日袭占两当县城，歼灭守城的地方反动武装，俘虏国民党政府官员，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物资。十九日，进占徽县县城。二十日，包围了凤县县城。
担任右纵队的红二军团第六师在完成佯攻武都、阻敌增援、配合中纵队夺取成县、徽县后，也于十九日攻占康县。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结束成、徽、两、康战役，实现了预定的战役目标，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一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一千余支，有效地吸引了蒋介石从宝鸡西进的主力，有力地支援了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并与红一、四方面军形成了夹陕甘大道南北呼应的有利局面。
（撰稿人：李佩良）
参考书目
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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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188页，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355—36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355—36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73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6]《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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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3—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0]《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13—1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1]《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21—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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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5]《关于六军团今后的行动及任务》，摘自《红军长征过广西》第61—6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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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九月二十九日，朱德电六军团由青溪以西毕马附近渡 
[18]《十月四日，朱德令六军团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19]《十月四日，朱德再令六军团向乌江以东三江口前进》。
[20]《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第378—37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1]《十月十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给中央军委报告甘溪战斗》，摘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第38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十月十三日，朱德令六军团应集中使用兵力并向江口前进》，摘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第38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3]《十月二十二日，朱德令六军团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摘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第38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4]《十月一十五日，一、六军团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摘自《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上）第383—38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25]《中央及军委为粉碎湘鄂敌人“围剿”给二、六军团的指示》，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110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26]《朱德、张国焘关于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160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27]郭西林：《追堵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载《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第1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8]《薛岳关于红二、六军团有西进黔川意图给吴忠信等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29]《薛岳转陈诚关于堵截渡过澧水的红二、六军团的部署给吴忠信等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0]《陈诚关于“进剿”南进的红二、六军团部署给张学良等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1]《刘建绪关于向高沙、洞口、武冈一带追击红二、六军团给郭汝栋等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2]《刘建绪关于向武阳、会同、靖县、洪江堵截红二、六军团给徐源泉等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3]《陈诚关于在黔阳西北地区围堵红二、六军团给吴忠信、邹文华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4]樊嵩甫：《率部追堵红二、六军团长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第1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5]《蒋介石关于在乌江以东消灭红二、六军团的部署》，《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6]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载《任弼时选集》第122页。
[37]《重庆行营关于在瓮安地区“围剿”红二、六军团的部署》，《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8]《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朱德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39]《蒋介石关于孙渡纵队推进至毕节、大定、黔西之线给龙云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0]《刘湘转顾祝同关于向鸭池河追击红二、六军团的电令》，《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1]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188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42]《蒋介石关于红二、六军团攻占黔西城后的追堵部署给龙云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3]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27—28页。
[44]《顾祝同关于向威宁方面对红二、六军团实施三方夹击给龙云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85—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5]《顾祝同关于向威宁方面对红二、六军团实施三方夹击给龙云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85—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6]《顾祝同关于在镇雄、威宁、昭通地区消灭红二、六军团给龙云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6—8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7]见《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48]《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49]《龙云关于请郭汝栋纵队增援刘正富旅给顾祝同电》，《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90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50]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二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188、19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51]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二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188、19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52]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任弼时选集》第124页。
[53]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218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54]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35页。
[55]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致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21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56]《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下）第50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7]萧克：《红二、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58]《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下）第43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59]《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下）第75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60]一九三六年五月六日朱德、张国焘给贺龙、任弼时的电报。
[61]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合前后——献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62]《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63]谭尚雄：《甘孜会师》，《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13—314页，战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6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89页。
[65]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党中央领导人等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268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66]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电报，转引自贺彪著《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第270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