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九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中央根据地赣南、闽西地区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作战。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接连失利后，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积极准备发动第五次“围剿”。一九三三年五月，蒋撤销赣粤闽边“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为第五次“围剿”作大量准备。九月，蒋介石亲自率兵五十万直接进攻中央苏区。具体部署是：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三路军，计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担任从北面主攻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粤军十一个师又一个旅，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南活动，配合北路军作战的任务；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和福建驻军共七个师又两个旅，驻守苏区东部沿线，防堵红军东进和南撤；另有何键、赵观涛的十四个师又三个旅、四个保安团，分布赣江流域和赣东北地区，担任就地“围剿”和阻止红军向赣东北和赣江以西机动的任务；以空军五个队，配置于南昌、抚州、南城等地，掩护和协助地面部队作战。蒋介石汲取先前教训，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要求各部队本着“战略攻势，战术守势”的原则，连续构筑绵延的碉堡线，逐步推进。

红一方面军面对敌重兵进攻，存在众多困难，但有利条件也很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益引起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军队内部广大官兵不满；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矛盾重重，难以协同作战。红一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立即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作准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临时中央发布《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全苏区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同时要求苏区党政军各部门发展根据地经济，充实战争力量；开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加强党在白区的工作；掀起扩红高潮，红一方面军增至十万余人。整个苏区的党和人民同仇敌忾，决心消灭来犯之敌。在上述情况下，只要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去指挥战争，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

但是，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鼓吹主动出击的进攻路线。以红一军团组成中央红军，保卫苏区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 ^[1] 。九月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并深得博古的信任和重用，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九月二十五日，敌北路军三个师由江西南城经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序幕。在黎川，我防守力量极为薄弱，仅为一个七十多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却要死守黎川，仓猝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抗敌。二十八日凌晨，敌占领黎川。

“左”倾错误领导者震惊于黎川的失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命令东方军以一部赶至黎川西南，阻止黎川敌人向南推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以图收复黎川，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十月六日至七日，东方军向硝石进军途中，在飞鸢、洵口与敌遭遇，歼敌三个团（欠一个营），生俘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以下官兵一千一百余人。九日，中革军委指示红三军团进攻黎川以北硝石，强攻数日未克。十三日，敌三个师进抵硝石，经彭德怀速电力争，才“允许三军团撤回洵口，幸免被歼”。 ^[2] 十八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进攻敌重兵驻防的资溪桥，红一军团与敌进行拉据战，八天不能得手，遂放弃与敌决战的计划。

资溪桥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实力大减，急需加强和补充部队战斗力。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热衷于创建新的军团、新的师。十月二十八日，成立红军第七、第九军团。命令红七军团深入金溪、抚州地区活动，以调动金溪、南城、南丰之敌。十一月十一日，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金溪和琅琚出击之敌三个师夹击。红三军团闻讯立即赴援。敌一面在八角亭东南抗击红三军团，一面猛攻坚守八角亭附近高地的红七军团。红三军团遭重大伤亡后，被迫撤出战斗，红七军团阵地被敌突破，亦匆忙后撤。此仗，我共伤亡一千一百余人，东方军番号至此实际取消。十一月中旬，我红一、红九军团又连续进行了云盖山、大雄关战斗，均遭惨重伤亡，被迫放弃阵地，向中央苏区内转移。至此，中央红军的番号实际上也取消。红一方面军在战场上越来越陷于被动挨打的艰难局面。

正当我军作战陷于被动时，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和宁沪杭地区抽调十一个师，镇压十九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实际处于停顿状态。毛泽东曾主张，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3] 但是，临时中央拒不采纳这一正确建议，反将主力东线西调，进攻堡垒阵地。同时，他们认为第十九路军是最危险的敌人，让其单独与蒋军作战，使我军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十二月，第十九路军处境危险，临时中央始有唇亡齿寒之感，再令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但为时已晚。翌年一月十五日，福州失陷，“福建事变”失败。蒋遂将其入闽作战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下旬重新对中央苏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面对敌人新的进攻，“左”倾错误领导者不去总结北线进攻受挫的教训，反而变进攻主义为保守主义，从错误走向错误。一九三四年一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发展到顶点。会议通过了《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等错误决议，主观认定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 ^[4] 极力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拚命主义。会后，他们将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再次改称中央红军，直属中革军委指挥。并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打击敌人，以主力向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一月下旬至三月下旬，中央红军先后与敌进行樟村、横村、坪寮、风翔峰、三溪圩、三坑等阵地防御战和反击战，不仅未能获胜，反遭受重大损失。仅三月中旬的三溪圩、三坑反击战，我军伤亡就达二千二百六十七人。

敌进攻得利后，实施“会师赣南”计划。“左”倾错误领导者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惫、严重减员的实际情况，抽调九个师，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与敌进行“决战”。四月十日六时，敌集中十一个师，向广昌发动进攻。敌分成两个纵队沿盱江西岸向饶家堡、甘竹市地区推进。河东纵队在大罗山、延福嶂（连福峰）遭我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敌采用河东受阻，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河东推进的战法。河西纵队乘我军主力在盱江东岸集中作战之机，从十二日起，逐段突破红九军团等部的防御阵地。

十九日，敌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等阵地发动猛烈攻击，敌河西纵队协同进攻，向长生桥阵地实施攻击。中央红军多次反击，未能歼敌，被迫放弃阵地。

二十七日，敌以十个师的兵力，总攻广昌。中革军委以红九军团第三师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盱江东岸牵制敌人，以红九军团第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三师，再一次向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仍未奏效，被迫于二十八日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鏖战十八天，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二千六百二十六人，自身伤亡却高达五千零九十三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是一次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敌攻占广昌后，转兵东进，攻占福建建宁。七月上旬，向苏区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此时，中央红军人力、物力相当匮乏，“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 ^[5] 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适时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机歼敌。中共中央虽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实施战略转移问题，并请示共产国际，但无结果，于是也不采取有效措施，保存我军有生力量，继续坚持单线防御战略，要求中央红军及一切地方武装，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企图以与敌拚消耗来阻止敌人向苏区中心区推进。

八月五日，敌九个师，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交替掩护，由赣南赤水向驿前以北地区逐步推进。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奉命在高虎脑、半桥、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斗中，我军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击退了敌人的多次疯狂攻击，予敌以重创。敌遭受到“进剿”以来“未有之牺牲”。 ^[6] 中央红军损失也很大，仅驿前战斗就伤亡干部四百五十二人、战士一千九百余人，被迫于二十八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九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十月上旬，敌继续向我仅存的狭小地带谨慎推进，企图实现围歼我军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冒进的时机，进行休整补充、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其包围圈，寻机作战；或者按毛泽东的主张，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7] 粉碎敌人“围剿”，收复中央苏区。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匆忙决定退出中央苏区。

十月七日，根据中央决定，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各线主力红军防御任务，先后将红一、红三、红八（九月底由地方武装新组建的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三师合编）、红九、红五军团从阵地上撤下来，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十六日夜始，中央主力红军及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突围西进，开始长征，表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第二十四师及各军团的独立团、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敌人继续采取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十月二十六日，敌占宁都，十一月十日侵占瑞金，十七日侵占雩都，二十三日陷会昌。会昌失守标志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最终结束。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力量强大，超出了中央苏区所能承受的压力；主观上则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左”倾错误领导者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造成了红军战斗力的降低和革命势力的孤立。同时，错误估计第五次反“围剿”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政治上不懂得运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针策略，坐失“福建事变”的良机。军事上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和大部，以各个击破，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8] 拒不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不适时地作出战略退却和转移，致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节节失败，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撰稿人：陈龙坤）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长征史》，李安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任建树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戴向青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孔永松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中央红军和根据地渐陷绝境。“左”倾错误领导者开始考虑中央红军远离敌堡垒地带作战，创造新苏区的计划，并着手进行一些准备。

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三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少数领导人秘密筹划准备阶段。一九三四年四月底，广昌失守，国民党军加紧向苏区中心区推进，红军处境维艰，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博古、李德萌发了一次战略大转移的设想。“李德就曾对博古说，要准备一次战略大转移”。 ^[9] 五月初，博古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从计划内容看，两人已开始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作准备。由于未得到共产国际指示，计划中没有明显地提出战略转移问题。

计划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讨论通过后，博、李通过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国际执委会汇报，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六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复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惶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 ^[10] 博古、李德等人研究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他们没有领会共产国际的意思，忽视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盲目认为：目前还不应急于进行战略转移，企图通过红军的顽强抵抗和“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 ^[11]

为了变更苏区危境，分散、减耗敌“围剿”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坚持反“围剿”斗争，更重要的是为了红军主力突围作战略上的策应，经李德提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同意，决定派出北上和西征先遣队。七至八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准备工作遂进入第二阶段，即派遣部分部队远征，实行战略配合阶段。

七月初，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的作战命令》，李德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当面向红七军团领导人交待任务，要求七军团北上抗日，但军团领导人对中央真正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12] 七月六日，曾洪易、寻淮洲、乐少华等率领红七军团六千余人，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红七军团经闽东，过浙南，转战浙赣边，冲破敌人多次阻截，挺进皖南，旋转入赣东北与红十军会师江西德兴重溪，组成红十军团。翌年一月，在怀玉山遭敌伏击失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进，深入到敌“围剿”军后方，震动了国民党统治中心沪宁杭地区，吸引了近二十万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中央战略转移的真正方向选择在湘鄂西。为了探明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道路民情，并牵制敌人，以引起战情变化，中央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八月七日，红六军团九千七百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从江西遂川出发，转战湘南、湘西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印江木黄一带，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三军会师。在西征途中，红六军团通过无线电，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许多敌人堡垒体系的宝贵情况。

与此同时，博古、李德等人制定了《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要求一些部门为退出苏区作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准备，并且明显提出了战略转移问题，但“左”倾错误领导者优柔寡断，一面考虑转移，一面又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 ^[13] 与敌拚消耗。

八月，中央红军先后与敌进行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斗，均因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丧失驿前以北地区。敌加紧向苏区中心区发起总攻。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决定于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到湘鄂西去”， ^[14] 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合后，先放下行李，尔后实行反攻，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恢复中央苏区。博、李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 ^[15] 九月初，中革军委召集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通知撤退计划，并要求各部门秘密作好准备，不能向下透露，更没有说明转移方向。会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准备工作进入最关键的第三阶段，党政军各机关加紧突围准备。

扩红是其间的重点工作。早在七月份，就掀起了扩红的“冲锋季”。九月一日，中央组织局等五个单位联合发布《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有的农村只剩下了妇女老弱”。中央将不少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了主力军。九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成立第八军团。为适应红军扩大和准备战略转移的需要，还对红军基层干部进行训练。

除扩红外，中央还要求各部门做好筹粮借谷、充实军械军需、决定干部去留等工作，并对全党全军进行间接的思想动员。九月二十九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发表了张闻天写的重要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拚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左’倾错误倾向”，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敌人的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虽没明确说明转移的计划，但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一些师团级干部，从社论中猜测出中央的“新战略”。

为了减轻中央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决定接受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与其谈判。十月五日，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前往寻邬同陈济棠的代表会谈。在周恩来、朱德等人先前与陈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上，经反复协商，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决议，为长征突围时，顺利通过粤境奠定了基础。

十月上旬，敌人先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面对敌人围攻，中共中央不顾部队未进行必要的动员和休整，新征集的三万战士尚未完全集中和进行必要训练的客观情况，仓促行事，要求主力部队隐蔽地撤离战场，移交防务，到雩都集结，准备突围。但“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16] 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主力集中瑞金、雩都，准备执行新的任务。八日，中央发布《野战军十月十日到二十日行动日程表》，要求主力在十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分别向中央指定的各自第一集结地区与第二集结地区集中，并进行短暂休整补充。是日，总政治部发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当前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这动员令只限发于发到军团师政治部，有的部队将精神传达到团一级主要领导，广大的基层干部和战士仍然不知战略意图。

各军团按照中央颁发的行动计划迅速行动。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带着坛坛罐罐，抬着机器，挑着银元钞票从瑞金出发。为了便于行动，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梯队，分别由彭雪枫、罗彬、武宁、陈赓负责。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随该纵队行动，实际是首脑机关，也是总司令部。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两个纵队后合称“红星纵队”，共一万四千余人，从瑞金出发，经麻田、宽田、段屋等地，于十三日到达雩都县城北郊的古田，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

军委两个纵队和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按计划隐蔽集结在雩都县城至罗坳、岭背、仙下、段屋、银坑、宽田等地区，做好突围转移前的准备，进行短时间休整，各军团新增人员共九千七百余人，补充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和大批物资，很多战士“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东西”。 ^[17]

雩都河（贡水）是红军突围转移西征的必经之路。十月十二日，红军总部工兵营到达河畔，各军团工兵连亦陆续赶到。为隐蔽战略行动，他们利用黄昏后至黎明前的时间架设浮桥。十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夜渡雩都河，告别苏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为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同时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突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部队继续坚持斗争。中央决定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中央苏区中央分局，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红军长征后，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又电令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共三万余人，继续坚持斗争。但是，对主力红军退出后苏区如何坚持斗争，中央没有研究，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没有布置，以至主力红军一退出，中央苏区顿时陷入紊乱状态，仅存的狭小地带也很快失守。

中央红军长征是一次重大、复杂、艰巨的战略行动。为完成这一任务，中央虽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但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突围问题上忧柔寡断，致使准备工作极不充分，长征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大搬家”。特别是中央红军主力准备时间不长，休整时间太短，使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消极避战，行动迟缓，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撰稿人：陈龙坤）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简史》，力平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长征史》，李安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革命根据地史》，马文彬等，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进行长征，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突破了陈济棠设置在赣州以东的第一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完毕，按中革军委颁发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各军团分别从雩都（于都）、花桥、潭头桥（龙石沮）、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十个渡口夜渡雩都河，向突围前进阵地开进。十九、二十日，主力先后到达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队阵地前的仁风圩（街）、双芫（园）、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突围准备。

对中央红军的集结，蒋介石曾误认为是小规模的战术机动，后从我丢在苏区的资料中，得知我战略意图。蒋急调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拚命追击，又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立即调集四十万兵力和数十架飞机，在中央红军突围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采取围追堵截战术，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蒋介石调兵遣将时，又使用了在几次“围剿”中的惯用伎俩，驱使非嫡系部队参加，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消灭中央红军，又削弱地方军阀的目的。十月中下旬，蒋多次电令陈济棠阻截红军突围转移，并告之红军战略意图，“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侵广东，而是突围西进”。 ^[18]

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来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这次，他既想利用中央红军以对抗蒋介石，又怕中央红军进入广东地盘。在蒋要求他配合北路军、东路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压下，陈苦思斟酌、权衡利弊后决定将其军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主力，以集结为主，如果发生战斗，便于调动，以应付突然情况；另一部分是派出的小部队，分驻各地，虚张声势，万一遭到中央红军的袭击，损失也不大。这样既可以表示对蒋介石的服从和拥护，又可以在与中央红军打硬仗时，相机转移，以免遭受严重损失。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陈济棠在赣州以东，沿桃江（信丰江）向南，经大埠、王母渡，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成了第一道封锁线，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其防守阵地。具体部署是：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第二师驻信丰、王母渡；第一师主力驻古陂、新田、重石、版石等地；独立第三师驻韶关、乐昌、连县、南雄等地；独立第二旅驻安远。为表示忠心，陈济棠对外大肆吹嘘，称其构筑的是一道突不破的“钢铁封锁线”。

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本应抓住这难逢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局面，打开新的局面。但“左”倾错误领导者，坚持向湘南前进，奉行转移中的避战主义，想早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放下行李后，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他们继续坚持“大搬家”式战略转移，舍不得扔掉坛坛罐罐，携带大批辎重，蹒跚地走在西进的征途上。为了隐蔽我军战略意图，避免敌机侦察，八万六千余人的庞大队伍，专挑黑夜行军，专拣沟壑大山走，在五岭山脉的羊肠小道上，拥挤不堪，停停走走，平均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有时一天只走十至十五公里，部队继续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为了减少中央红军西进的阻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长征前夕，曾派何长工、潘健行（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秘密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根据双方秘密达成的“互相借道”等协议，中央红军总部派人员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在中央红军行动方向上，让出了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

为了掩蒋介石的耳目，双方做出攻防之势。陈济棠“惟是仍装模作样，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枪炮如临大敌”。 ^[19] 我军对外宣传，先是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的封锁，向湘南进军。部署是：红一军团为左路，攻歼新田、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占领古陂，向坪石、大塘方向发展；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后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后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部署完毕，十月二十日，中革军委在雩都祁禄山下达了突围命令，要求部队在安远、信丰间突出重围，总攻击时间为二十一日夜及二十二日晨。同日，中革军委还电令赣南军区地方武装，应积极配合野战军的突围战役，并给地方独立团规定了活动地点和任务。

十月二十一日，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命令，开始突围。突围的第一仗首先在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守敌为粤军一个旅，他们发现红军大部队后，根据陈济棠的交待，边打边撤。是日，我红一师一团向新田进发，敌误以为是“土共”、“游击队”来骚扰，只派两个营出击，遭我迎头痛击。我乘胜追击，新田守敌惊慌失措，逃至古陂，我一团胜利袭占新田。同日，红二师六团一个连，袭占金鸡，旗开得胜；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也攻占百室，六师十六团占领韩坊、古陂；军委总部进至合头地区。国民党南路军只是稍加抵抗，即从重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二十二日，左路红一军团与由重石、版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二个团遭遇，激战两个半小时，将其击溃，残敌逃往安西。我军在追击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陈济棠对此深为不满。我乘势向安西发展，并三面包围安西城。同时，右路军红三军团进占坪石，红八军团由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头、大垅方向前进。

中央红军要到湘鄂西，就非要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粤军第一师被困安西城，战守两难，急电余汉谋，请求援兵。余即派第二师第五团前往增援，以第一团及第五团向北佯攻中央红军，掩护其余大部队向南撤退。中央红军目的并不是攻占安西，而是向西转移。二十三日，中革军委派左路红九军团监视安西、信丰、安远三点之敌。敌乘机向龙南县撤退，转向粤北南雄，据守广东地盘。红一军团则绕过安西向桃江发展。右路红三军团向大塘铺等地。二十四日，红一军团主力占领铁石口等地，红三军团主力占领大塘铺等地，两军团的前锋占领桃江东岸，控制了渡口。当晚，各路先头部队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掩护主力渡河。红三军团第五师占领江口等地，前锋进至梅岭关、中站。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广东的乌径方向前进。二十五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中央红军其他各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实行战略转移。

“大搬家”的中央红军能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利用了蒋介石与陈济棠的矛盾，成功进行了统战工作，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敌才边打边撤，没有对中央红军进行堵截，使我军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辖区，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为继续突围西进争取了时间。同时，也为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奠定了基础。

（撰稿人：陈龙坤）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简史》，力平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长征史》，李安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通过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连续作战，又突破了敌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大为震惊，立即电示广东军阀陈济棠、湖南军阀何键，要他们火速出兵，在湘粤赣边的汝城、仁化、乐昌间组成第二道封锁线。当时国民党部队处于分散状态，不能迅速集结。陈济棠为了让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粤军防线，根据双方秘密签订的协议，将其主力撤至大庾、南雄、安远等地，取守势。接蒋命令后，陈既怕红军入粤，又想对蒋表示服从，遂派粤军第一、第二军主力及几个独立师集结于湘粤赣边，以防红军进入广东，只命李汉魂统率独三师、独二师及第二师赶至乐昌、仁化、汝城附近堵截。何键部队正处于分散“清剿”状态，主力来不及向粤边靠拢，只能次第集结于湖南衡阳、郴县之间，在汝城守备的只有陶广的一个旅。国民党的“中央军”还远在赣江以东的兴国、古龙冈、石城等地，得知红军已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不得不放弃其出击赣南，迫使中央红军退入广东的计划。其主力部队第四军和第五军经遂川，向汝城前进，一部经桂东向资兴前进，将主力部队集结于汝城附近，阻截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乘敌军尚未弄清我真正意图之际，沿赣粤和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的汝城和广东边境的城口方向前进。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时，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仍以两个军团在左，两个军团在右，军委两个纵队居中，一个军团殿后的甬道式的部署西进。并规定：第一步进到西江、大庾、南雄地域，主力则于大庾、南雄之间西进；第二步进到沙田、汝城、城口地域，并相机占领汝城。此时，中央红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辎重很长，行动维艰” ^[20] ，有时一天只走十至十五公里。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红军主力变成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十月底，中央红军迫近湘南。此时，国民党部队仍没有集结完毕。蒋介石“追剿”红军的主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远在湘赣边地区，鞭长莫及。湘军在汝城，只有地方部队两个团和新调来的第六十二师一个旅，第六十二师主力尚在桂东，且湘敌多次受红军打击，心颤胆寒。陈济棠继续执行秘密与我军签定的协议，没有派重兵阻截中央红军，只图自保。因此我军突围方向上，只遇到几处小股敌军，一触即溃。这时，中央红军如能抓住敌军兵力尚未集中，协同比较困难的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创造时机，打一、两个歼灭性的胜仗是有极大可能的。但是，博古、李德等领导人急于夺路西进，而采取避战的方针，使红军摆脱不了敌军的围追堵截。

为打破敌在湘南从两翼夹击红军的企图，争取先机之利，十月二十九日七时，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应于十一月一日进至沙田、汝城、城口及上堡、文英、长江圩地域，以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十一月一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攻占汝城，红一军团攻占城口。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于二日晚，以奔袭的方式夺取城口；红三军团主力左纵队迫近汝城，占领汝城东南的制高点，右纵队经益将、风坳，向汝城前进。经过侦察，发现汝城防守严密，兵力较多，不宜攻取。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分成三路纵队，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汝城至大坪间通过，向百丈岭、文明司前进；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部为中纵队，由新桥经界头、九峰山向九峰圩前进；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等部为左纵队，由城口、思村向岭子头前进。接着，红军各纵队按中革军委决定继续西进。至八日，红军全部由汝城、城口之间，通过国民党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继续向宜章方向突围西进。

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断我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十一月六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颁布紧急“堵剿”电令，要求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湖南境内郴县到宜章之间，设置第三道封锁线，堵截中央红军西进湘西。

陈济棠、何键等部按照电令，迅速行动，设置第三道封锁线。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但有些地方可短距离通火车，敌人利用公路、铁路迅速运兵，并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修筑了“在多不在大，重密不在坚”的碉堡群。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粤军采取“先堵后剿”的方针，既防红军入粤，又防蒋介石“中央军”来抢地盘，以其主力余汉谋、李汉魂、缪培南、陈汉光等部，沿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严密布防；蒋嫡系部队也从江西、福建赶往前面进行堵击。

博古、李德等不顾客观情况，要求中央红军尽快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为了掩护红军安全通过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西进，中革军委要求红一军团迅速抢占制高点九峰山。十一月六日，红一军团到达麻坑圩后，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敌口气，与乐昌道上赖田敌民团团长通话，得知敌邓光龙部三个团前日已至乐昌，并且一个团正开往九峰山。林彪随即派红二师四团，昼夜兼程，直奔九峰山，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红四团漏夜奔袭，一鼓作气，抢占九峰山，随即又派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等后续部队安全从九峰山以北地域通过。

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根据当时实情，在广西仁化的城口，曾提议放弃原计划，“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 ^[21] 如果这样，打破敌人“围剿”仍有希望。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又一次拒绝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坚持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到湘鄂西去。

十一月七日，中央红军仍分三路继续西进。右路红三、红八军团绕过汝城县城，经太平圩、山田坳、百丈岭、文明司，直取宜章；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为中路，从大坪、新桥等地经界头、延寿、岭秀、文明司挺进宜章；红一、红五、红九军团为左路，从城口出发，沿九峰山脉向乐昌、宜章边境进军。

十一月八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红三军团于良田、宜章（均含）间突破敌人封锁线，其先头部队约于十日前可出到宜章地域；红一军团应监视九峰、乐昌之敌，并迅速于宜章、坪石之间突破封锁线；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及红五、红八军团在红三军团后跟进；红九军团则于红一军团后跟进。

湘南，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一个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在郴县、宜章地区，有我们的党组织和湘南游击队。当他们得知中央红军到来的消息时，地方党组织主动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通过交谈，我军得知敌人兵力部署还未完毕，宜章、嘉禾、临武等地敌人的力量仍然薄弱。据此，中革军委决定：以部分兵力佯攻郴县，钳制敌军；以部分兵力占领宜章，拒阻粤敌；红军主力从中间向临武、嘉禾进军，迅速通过封锁线。

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新的计划，立即行动。十一月十日，红三军团派出千人左右的部队，从平和向北进军，占领良田、黄泥坳，迫近郴县，切断郴宜大道，毁敌堡垒百余座，摆出了进攻郴县的阵势，牵制敌人达数日。同时，中央红军主力兵分两路西进。一路从横桥、黄茅向临武的沙田、楚江圩前进；另一路从保和出发，经桂阳的太和、大塘，嘉禾的石角塘向东头桥前进。牵制郴县敌人的红军完成任务后，从伍家桥急转南下，到保和随主力西进。

宜章县城，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一环。红三军团决定将夺取宜章的任务交给英勇善战的红六师。十一月十日，红六师全体指战员精神抖擞，冒雨疾进，直逼宜章城下，夜袭未逞，准备凌晨再攻。宜章守敌慑于红军声威，深夜洗劫全城后逃之夭夭。十一日凌晨，宜章县城不攻自破。此后，中革军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扬二军团首长及全体战士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之英勇模范战斗”，要求全军向红三军团学习。十四日，《红星报》发表了这一消息。

红三军团进占宜章时，红一军团改向东进，越过大王山，攻占粤汉铁路的另一个支撑点白石渡（红岩）。红三军团、红一军团攻占宜章、白石渡两个重要支撑点，首先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后，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中央红军第五、第八军团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跟随红三军团，红九军团等部队跟随红一军团，全部从宜章、坪石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进入湘南地区，准备强渡湘江，挺进湘西，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

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三道封锁线，是中央红军突围西进途中，摆脱敌人前堵后追的两次重大胜利，初步粉碎了敌人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战略转移途中的企图，为红军长征胜利迈出了坚实的两步。但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我军行动迟缓，影响了中央红军转移的速度，耽误了宝贵时间，导致红军后来在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遭受惨重损失。

（撰稿人：陈龙坤）

参考书目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长征简史》，力平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长征史》，李安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在西进途中，于湘南进行了悲壮的湘江战役，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恼羞成怒，亲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根据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调整“追剿”计划。十一月十二日，蒋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周浑元、薛岳两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进行截击；令桂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省“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重兵集结湘江地区，构成最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敌人想利用红军西进途中的潇水、湘江两个天然屏障，分两步聚歼中央红军。第一步，堵截中央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合击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第二步，此计不成，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军阻止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聚歼于湘江之滨。十三日，“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发布“追剿”计划，分所部为五路，“追剿”中央红军。第一路刘建绪四个师，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与桂军协同，堵击中央红军西进；第二路薛岳四个师，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堵截红军北击和西进；第三路周浑元四个师，第四路李云杰二个师，第五路李韫珩一个师在红军南部跟进，以配合粤、桂军围堵红军。可谓重兵麇集，志在必得。

国民党五路“追剿”军和粤、桂军虽有二十五个师的兵力，来势汹汹，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各怀鬼胎。其中何键的湘军为报蒋介石提携之恩，行动比较积极；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两部虽然装备优良，战斗力较强，但何键对其指挥不灵，调遣不动。粤、桂两军则在其边境防堵，只求自保，表现消极。湘南地区，我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又属于无堡垒地域，便于中央红军机动作战。毛泽东曾向中革军委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来一个回马枪，寻机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积极建议，认为如果“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22]

在敌人各路重兵开往湘南的严峻形势下，“左”倾错误领导者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明知敌军的主要企图“是在从两翼截击我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后行并行的追击” ^[23] ，却坚持向西退却，奉行避战主义，根本忘记了红军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严重的反击，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24] ，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丧失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

十一月十四日，“左”倾错误领导下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继续西进。要求中央红军“迅速、秘密的脱离尾追之敌，前出到临武、嘉禾、蓝山地域”。并规定：“三军团应占领嘉禾城，一军团应占领临武及蓝山城。”具体部署是：以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纵队，由秀风圩等地出发，向嘉禾方向前进；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宜章、坪石地区出发，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一、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各纵队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十五日继续西进。十六日红一军团占领临武城。这时，桂阳之敌两个团已赶至嘉禾，强攻对中央红军不利。十七日，红三军团以红六师从嘉禾南面扼制该城之敌南进，以保障红一军团攻占蓝山。十八日，红九军团占领蓝山城。

中央红军继续西进时，敌人已在潇水两岸布防，以截击中央红军于道县和宁远的天堂圩之间。根据当时敌情，要掩护中央军委两个纵队顺利渡过潇水，就必须先占领道县。道县又名道州，在潇水西岸，是这一带最大的渡口。红一军第二师第四、第五团接到命令后，以日行五十余公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二十二日攻占道县城，消灭守敌一部。二十四日，红四团一部占领水口，并在西元地区击落敌机一架。二十五日，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

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分途继续西进，准备抢渡湘江。此时，中央红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辎重甚长，行动维艰”。 ^[25] 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已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命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险阻，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以把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其部署是：第一路军刘建绪部集结于黄沙河以南至全州一线；第二路军薛岳部集结于零陵至黄沙河一线，与在全州、兴安一带的桂军连接起来，夹击中央红军；第三路周浑元部，第四路李云杰部，第五路李抱冰等部继续衔尾跟追。桂军五个师仍在灌阳、兴安以北至全州地域集结，堵截中央红军西进。

桂军与蒋介石存在深刻矛盾，既怕红军入桂也怕蒋军进桂，决定对中央红军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依据这一情况，中央红军遂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调动敌人，寻机渡江。李宗仁、白崇禧误以为中央红军要夺取桂林，匆忙命令全州、界首、灌阳部队让开大道，退守龙虎关、恭城，阻止红军西取桂林。桂军撤走，刘建绪部队还没有赶到全州，兴安、全州一线敌军防守兵力非常空虚。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迅速从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这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如果我军丢掉诸多的“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先渡过湘江。可惜，“左”倾错误领导者舍不得扔掉大批辎重，部队是龟行蛙步，行动迟缓，丧失了这个极其难得的宝贵时机，使掩护部队后来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七时，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规定第一步进抵湘江地域。同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的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并要求中央红军“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的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自然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

但是，由于部队行动缓慢，丧失了宝贵时间，中革军委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下达已晚。此时，湘敌和“中央军”正向全州、黄沙河急进；桂军见中央红军主力未经永明西取桂林，由全州、兴安南撤部队约四个师，因怕蒋介石责备其南撤之举，于二十七日，重新向北推进至灌阳新圩、全州咸水一线，企图配合“追剿”军，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毛泽东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建议“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尔后急转北上“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26] 但“左”倾错误领导者粗暴地拒绝这一正确建议，坚持强渡湘江，这样血战湘江不可避免。

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昼夜兼程向湘江急进。二十七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两个团抵达大坪，涉水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二十八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部队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枫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此时，军委两个纵队已进至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渡口仅有八十多公里，如果下决心扔掉辎重，轻装急行，仍可抓住湘江战役的最后一个时机，迅速渡过湘江，减少不应有的损失。但“左”倾错误领导者仍舍不得那些“坛坛罐罐”，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致使湘江两岸的主力部队为了掩护全军渡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战斗。

敌分路奋起直追，在湘江南岸赶上行动迟缓的中央红军。十一月二十九日，敌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脚山铺的红二师发动进攻，一部向黄沙河开进；其余几路“追剿”军正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由于何键状告桂军让道，李宗仁、白崇禧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将其主力分两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河口。于是，湘江两岸，中央红军与各路敌军进行了一场殊死决战。是日，红一军团主力由石塘圩、太平圩渡过湘江，占领界首、绍水，第二师前进到朱塘铺，一部继续向全州迫近。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过江后，占领光华铺、界首之间地区。红五军团仍在蒋家岭一带扼阻追敌。红八、红九军团到达水车。军委第一、二纵队一部到达官山。三十日，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之脚山铺与敌第一路“追剿”军激战终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湘江西岸之光华铺及其以西抗击由兴安北上之桂军，掩护军团主力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主力由文市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红八、红九军团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青龙山、石塘圩地域。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后进至界首附近的王家。野战军司令部渡过湘江后进抵界首西北的大田。

为掩护中央红军后续部队安全渡江，三十日夜，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之敌的进攻，无论如何要控制西进的道路；红三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兵力，“有向南驱逐光华铺之敌的任务，并占领唐家市及西山地域，六师之部队应留河东岸，有占领石玉树的任务，并掩护我五、八军团及六师切断的部队通过湘水”，“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其西南和东南的地域”；红五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有扼阻桂军及周敌追击的部队之任务。被切断的部队应自动的突围，向麻子渡前进”。十二月一日三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致电红一、红三军团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这一仗，“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有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

十二月一日的战斗最为激烈。北上的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向中央红军各部队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夺回渡口，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一切牺牲，同敌军展开激烈拚搏，用刺刀、手榴弹打跨敌军整连、整营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经过整日的浴血奋战，终于阻止了敌军的进攻。至十七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渡过了湘江，并于十二月三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连续苦战数日，十二月二日到达湘江时，发现湘江两岸敌人已经封锁了渡口。他们与围攻之敌进行了英勇战斗，予敌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次战役。红军广大指战员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英勇的献身精神，与优势敌军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惨痛的损失，唤醒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错误的极端不满。这就为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为我军军事战略转变，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

（撰稿人：陈龙坤）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郑广瑾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长征简史》，力平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于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损失惨重的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按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的预定计划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十分害怕，立即调兵遣将，部署新的追堵计划。以“追剿”军湘军刘建绪的第一路军、李云杰的第四路军、李韫珩的第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以其嫡系薛岳的第二路军、周浑元的第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全州一带，向中央红军前往湘西将要经过的新宁、城步、绥宁、靖县、会同、洪江地区开进。同时令黔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击红军，令桂军以一部分兵力尾追红军。敌人集中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布置好口袋，等待红军去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

在敌“围剿”军中，唯有贵州境内敌人兵力薄弱。贵州省主席兼（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阻中央红军入黔，曾奉命派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第七、第十五团，赶赴永从、黎平、锦屏一线设防，又命黔军另一头目犹国材为全省“剿匪总指挥”，出兵三团，增防黎平、永从。但王、犹之间矛盾重重，且双方内战方息，疑忌尚存，故犹迟迟不肯出兵。黎平、锦屏、天柱一线，实际只有周芳仁的两个团和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的两个营驻守。贵州内地，黔军兵力既少，装备又差，防务十分空虚。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究竟取何种战略方针，中共党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左”倾错误领导者对敌人的企图认识不清，仍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 ^[27] 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硬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钻。毛泽东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为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所赞同。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占领了湖南通道县城。在毛泽东的提议和要求下，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临时决定的中央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会议中心议题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

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我军所处的严峻形势，力主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订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冲破敌人的重兵包围，争取主动，寻机打几个胜仗，鼓舞振奋全军士气，力挽危局。毛泽东认为，实行新战略，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当时红军已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如果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造成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的局面。这对红军十分不利。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较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黔军内部派系林立，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等各据一方，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第三，可以打乱敌人围歼红军于去湘西途中的计划，而且可以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尔后的战略发展。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但却遭到博古、李德的强烈反对。李德一再“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周浑元部——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28] 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不同意李德的意见，李德恼羞成怒，中途退出会场。

会后，博古和李德仍未改变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方针，只是在进行路线上作些变更，即不在通道地区北进，而是继续西进，到贵州黎（平）、锦（屏）地区后再行北上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将红军西入贵州作为一种诱敌以达到迂回北上的手段。十二月十三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十四日中革军委致电红二、六军团指示中重申：“我西方军现已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同时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仍应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29] 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虽然对我军战略方针应否改变问题未能达成一致，但红军转兵西进，仍不失为长征初期一次重大意义的行动。它开始扭转了红军长征以来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到了主动权，为以后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部分被接受，“左”倾军事路线被冲开缺口。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滇黔驰骋·烟尘谱》，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岳松森、罗竹香编：《黎平会议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黎平会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通道会议后，红军直插黔东。黔东敌人力量极为薄弱，黔军在黎平、锦屏、天柱的兵力，只有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黔军第一师师长何知重直属的两个营和周仁芳旅的两个团，以及各县民团三千余人。在数量上，我军十倍于敌，且黔军又是有名的“双枪兵”（步枪、鸦片烟枪），战斗力极差。因此，红军进入贵州，没有遇到敌人有力的抵抗。红军顺利进入黔东的事实，更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的避实击虚主张的正确性。

但是，在中央红军由通道向黔东进军的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仍十分激烈。当时，国民党的“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的先头部队已向铜仁、锦屏、天柱一线前进。黔军为防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固守清水江、沅江第二道防线。“左”倾错误领导者李德、博古无视敌情，仍坚持由黔东折向湘西，实现同红二、六军团会师。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曾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 ^[30]

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红军行动方向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作了几次发言。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时，会议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否定了他们的错误主张，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最后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分别指蒋嫡系薛岳部及湘军何键部、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编者注）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们向指定地区前进。”“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会议批评和否定了李德等人提出深入黔西南及云南地区的错误意见。“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为了顺利执行中央新的决策，会议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加强胜利信心，同时还批评了有些人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情绪。决定指出：“坚决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十二月十八日，中革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在黎平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同时决定军委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梯队，除三个梯队外，另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司令部直辖。

十二月十九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定》。这个决定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同时中革军委还指示红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区活动以钳制湘敌，指示红四方面军应发动新的进攻，以便在中央红军向黔川活动时钳制川敌。中央红军在新的战略方计引导下，克服重重困难，转兵黔北。

黎平会议，是一次关系红军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地解决了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一直争论未决的行动方向问题，实现了从通道开始的战略转兵。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不顾敌情变化机械执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正确地制定了向黔北发展的新战略。会议作出的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后来未能实现，但在当时它却给广大红军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明确了近期的斗争任务和目标。这对于已经历了漫长、艰苦的转移游动，疲惫已极的红军指战员来说，确实起到了团结全党全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巨大作用。会议及时、严肃地指出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倾向，并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反对这种倾向。这对从转移以来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无疑是切中要害、至关重要的。它坚定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信念，有利于增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尽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战争行动的紧迫，会议还未能对敌第五次“围剿”以来中央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进行思想上的清理，对其经验教训还未能系统加以总结，以变成全党全军的财富，但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基础。黎平会议决定，以我们党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著，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黎平会议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突破乌江

黎平会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即向遵义进军，兵分两路，陆续攻占贵州省的剑河、台拱（台江）、镇远、黄平、瓮安，于一九三四年底迅速抵达乌江南岸。在瓮安猴场（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红军要立即渡过乌江，“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接着，红军开始抢渡乌江。

乌江，又叫黔江，是长江在贵州省内最大的支流，是贵州的第一大河，全长千余公里，江面宽二百多米。它由西南向东北横贯贵州全境，将贵州分为南北两半。乌江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地势险要，素有“乌江天险”之称，为省会贵阳和黔北重镇遵义的天然屏障。

贵州军阀侯之担和王家烈在乌江重兵设防，以防红军北渡乌江。侯之担为贵州四大军阀之一、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拥有兵力八个团，总数约万人。中央红军到达乌江之前，侯之担为力保其地盘，就命令乌江边阵地遍筑碉堡，周密布防。同时派其教导师副师长侯汉佑为“前敌总指挥”，指挥部设在珠场（今珠藏）。以第一旅旅长刘翰吾率两个团为右翼，负责尚稽茶山关段防务；第三旅旅长林秀生率两个团为中路，驻守江界河孙家渡；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率两个团为左翼，担负袁家渡段的江防任务。王家烈还派他的精锐第八团万式炯部驻守湄潭，担负箐口、红岩一带的防务。

中革军委为打破敌人的企图，规定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的行动如下：红一军团以第二师加上军委工兵二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侦察对岸敌情。如无敌，应即派兵一个团过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场侦察、警戒，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渡江；第一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以一个团占领乌江北岸阵地，向湄潭警戒，并指挥红一军团二个工兵连实行架桥，以便军团主力由此渡江。红九军团应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掩护红一军团之侧后，并受红一军团指挥。红三军团第四师应于一日经前川进至龙场坝、又洲地域，于二日前进至清水口渡河点之茶店地域，并派部队侦察清水口渡河点，向紫江警戒，准备三日拂晓架桥。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以第一营为前卫营，于一月一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对岸守敌一个营立即向红军开火。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立即组织火力压制敌人。此处两岸悬崖陡壁，又无渡河工具，他们紧急动员起来，赶制竹筏。战士们情绪极高，纷纷要求划第一只竹筏冲过去。团首长从前卫营挑选了八名熟悉水性的战士，于当日下午组成突击队试渡，但当竹筏到达江心时，被恶浪掀翻，八勇士掉入水中，偷渡失败。接着又乘夜暗，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组织强渡，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乘竹筏渡过乌江，消灭和驱逐对岸守敌，占领滩头阵地，并掩护后续部队渡江。至四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残敌向湄潭方向退却。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率领第四团为前卫，于一月一日逼近江界河渡口。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为了解对岸敌情，进行火力侦察，发现渡口大道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工事较多。渡口上游五百米处，有一条小的横路与大道相通，勉强可以行人，敌人对此处疏于戒备。因此，师、团领导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强渡由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率七位水性好的战士泅渡，打算拉绳索架桥，由于绳索被敌人炮火炸断，没有成功。晚上，部队又组织十八位勇士乘竹筏偷渡。只有以毛振华为首的五名勇士所乘的竹筏划向对岸，其余两只竹筏都被急流卷回岸边。毛振华等乘暗夜摸上对岸后，隐蔽在敌人阵地石崖底下二三十米处。他们因离敌人太近，不宜打手电（原定联络信号），只划了一根火柴示光。但对岸没有看见他们的信号，又不便连续示光，他们只好一直潜伏隐蔽，等待时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在雪花纷飞、寒风呼啸中，依靠彼此的体温在乌江边的石崖下度过了艰难而极有意义的一夜。

一月二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赶到第四团，向师、团领导说明追敌薛岳兵团已离这里不远，军委要求第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否则有背水作战的危险。该团遵照军委的指示，紧急动员，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组织强渡。当日九时许，强渡乌江战斗打响。除继续对大渡口组织小部队佯攻外，主力在渡口上游实行强渡。突击队乘坐竹筏，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前进。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在对岸石崖下潜伏了一夜的毛振华等五名勇士，适时地向敌人发起攻击，犹如神兵天降，很快打垮守敌，接应强渡的部队登岸。此时，敌人的预备队赶了上来，孤注一掷，要拚命夺回阵地。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我十分不利，第一营被迫退守江边。在此紧急时刻，军团炮兵连连长、神炮手赵章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赵章成原在白军中曾当过炮兵副连长，受过正规训练，一九三一年在江西参加红军，成为我军炮兵鼻祖。他技术高超，炮打得极准。在这危急关头，赵章成不负众望，连打三发迫击炮弹，皆中目标，压住敌人的反扑势头。红军趁机反攻，敌人全线溃退。工兵部队迅速架起浮桥，至三日，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由此相继渡过乌江。

在红一军团于江界河、回龙场渡口胜利强渡乌江的同时，红三军团由马场及其以西地区进至茶山关渡口。先头部队第十团于一月五日开始渡江。此处乌江宽约百余米，江心水深七八米，无法徒涉。该团利用夜暗，由师里各团的侦察排首先渡江，分三个渡江点下水，在侦察排之后，全团除部分同志乘船、竹排和木排外，多数战士是武装泅渡。此处守敌得知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已经失守，便不战而逃。我渡江勇士仅用十多分钟就到达对岸，全团也仅在半小时内全部过了江。至六日，红三军团由此全部渡过乌江，并向遵义及老君关前进。至此，我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三路突破乌江天险，惊破敌胆，沿岸黔军守敌望风而逃。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授予红四团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红星奖章一枚，奖给该团第一营营长罗有保，机枪连连长林玉式，二连连长杨尚坤、政治指导员王海云、青年战士钟锦友、班长江大标，红二师师长王家福，红四团王友才、唐占钦，红六团赖採份、孙明以及曾传林、刘昌洪、钟家通、朱先宣、林文来（新战士）、刘福炳、罗家平、丁胜心等每人军衣一套。 ^[31] 广大指战员人心振奋，斗志倍增。

一月五日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部署过江后的行动，继续追击敌人，控制乌江北岸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胜利突破乌江，使敌人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彻底化为泡影，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胜利渡过乌江是中央红军西入贵州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重大胜利重振了红军的军威，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大大地震慑了敌人。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党史学会编。

《红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编审委员会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夺取遵桐

中央红军突破黔敌的乌江防线，取得了挺进黔北的关键性胜利。接着，我军利用蒋介石的中央军忙于进占贵阳、控制贵州，黔军王家烈大部被甩在乌江以南地区，黔北侯之担部刚遭我打击，且分散、数量少、战斗力弱的有利形势，迅速夺取遵（义）桐（梓），抓紧时间作短期休整，以准备转入同蒋介石部队作战为主的战略反攻，实现首先建立黔北苏区的战略目标。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二十二时，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首长，部署过江后的行动。电令指出：过江后，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明确各部具体任务是：右路纵队以红一军团（缺第二师）及红九军团组成，在迅速取得湄潭后，红一军团主力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协同第二师攻取遵义，红九军团留在湄潭、牛场；中央纵队以红二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组成，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军委纵队六、七日进至团溪，红五军团则于六日集中珠场，并以小部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个渡河点；左路纵队红三军团于过江后派出一个师进占镇南关，控制乌江北岸，主力则集结于尚稽场地域，并以小部分守尚稽场以南各渡河点。 ^[32] 军委电示还对各部到达集结地域后进行休整补充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遵照军委指示，总参谋长刘伯承率二师及干部团主力开始实施夺取遵义作战计划，红六团担任夺取遵义的前卫团。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敌人乌江防线被我突破后，曾对固守遵义作过一番部署，计划由侯之担用六个团固守遵义，王家烈两个师主力迅速向遵义开进增援。同时，侯部易少荃旅从乌江防线撤到龙坪，在西北深水溪一带利用险要地段设防，拱卫遵义。因此要拿下遵义城实非易事。一月五日，红六军团跨过羊岩河进到团溪。夜晚，刘伯承率军委干部团主力也赶到团溪，并立即部署攻占遵义的计划。刘总长先命令红六团拔掉遵义城外围据点深水溪，以迅速动作歼灭守敌。该团前卫第一营营长曾保堂从驻地群众那里得知，驻守深水溪的是侯之担部的一个“九响团”，离遵义城三十里，是遵义守敌的一只触角。曾营长同团里派来的唐振旁参谋一起将群众提供的敌人在要道口上的工事设施、火力配置情况，绘制成草图送到团部，并针对守敌军心浮动情况，向团部建议立即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面强攻，拔掉这只触角，然后乘胜夺取遵义城。团部采纳了这一建议。

一月六日凌晨，军委发电指示红三军团，切断遵义通贵阳的交通，并扼守乌江北岸。同时要求红三军团在可能情况下派一个师向遵义追击敌人，以随同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三军团受命后即以四师继续向遵义前进，准备配合第一军团第二师夺取遵义。

六日清晨，红六团前卫第一营在向导带领下，奔袭深水溪，下午三点多钟赶到敌“九响团”驻守的山口下。前卫营利用雨雾蒙蒙、视度不良，敌尚未发现的有利时机，取突然袭击战术，消灭山上守敌。敌人遭到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抵抗一阵后便全线溃退，除一个营在敌团长带领下狼狈逃窜，其余都被我军消灭，俘敌营长以下二百余名。我前卫营留第一连打扫战场，第二、三连乘胜追歼逃敌。逃敌怕把红军引进遵义城，遭上司责罚，未敢朝通往遵义的大道上跑，而是绕过遵义城迳直逃向桐梓。

红军进占深水溪后，通过审俘摸清了遵义守敌及城防工事情况。政委王集成同团长朱水秋分析情况，认为深水溪的溃敌未逃进城，我军有可能以俘虏开道赚开城门，奇袭得手。于是令部队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刘伯承总长批准了该团的作战方案，指出万一诈城不成，要准备强攻。

此时遵义犹如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敌原计划由侯之担用六个团固守遵义只是纸上谈兵。侯之担将他的部队绝大部分用于防守乌江，江防被我军突破后，其残部有的逃向桐梓，有的逃向仁怀，进遵义城的只有副师长侯汉佑率领的一部分，加上原侯之担的第一特务营。侯之担的另一个旅侯之玺部为侯之担调出增援江防，现还在赤水向桐梓开进的途中。在我红军急速进军下，王家烈部队从贵阳、洗马河、羊场、开阳向遵义的增援，已是远水不解近渴，协同侯之担固守遵义已不可能。面对此种形势，侯之担自知难以守住遵义，将遵义城防交给王家烈在遵义设的行营主任江国墦负责，然后便率特务营的一个连乘车逃到桐梓。江国墦将留下不多的兵员分派守城，这样力量分散，极其单薄。

一月六日下午，我军进袭遵义。红六团前卫营第一连急行军一个多小时，进抵距遵义六里之三木垇，与驻守在这里的黔军接触，将敌消灭。接着曾营长命令部队进抵南城门下，一方面等候后续部队到达后攻城，一方面作攻城部署。夜十二时，曾营长命令军委干部团侦察连攻占左翼制高点红花岗，要他们解决敌人设在那里的排哨，以配合一营在南门攻城；南门打响后，侦察连即应居高临下侧击敌人，使敌人不战自溃。命重机枪排隐蔽接近南门，选择有利地形架好重机枪，准备万一诈城不成立即转为用武力强攻。接着，曾保堂营长和唐振旁参谋押着俘虏进至城门下，向城楼上的敌人喊话。跟城楼上守敌磨蹭了二十多分钟，守城敌人经再三盘查，才放他们进去。当两扇城门一开，前卫营立即蜂拥而入，先从两侧攻上城楼，迫使守敌缴械投降，然后向城内发展。与此同时，军委干部团侦察连夺取了红花岗，侧击敌人，支援前卫营向纵深发展。前卫营在城内进展迅速，很快俘敌几百名，其余守敌仓皇出北门逃向桐梓。于是，前卫营很快占领了遵义新城。由于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遵义分新、老城，未及时分兵攻向老城，而只是派一部出新城北门追击逃敌。龟缩老城之敌行营主任江国墦和县长徐道纬在新城打响后，慑于我军源源不断入城，他们不敢妄动增援新城，一直悄悄潜伏到七日凌晨才打开老城北门，向西逃跑。我坚守在红花岗高地的干部团侦察连发现后，迅速出击，占领老城。七日凌晨二时，我军完全占领遵义城。红二师主力进城后，刘伯承总长命令红四团接替红六团出北门向娄山关方向追歼逃敌，红六团驻留城内休整。

一月八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我第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我二师主力应前进至泗渡站地域策应。” ^[33] 该师接到命令后，即命令其先头第四团待命，做好进攻桐梓的准备。

要攻桐梓必先取娄山关。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之间，距遵义一百二十余里，距桐梓四十余里，是两地的要冲，遵义的北大门。这里地势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是黔北娄山山脉最高峰，四周山峰环立，地势险峻，川黔公路由南向北盘旋至关口，从两座山峰之间通过，形成一道狭窄的通道。左面悬崖绝壁，右边是高耸的点金山。娄山关由侯之担部刘翰吾、易少荃两旅残部和侯之玺旅两个团驻守。侯之担企图以重兵和险关阻我中央红军北进。

为迅速夺取娄山关，减少伤亡，红四团首长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了解到关口左面的悬崖峭壁无法通行，但关口右侧的险峻峭石丛中却有一条通往桐梓的小道。团长耿飙还特地派团侦察队长潘峰带侦察队和工兵排到现地作了侦察，掌握了地形资料和敌情资料，红四团于是决定九日一面组织大部队正面强攻，一面派小部队抄袭敌后。

一月九日拂晓，第二师第四团由板桥出发向娄山关前进。八时逼近山脚。团长耿飙根据侦察分析结果，做好攻关部署。命第一营为前锋，担任正面主攻，营长季光顺率全营沿公路以梯次队形前进；第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侦察队长潘峰带侦察队和工兵排，向右侧山峰隐蔽移动，攀登右面山头，觅小路抄击敌后。等迂回部队迅速插到敌后，截断敌之退路，袭扰桐梓之时再开始正面强攻。但我军的意图很快为敌人察觉，在敌人准备撤退的情况下，我正面部队在包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前发动总攻。为全歼敌人，团长耿飙指挥部队加快攻击速度，十多把军号对着娄山关吹冲锋号。所有轻重机枪，伴随号声，一齐向敌人开火，红军战士奋力夺关。敌人居高临下，以岩石作掩体，死守狭窄的关口，以机枪、手榴弹、石头，向关下的红军射击和投掷，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震撼山谷，响彻娄山关上空。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勇士们攻到关口，经过一阵白刃格斗，终于占领了娄山关。敌人遭到重大杀伤，朝桐梓方向狂逃。我红四团一鼓作气追了数十里。侯之玺、刘翰吾、易少荃三旅败退到城边，想退进桐梓城去，不料我迂回小分队早已进入桐梓城，断了他们的退路。侯、刘、易无奈，只得分两股逃窜：易少荃部并入刘翰吾部由刘率领从黑石溪、滥坝子小路向赤水逃窜；侯之玺部尾侯之担逃跑方向，沿川黔公路退到新站，与林秀生旅一道占领阵地，企图与川军廖泽旅汇合，阻我红一方面军入川。

红四团夺取娄山关后，下午四时，二师师部进入桐梓城，至此，红军夺取遵桐战斗结束。

中央红军在渡过乌江后短短的几天内，攻取遵义，占领桐梓，横扫北至松坎、南至乌江各主要渡口的广大地区，控制了纵约二三百里，横约一百余里的广大范围。打乱了敌人精心策划的部署，暂时摆脱了敌人紧紧尾追的窘迫局面。进军黔北后，由于黔北敌军力量薄弱，川、滇、湘军的调集尚需时日，为我军提供了休整补充的宝贵时间，为下一步的反攻做好了充分准备。更重要的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总结经验教训和清算“左”倾错误，确立新的战略方针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保证。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红军滇黔驰骋·烟尘谱》，周朝举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遵义会议

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红军长征从江西到遵义，广大指战员越来越不满“左”倾错误领导。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中央根据地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红军却迭次军事失败，损失过半。鲜明的对比，使指战员们对博古、李德等推行的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逐渐觉悟到这是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明显地滋长了“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34]

毛泽东为在高级干部中克服“左”倾错误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曾对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错误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但都为李德、博古所拒绝。长征途中，毛泽东注意团结大多数，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多次交换意见，耐心地“解释反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早在红军行进到西延山脉老山界时，毛泽东即提出讨论失败问题，王稼祥则倡议“开个会总结经验”，将李德、博古“轰”下台。 ^[35] 张闻天也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乌江，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接着进军黔北。遵义、桐梓、湄潭、绥阳等城市均入我军手中。北至松坎，南至乌江各主要渡口的广大地区，纵约二三百里，横约一百余里的广大范围均为我军所控制。中央红军打乱敌人的部署，把“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暂时摆脱了敌人紧紧尾追的局面；黔北敌军力量薄弱，川军、滇军、湘军的调集尚需时日。这就为我军提供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客观上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和制订下步战略部署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36]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较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决定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他对其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其严重危害，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因而他在报告中坚持认为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过分强调客观的困难，把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总之，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护，具体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王稼祥在其后的发言中，也进一步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随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纷纷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37] ，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会议结束后，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按照遵义会议委托，审查和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议强调指出：

“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38] 第五次反“围剿”中，在敌人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39] 。这正好实现了敌人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的。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40] 这就是当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没有适时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而是采取了相反的战略方针，继续与敌人拚消耗，从而造成了红军的重大损失。在突围行动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41] 。决议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恶劣的作风，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42] 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浙赣苏区等老根据地，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向各军团、军委纵队传达会议精神，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从此我军犹如“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43]

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又维护了党内的团结。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侯保重：《遵义会议：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

一渡赤水

按照遵义会议关于红军北渡长江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决议，中革军委本拟红军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但遇敌重兵拦阻。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央红军即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急进。右纵队红一军团攻占土城，占领赤水城东南的旺隆场、复兴场；中央纵队和红五、红九军团攻占三元场、习水；左纵队红三军团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在红军前进途中，川军的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旺隆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阵地进行反扑，阻止红军北进；敌总预备队二个旅积极尾追红军，其先头已到土城以东地区；敌模范师第三旅随后跟进；敌另一部一个团占领习水。中革军委为击破川军的追堵，以红一、红九军团一部阻止由赤水、习水南进之川敌，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红军的四个团，以保障红军下一步顺利北渡长江。一月二十八日晨，红三、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南北两面向进占枫村坝、青㭎坡之川军模范师、独立第四旅各三个团发起进攻，经过激战，虽击溃川军一部，但其主力仍在顽抗。为加速战斗进程，红一军团第二师也投入战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拚搏。战至黄昏，红军虽给予敌军以重大杀伤，但未能全歼，形成对峙状态。这时，敌后续部队独立第三旅迅速增援上来；敌教导师第二旅由古蔺向土城方向迂回截堵；赤水的敌第五师的两个旅及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击。

中革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认为再战对我不利。在这紧急关头，二十八日下午，党中央政治局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根据敌情，原定由赤水北上，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为打乱敌人追堵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决定不与川军恋战，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立即轻装前进，从土城迅速渡赤水河西进。会议确定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二十九日天亮前架好三座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精神，立即给各军团下达转移命令，命令各军团当晚坚守阵地，明日六时按一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五军团的顺序撤离土城地区。

一月二十九日三时，中革军委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下达《红军西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的电令。电令通报了敌情：“昨二十八日与我军对战之敌为川敌郭勋祺旅三个团，潘佐旅三个团，廖旅则已至习水，穆旅尚未到，有向潘、郭两旅靠近的可能。赤水方向之章旅昨日进到葫芦脑五里处。达旅则进迫丙滩，范子英旅有由叙永开古蔺讯，刘旅则由泸州开大石母。”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向赤水前进北渡长江是不可能了，不仅是北面有敌两个旅堵住去路，而且如坚持北进，后面尾追之敌郭、潘、廖、穆四旅会迅速追上，陷我于背水决战的境地。这时只有向西、向南迂回到长宁以西，在宜宾上游金沙江渡江入川了。因而电令最后指示：“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44] 寻机再渡长江。

赤水河是一条逶迤于川南、黔西北幽谷深涧之间的千里长河，古称虺河、赤虺河，斜贯贵州赤水县城，流经四川合江县入长江，大部河段成为川南和贵州西北部的天然分界线。河水奔腾湍急，宽处二三百米，窄处一二百米。山高林密、沟壑纵横的四川古蔺县，地处赤水西岸，是贵州西北部入川南的门户。

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敌人外，主力分三路纵队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红一、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由猿猴场渡河，转向古蔺以南前进；军委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及第五师为中央纵队，由土城下游浮桥过河，取道角子头、三角塘及头场坝前进；红五、三军团直属队及第四师为左纵队，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由土城上游浮桥渡河，取道头场坝向太平渡前进。为轻装前进，中革军委决定把一部分大炮沉入赤水河。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右纵队改向叙永、古蔺间的两河镇方向前进。中央纵队、左纵队经古蔺以南向川滇黔三省边界的扎西（即威信）地区前进。二月二日，右纵队红二师进攻叙永城不克，后卫第一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于是我军撤出战斗，继续西进，于四日同中央纵队、左纵队会合。在三日至六日，我军在继续西行中，一军团又先后在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川敌截击；左纵队红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敌两个团发生战斗。这时，川敌共五个多旅向古宋、叙永地区集结，阻止红军进入长宁、兴文、琪县、筠连、高县、庆符等县；郭勋祺指挥三个旅（又一个团）向古蔺前进，尾红军追击。红军各纵队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急行军超过侧击之敌，向长宁以南、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西出川南后，蒋介石指令川军倾全力阻止红军入川，并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规定金沙江上起滩头下至宜宾，长江上至宜宾下达江津，沿江北岸均赶筑工事，并于各要点构筑碉堡；在宜宾至江津段，以军舰及装甲商船日夜游弋江面，严防红军偷渡。同时令四川南岸“追剿军”总指挥潘文华以一部兵力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止红军渡江，主力向川南追击。二月二日，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以“追剿军”第一兵团改为第一路军，何键为总司令，其任务是：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乌江东岸沿河、印江等地，防止中央红军东进；主力留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追剿军”第二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四个纵队，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在川军协同下，围歼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的地区。

五日，薛岳令孙渡第三纵队由毕节、昭通向盐津“追剿”；令周浑元第二纵队两个师由修文、扎佐向古蔺、叙永“追剿”，另一个师由龙里、贵定向川南开进；令王家烈第四纵队由遵义、桐梓向土城集结，然后向川南“追剿”；令吴奇伟第一纵队暂驻黔西、贵阳一线待命。与此同时，潘文华部三个旅正向高县前进，另三个旅正向琪县、高县前进。范子英率两个旅在后跟进。

在各路敌军逼近川南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按照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地区集中。九日，中央红军各部先后到达扎西地区。

二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45] 据此，中央红军各军团先后进行了精简和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整编后，部队精干了，许多师团干部自觉服从决定，改任团、营长或更低的职务。

一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敌重兵尾追堵截，我难以实现北渡长江的情况下，准确把握局势，灵活机动，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使中央红军再次冲破敌人的重围，挺进川南，改向扎西。一渡赤水时中革军委再次决定轻装前进和进军扎西后的整编和精简，都进一步充实了连队，使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为尔后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使川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得到加强。中央派红五师政治委员徐策、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余鸿泽等人组成川南特委，并从中央红军中抽调几百人在石坎子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主力红军作战。在红军北上后，他们仍留在当地，继续与川军和地方团队展开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阻滞了敌人尾追红军的行动。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档案馆编，1983年内部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文献，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二渡赤水

一渡赤水战役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央红军又进行了二渡赤水战役。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蒋介石判定红军仍将北渡长江，急调滇军孙渡纵队由镇雄、毕节向扎西南之大湾子推进；川军潘文华部以一部兵力回守叙永、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红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琪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今大方）地区向古蔺、叙永追击，企图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

为迅速摆脱川军、滇军的突击和“中央军”的追击，中革军委根据国民党军主力被吸引到川滇边境，而黔北地区敌人兵力再度空虚的情况，于二月十日当机立断，决定转兵东进，再渡赤水，还师黔北。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具体部署是：“以红三军团及红一军团一部为左纵队，经扎西、双河场向摩泥前进；军委纵队及红一军团主力为中央纵队，经大河滩、石坎子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红五、红九军团为右纵队，担任佯攻和迷惑滇军，以掩护红军主力向东南转移，然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 ^[46] 十一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十五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向桐梓地域前进，准备寻机消灭黔敌。

为了使全军指战员明确红军留在川黔滇边战斗的目的，提高战斗信心，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特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解释了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向川西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原因。指出：“由于敌人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拦阻我军北进，更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定在云贵川创立根据地。”同时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并号召全体同志：“鼓起百倍的勇气，提高作战决心，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47]

中央红军各部迅速响应中央号召，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此即二渡赤水。接着，以红一、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和迷惑追敌。二十四日，红一军团第一团占领桐梓县城。

中央红军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潘文华部三个旅慌忙由扎西地区回头向东追击；黔军王家烈急忙抽调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第一纵队的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地区。

中革军委决定，乘追敌尚在川南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拦阻，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城，以争取主动。

娄山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是川黔之间的重要隘口，地势险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黔军杜肇华旅和第十五团防守这个地区。二十五日，中革军委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迟滞川军，集中主力南取娄山关。二十五日拂晓时分，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黔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人为夺回失去的阵地，调集约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接着，红一、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正面钳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余敌如惊弓之鸟，仓皇夺路南逃。

娄山关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又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二十六日，红三军团在董公寺、高坪、大桥等地击溃黔军第六、第十五、第九团的拦阻。接着于二十七日，在遵义城西北的石子铺等地，又将敌第一、第五、第八团击溃，进到遵义城下。黔军残部退入遵义城，固守待援。是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不顾疲劳，奋力发起攻城战斗，经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遵义新城，王家烈慌忙率黔军第一、第六团弃城向南溃逃。二十九日凌晨，红三军团经三四小时激战，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敌人为夺回遵义，疯狂反扑，命各路急驰遵义增援。敌吴奇伟纵队第九十三师已进入忠庄铺，一部前进到遵义城南二点五公里的洛江桥；第五十九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企图向遵义进行反攻。其部署是：以第五十九师第五五三、第五五八团和第九十三师一个团主攻，经桃溪寺向遵义城南之红花岗、老鸦山攻击；黔军两个团由忠庄铺向北攻击，配合第五十九师行动；第九十三师主力和第五十九师第五五五团在忠庄铺地区为预备队。二十八日十四时许，吴奇伟以一个团攻占红军红花岗阵地受挫后，将主力转向老鸦山，经过激战，攻占该山制高点。但黔军因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

中央红军乘吴奇伟部孤军冒进，黔军畏缩不前，尾追川军又被阻于桐梓以北地区的有利时机，即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从水师坝突破黔军阵地直插忠庄铺吴奇伟之指挥部，求歼该敌。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使王家烈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约一个团急急如漏网之鱼向懒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当即派第二师奋力猛追，并以一部取捷径先敌占领懒板凳，主力插至乌江岸边，断敌之退路。吴奇伟唯恐被活捉，率残部先逃过乌江。他为保自己性命，不顾三军死活，立即砍断浮桥，致使尚未过江的一千余人和大批辎重物资均被红军俘获。滞留在老鸦山地区的第五十九师闻风丧胆，转入防御。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老鸦山制高点，歼敌大部，残敌向八里水、鸭溪方向仓皇逃遁。至此，遵义之战全部胜利结束。不幸的是，在激烈的战斗中，我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于二月二十七日被冷枪击中，光荣牺牲。

这样，中央红军在五天之内，二渡赤水，再取桐梓，攻占娄山关，复克遵义城，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二千四百余人，俘敌三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使我军得到及时补充，并取得短期休息的机会。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博物馆编，1983年内部版。

三渡赤水

三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后进行的又一次调动、打击和摆脱敌人的重大军事行动。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复入黔北，再陷遵桐，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蒋介石惊悉他的嫡系吴奇伟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八个团被中央红军歼灭，气急败坏。为挽回脸面，他急忙带领总参谋长陈诚和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等，于三月二日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新围攻。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向东奔进，意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达其“围剿”中央红军的目的，三月三日，他向各军宣布：“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48] 要求各部队采取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不久，中央红军主力向遵义以西地区集中，蒋介石又判断红军的行动方向有二：“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 ^[49] 因此，他调集川、黔、湘等各路人马，企图把中央红军歼灭于乌江以西、巴黔大道（指贵州省贵阳至四川重庆之间的公路）地区。

为了粉碎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新的围攻，加强作战指挥，中革军委于三月四日决定组织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中央红军识破敌人的部署，将计就计，一面以一部分兵力利用娄山关的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南进，一面在遵义地区伪装徘徊，寻求机动中歼灭敌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尽管红军多次寻战，但由于敌人连续丧师失地，惊魂未定，处处小心翼翼，不敢恋战。这样红军几次均未达到目的。但这些行动，却使蒋介石产生错觉，认为红军徘徊于此地，必是举棋未定，犹豫不决，即急令各路人马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叫嚷“残匪西窜是我围歼唯一良机”。据此，各路敌军继续向前推进。十一日，川军潘文华三个旅进占遵义，周浑元纵队主力集结鲁班场地区；吴奇伟纵队一部已北渡乌江，向鸭溪、遵义推进。

根据上述敌情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兵团和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消灭其一部。”依据这一方针，中革军委于十三日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攻取与控制赤水河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50] 是日晚，红三军团于平桥、泮水地区，击溃黔军第三旅犹禹九部，残敌向打鼓新场溃退。十五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枫香坝东南地区之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带之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由于周纵队三个师猬集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敌第十三师由鲁班场北出，企图侧击我军攻击部队，吴纵队已进到枫香坝，川军郭勋祺部也由东面的两河口向坛厂、鲁班场转进，企图夹击红军。鉴于以上情况，中革军委乃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转兵西进，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机动。

十六日，总司令朱德下达了红军再次西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电，指出：“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电令还对渡河的各部作了具体按排：“干部团应于十七时在茅台渡河地段布好阵地，掩护渡河。但须以一个营进渡河西，候军委到时掩护其行动。……该团并应于五军团到时将渡河指挥及掩护任务交五军团，并于明日四时至五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二十里在军委以西隐蔽休息，向西警戒。一军团应从今十八时起至二十二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北通核桃坝方向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北及二郎滩警戒。军委应从今二十二时起至二十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五里隐蔽休息，即以干部团之一营向西警戒。三军团应从今二十四时起至明四时止渡完，渡后即向西南走三十里隐蔽休息，向西南警戒。第五军团应从明日五时至七时止渡完，当向茅台渡河时，须留一个营及侦察连在两路口、盐津河附近，对观音场方面警戒，候九军团通过两路口后跟进归还建制，该军团并于明四时前接任干部团掩护渡河任务，候九军团全部渡完后即破坏诸渡河点渡河器材，扼守西岸。第九军团应从明九时至十一时渡完，渡后即向西走十里隐蔽休息。” ^[51] 为执行这一计划，红军主力出敌不意，迅速脱离当面之周浑元纵队，分别由鲁班场、长干山、坛厂等地域向赤水河边茅台及其附近地域集结。十六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教导营占领茅台镇，红一军团主力于当日十五时进至茅台镇，并于上、中、下渡口各架设浮桥一座，教导营及一个团当即渡过赤水河，控制西岸渡口，中央红军各部遵照中革军委以上电令的计划，于十六日十八时开始依次渡过赤水河，于十七日中午全部渡河完毕。在行军及渡河组织过程中，我数万大军秩序井然，组织严密，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称赞。中央红军胜利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妄图将红军围歼于鲁班场地域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中央红军从茅台三渡赤水之后，即分兵两路，再次进入树林茂密的川南古蔺东部及东南部地域之石宝寨、两河口（丹桂）、铁厂等地域，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镇压反革命、扩大红军，佯作再次北渡长江之势，迷惑敌人，诱敌来攻；一面补充给养，再次轻装，为新的机动作充分准备。

三渡赤水，是中央红军一次全军性的大佯动。目的在于迷惑和调动敌人，特别是调动滇军。这一招果然灵验，造成蒋介石的错觉，他忙把重兵向川南周围调动。三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蒋介石根据飞机侦察报告，判断我军必然西进“无疑”，他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奔集，妄图把我军消灭于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地区。蒋介石的再次判断错误，被我军牵着鼻子走，为我军四渡赤水的成功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档案馆编，1983年内部版。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四渡赤水

当中央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川南时，党中央、中革军委就已开始策划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三渡赤水，佯装北渡长江，意在吸引敌重兵于川南，然后再回师东渡赤水，折返贵州，彻底甩开敌人。蒋介石果然上当，急忙调整部署，防堵红军过江，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和吴奇伟纵队二个师向古蔺追击；令孙渡纵队在毕节，王家烈纵队在金沙以北截击；令川军潘文华部五个旅在叙永、古蔺防堵，另一部由茅台西渡尾追；并加强泸州东西长江防线。同时，他还严令各纵队赶筑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令第五十三师由石阡向遵义推进；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长江南岸的古蔺地区。蒋介石声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格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置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52] 并扬言若再不歼灭红军，无颜再立于斯世。

正当蒋介石加紧调集各路大军，遍筑碉堡，准备合力“进剿”之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抓住敌军尚未形成包围的机会，当机立断，决定回师东渡，以摆脱敌人的围攻，置敌人刚刚集中起来的重兵于无用武之地。

三月二十日十五时，朱总司令发出了《关于一军团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林滩的指示》，指出：“我军决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 ^[53] 当日十七时，党中央与总政治部联合发出指示，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军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并且特别强调：“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54] 在同一时刻，朱总司令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指出：“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55] 具体部署是：以红五军团为后卫，吸引川敌郭勋祺部向古蔺前进，掩护红军主力过河，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日晚，然后迅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渡河；红九军团渡二郎滩；军委纵队渡九溪口；红三军团渡太平渡；红一军团渡林滩，在三军团未到之前以一部渡太平渡。要求除五军团外的各军团主力于二十一日晚全部渡过东岸。同时，中革军委为了迷惑敌人，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由铁厂、两河口地区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以吸引川、滇军向西，掩护红军主力东渡赤水。

由于组织工作严密细致，我军部署得到圆满的实现。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二日上午，中央红军以隐蔽、神速的行动由上述各渡口全部东渡了赤水河。

我军全部东渡赤水，再次进入黔北。当时正是蒋介石的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我军巧妙地秘密与敌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但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把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当我军已进至遵义、仁怀之间地区时，敌人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在我军已全部东渡赤水的当天下午，薛岳还在其军情通报中称：“此次匪由茅台渡河后，分两路西窜，一经大村、鱼岔河、镇龙山；一经石宝寨、铁厂、锅厂坪窜走。其大部尚在镇龙山、铁厂。” ^[56] 第二路“追剿军”总司令龙云还在给薛岳及四个纵队司令官的几份电报中，精心策划“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 ^[57] 还在做着全歼红军的白日梦。

我中央红军突然东下，四渡赤水成功，一举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惊慌失措，恼羞成怒。他认为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于是急令上官云相所部在遵义、桐梓、松坎等地严阵固守；令第五十三师陆续赶到遵义，协助第四十七师防堵；令周、吴两纵队星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厂一带，着周浑元纵队先头两或三个团，兼程分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等地固守，并令何键加强乌江之守备，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为就近督师“进剿”红军，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四日从重庆飞抵贵阳坐镇，随行有蒋的顾问端纳、高参陈诚、晏道刚等。当时蒋野心勃勃，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一抵贵阳即对国民党党政军要发表讲话。他估计：红军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河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处境，“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 ^[58] 为各路军阀加油打气。

根据敌人上述部署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出敌人的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为了争取南下先机，我军加快了南下速度。二十五日，红九军团进到楠木坝，向仁怀侦察警戒，并散布我主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以迷惑敌人；红三军团进到了平家寨附近地域；红一军团进到了狗坝、两河口、观音寨等地域；红五军团进入水淹荡地域。二十七日，当红军主力到达白腊坎、枫香坝、鸭溪等敌人封锁线时，中革军委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指示：“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59] 主力乘机继续向南急进。二十八日，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地区。当我主力迅速南下，通过敌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断我军主力仍在他的封锁线以北地区，并将向西南方向前进。在蒋介石连续电令各路大军堵我西进时，我军却出其不意，于三十一日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人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红九军团完成掩护任务后，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乌江时，敌人已控制了渡口，九军团被阻于乌江北岸，从此开始独立活动。红军南渡乌江后，前锋直逼贵阳，弄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分，急电各路“追剿军”火速增援贵阳，并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还准备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而当各路敌军奔向贵阳救驾时，中央红军已经贵阳入云南，直指金沙江。国民党“追剿军”几十万人马被红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一再扑空。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一幕。在这一行动中，中央红军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不断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失误。从而，使中央红军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机动作战，调动和打击敌人，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为渡过金沙江，并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条件。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档案馆编，1983年内部版。

巧渡金沙江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离开川南，四渡赤水，把敌人重兵甩在赤水河西岸。接着神速进至清水江西岸，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摆出全军东渡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引诱蒋介石调滇军至贵阳以东地区，红军主力则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间突破敌防线，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

四月二十九日，我军兵临昆明，云南震动。同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两个月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60] 具体部署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口；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等地，夺取洪门渡口；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口，以为渡金沙江准备。

我军兵临昆明，即将抢渡金沙江之时，蒋介石才大梦初醒，判断我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他赶忙重新部署“围歼”计划，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拦截，妄图消灭我军于金沙江畔。四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密电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较为完妥”，“渡河点附近之乡民，不惟要坚壁清野，而且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 ^[61] 龙云当晚接电后，急令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掳往北岸。

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分三路由寻甸、嵩明地区向金沙江急进。左纵队红一军团以红四团为前卫，急奔金沙江畔龙街渡口。为争取时间，该团杨成武政委、王〔黄〕开湘团长认为，只能智取，不宜强攻。于是他们利用遵义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服，从两个营中各抽一个连与团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兵分两路，团长王开湘带一路奔武定，政委杨成武带一路奔禄劝，得手后合袭元谋。杨政委带侦察连首先出发，向禄劝前进。五月一日到达禄劝时，国民党禄劝县长将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的红军迎接入城，热情款待，并交出了“云南省政府”交办的全部军粮款。红军还要禄劝县长以电话通知武定县长：我们的部队马上就去，请开门迎接！由于这个电话，王团长带领的队伍在武定受到了更隆重的欢迎。然后，杨成武、王开湘采取同样办法，智取元谋县。这样，一天轻取三座县城，直趋金沙江畔，于五月四日到达龙街渡口。但此处江宽水急，没有渡船，敌机又经常低空骚扰，架设浮桥没有成功，不便渡江。所以中革军委于五日命令一军团到干部团已夺取的皎平渡口过江。六日一军团全部撤离龙街，折往皎平渡口。为迷惑敌人，留下了少数部队继续架设浮桥，作出在此渡江的姿态。

此间，右纵队红三军团以第十三团为前卫，胜利抢占洪门渡口。这里没有守敌，但船只已被敌人沉没或拉走，只找到一条小船可供通行用。因此处水流急，根本无法架设浮桥，仅凭一只小船，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三军团遂按中革军委决定：除留十三团在此渡江外，主力也改由皎平渡过江。

禄劝县皎平渡，是金沙江上一个较大的渡口。这里激流滚滚，形势险要。中革军委选择皎平渡为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实出蒋介石意外。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对夺取皎平渡十分重视，把此任务交给了军委纵队干部团，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指挥。

刘伯承接受任务后，马上与干部团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进行研究，决定亲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以第二营为先遣支队，五连担任前卫连，去完成此任务。因陈赓负伤，确定宋任穷随第二营行动。刘伯承随营行动并令五连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向江边急进，若沿途遇到民团，一律不与其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封锁渡口”。五月二日，先遣队从小仓出发，经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等地，从敌人中间穿插过去，向皎平渡挺进。三日下午，部队到达离江边三十多里的杉老树，遇到国民党禄劝县一个区公所的文书奉命去金沙江边传达龙云封渡烧船的命令。他问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五连是哪个部队的，五连战士回答：“我们是中央军，要赶到江边去封渡烧船。”文书信以为真，即取出龙云的命令。刘伯承看后详细询问了江宽、水深、流速、渡口的兵力等情况，然后以洪亮的声音说：“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区文书只好在前带路。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险要。川军驻会理的川康边防军副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刘元瑭，认为皎平渡不是主要渡口，红军不会从此渡江，所以防守不太严密，江北岸只有民团三十多人，另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但民团已把全部渡船控制在北岸，并不时派人划船过江探听消息。

五连到达皎平渡口时，天已漆黑。有两只送探子过江探听情况的船还等在江边，探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红军侦察组机智地控制了船和船工。宋任穷政委令萧应棠连长率领全连首先渡江，经研究决定，以三排在江南岸掩护，萧连长率一、二排首批渡江。在当地船工们的帮助下，萧连长率一、二排分乘两只小船，顺利到达北岸。两个战士麻利地俘虏了两名敌哨兵后，红军照事先掌握的情况，由一排往左打民团，二排往右打厘金局。一排冲到民团门口，俘虏了敌哨兵。敌人正在吞云吐雾，大过鸦片瘾。红军踢开房门，大喊“缴枪不杀！”敌人面面相觑，乖乖当了俘虏。二排在老船工张朝寿帮助下，装成纳税人，喊开厘金局大门。那些吸血鬼们一听是来纳税的，以为又大捞一笔了。一开门，他们却成了红军的俘虏。红军还缴获了厘金局剥削来的五千块银元。然后，红军在岸上燃起一堆大火，报告渡口敌人已被解决。就这样，红军没费一枪一弹，没有损失一个人，于五月三日晚巧取了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成功。

过江后，刘伯承等察看了渡口。渡口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只能靠仅有的两只船渡江，这样每昼夜只能渡一千二百人左右。全军渡完要一个月，必须找船。在船工们的大力协助下，红军又找到了四只船，并联络了三十五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刘伯承电告朱德：“皎平渡有船六只，每夜只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 ^[62] 接此电后，中革军委鉴于一、三军团渡江受阻，及时决定全军均从皎平渡过江，红三军团（不包括十三团，该团已从洪门渡过江）“必须六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江，限六号夜渡完”，“七、八两日为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63]

为保证中央红军主力渡江，刘伯承率领干部，团第二营翻山抢占云南的通安镇。二营连夜出发，当前卫开到离通安二十里的中武山（一说狮子山）时，从通安开往皎平渡来加强金沙江防务的敌一个营，已抢先占领中武山隘口。此处居高临下，对我威胁极大，所以我军必须占领此山，以便扩大纵深，巩固渡口，保障全军顺利从皎平渡过江。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红军打垮了敌人，夺取了隘口，阻断了会理援敌通往皎平渡的必经之路。五月五日，红军又在通安镇附近的一把伞梁子，与闻讯江边失守，从会理赶来的川康边防军第一旅的刘元瑭部两个营遭遇，红军以牺牲四人、伤八人的代价，消灭数百敌人。刘元瑭收容残部逃回会理，红军占领了通安这一从云南进入川康的门户，直趋会理城下，为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五月六日，尾追红军的敌先头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第二纵队万耀煌第十三师进到云南团街附近地区，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广大指战员，在军团长董振堂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连续三次打退敌人进攻，圆满完成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

在皎平渡口，中央红军二万多人，船只有六只。为组织好渡江工作，在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刘伯承等直接指挥下成立了渡江指挥部，陈云任全军渡江司令员，蔡树藩任政委。 ^[64] 渡江指挥部规定了渡江纪律。渡江时，每只船和每批过江的战士都编号，按号入座。等候过江的部队都隐蔽在江边大山中，按指定时间到达江边依次上船。没有人抢先，没有人掉队。六只船昼夜不停地来回摆渡，至五月九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附近地区。

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在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后，也在云南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金沙江，并沿江西岸布防，阻止敌人追击渡江红军，掩护红军主力集结会理休整。

五月十一日，敌第二路军薛岳部第十三师先头部队到达金沙江边时，红军早已赶到会理地区集结休整，追敌只有望江兴叹，徒唤奈何了！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胜利，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 ^[65]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红军长征过云南》，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围攻会理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随后进行围攻会理的战斗。

会理位于今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北岸，为川滇交通要地，由国民党川康边防军第一旅刘元瑭部防守，以阻止红军北上。刘元瑭在通安战败后即收拾余部逃回会理。会理敌军的具体兵力部署是：会理东路至宁南为一个团，会理西路的姜驿、黎溪一带驻一个团，旅部和另一个团（缺一个营）驻会理。会理守敌加上民团共三千人，机枪六挺，迫击炮三门，环城已建和在建的大小碉堡二十余个。刘元瑭还飞调驻姜驿的一个团回会理守城，又急电西昌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派兵驰援。

红军围攻会理城，当时的作战指导思想并不是很坚决的。开始是想把会理攻下来，使我军的给养得以补充，但也没有一定要攻下会理的决心。因为，从作用上说，会理战略地位并不十分重要，并非兵家必争之地，我军只是路过，目的在于争取先机，渡过大渡河。从客观上说，敌城防坚固，以逸待劳，我连续行军，比较疲劳，装备较差，难以攻坚。红军所以围攻会理，目的在于牵制敌人，迫使敌人把周围的兵力撤回城内，以掩护红军主力休整和顺利北上，掩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把会理以北的敌人吸引到这里，削弱北面敌人的防御力量，以便红军主力向大渡河急进。

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红三军团于五月八日到达会理城郊，迅速夺取了城东的东山寺和城西南的西来寺等制高点，包围了会理城。九日，干部团也到达会理城郊，与红三军团一起围攻会理。同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命令：红九军团向蒙姑、巧家一线开进，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红三军团及干部团继续围攻会理，消灭会理守敌。若十日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于十二日炸城；对城外一个团，应坚决消灭之。红一、红五军团消灭敌增援部队于会理以北地区。

这时，敌川康边防军第一旅驻会理西路姜驿、黎溪的部队向会理增援，进至城西高地。红三军团以一部继续围城，主力对该敌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该敌一部被击溃，大部窜入城中。这样城内守敌增至两个多团，由西昌增援会理之敌一个旅正在南下途中。

根据以上情况，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绕过会理城，开至会理以北之五里牌、大湾营、大桥、白云岩地域，向西昌侦察、警戒；红五军团取捷径集结会理城东北之交户保、杉松坡地域，向东、北两方侦察，并受林彪、聂荣臻指挥，打击由西昌增援之敌，保障红三军团进攻会理；干部团仍集结金庄庙、沙坝一带，派部队分向白沙、大拦河两方侦察。

十日晚，红三军团及干部团强攻会理。红三军团以红十团围城，红十一团攻打东城门，红十二团攻打西城门。红军在炸崩了西北角城墙后，以迫击炮、轻机关枪和步枪一起向城里开火，战斗十分激烈。刘元瑭驱使士兵死命堵击缺口，战斗一直进行到十一日拂晓。强攻没有得手。军团命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派工兵加紧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攻城。敌人很狡猾。他们为了预防红军坑道爆破，命令每个连队在城墙上挖土五尺深，用空坛子放下去以探听红军挖地道的声音。他们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声音，即把兵力集中此处防堵，并派人在西北角挖沟灌水，浸湿土壤，导致我军爆破困难。十二日，红三军团采用坑道爆破方法，对会理城发动总攻未克。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的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正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需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理）城亦需十四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因此，“我野战军以扰阻追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定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整和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同时，要求各军团以备战姿态在部队中进行军政教育，加紧扩充红军、筹款及做地方工作等。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三军团继续围攻会理，其他军团就地转入休整。

十四日，红军打响了进攻会理城的战斗。城北门方向，干部团工兵连弄了一具棺材，装上了仅有的一百多斤黄色炸药，掺上土硝和石子，塞进了挖好的地道。一声巨响，很厚的城墙塌了一段。红三军团主攻部队分两路向爆破点运动，干部团工兵连也参加了战斗。守敌集中火力封锁了这个缺口，机枪雨点般地扫射，我军的进攻没有奏效。三军团工兵部队负责的城东北方向，也因为坑道内炸药不足，加上守敌挖沟灌水，一炸一阵烟，威力很小。城墙没被掀开，炸城没有成功，我军未能攻进去。红军再次总攻会理不克。

同日，中革军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为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以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期间，红军其余部队得到了短期休整。部队改善了物质生活，开展了文娱活动，同时大力进行群众工作，建立了通安贫农团、会理城郊革命委员会等革命组织，并领导这些组织开展了革命活动。广大群众从亲身经验中，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广大青壮年积极参加红军。我军扩充了五千多名新战士， ^[66] 使中央红军经过长期转战到达会理后，还保持四万人的队伍。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第一、第五军团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十六日，红三军团撤会理之围北进，国民党中央军却姗姗来迟。十六日敌五十三师才在巧家西渡金沙江，吴奇伟纵队十九日才开始渡江，周浑元纵队至二十五日才渡江完毕。这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红军围攻会理和休整期间，掩护和保证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五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会理城郊铁厂（今会理县红旗区老街乡铁厂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秦邦宪）、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 ^[67] 凯丰（何克全），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工作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确定红军过金沙江后的行动任务，统一领导核心的认识，增进团结，克服目前的困难。

会理会议强调了要团结一致，顽强战斗，继续北上，战胜困难向四川西北部前进，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利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在会议精神指引下，红军于五月十六日离开会理城，踏上了北上的新征途。

（撰稿人：邵允振）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和平通过彝族地区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中央红军撤会理之围，沿西昌、会理大道向北挺进，接着又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居民聚居区。

早在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确定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继续北上抗日，要绕道到川西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68] 建立川、陕、甘苏区。同时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刘伯承担任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全军开路的重任。刘伯承在当时的川军中比较有声望，且对川西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比较熟悉。

摆在红军先遣队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要绕道到川西必须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当年石达开兵败之地。蒋介石已判断中央红军可能向大渡河前进，深入四川腹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便制定了一个把红军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并叫嚣：“严密防守，将共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以南”。 ^[69] 尾追红军的薛岳部第五十三师已于巧家渡过金沙江，前头截击的国民党军队则正向大渡河急进。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抢渡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入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交界地区，后果不堪设想。摆在红军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排除一切困难，迅速抢渡大渡河天险。

按原定计划，五月二十日，先遣队到达泸沽。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今属石棉县），由此过河就是对岸的富林（今汉源县），这是通雅安、成都的正道；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条道比较崎岖险峻，而且要通过彝汉民族隔阂很深的彝族聚居区。

起初，红军拟按第一条路线行进。到达泸沽后，先遣团侦察组对进至大渡河的两条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给养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侦察，了解到在大渡河布防阻击我军的川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以其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率一个团驻守富林；另传刘湘的王泽浚旅正向富林开进中，即可到达。很显然，蒋介石估计红军不敢走彝族区，而必经越西到大树堡的大道，因此把守备的重点都放在大树堡方面。据此，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军委改走冕宁、安顺场小路。

军委二十一日上午收到刘、聂电报后表示同意，并于当日十八时对下一步行动作了如下部署：“我野战军……决以主力依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军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钳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击敌。”

先遣团以日行一百二十里的速度走小路向安顺场前进。

彝族，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黑骨头是贵族阶级奴隶主，白骨头是奴隶）。长期以来，汉族统治者及国民党军阀对他们的抢掠和“剿讨”，引起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与敌视，种下了极深的成见。他们特别反对汉人的“官兵”入境。在这种情况下，要顺利通过这个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争取时间，又必须借道彝族区。“不管什么骨头，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 ^[70] 只能对彝民采取说服的办法，争取和平通过。

在进入彝族区前，红军作了充分的准备。先遣队调查了彝民的风俗习惯，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说明红军是无产阶级军队，必须尊重和团结少数民族，应该用说服的方式，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而且要在彝民中留下良好的影响。同时，部队宣布了注意事项，特别强调，进入彝区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开枪。刘伯承亲自对作为先遣团的红一团进行动员，指出：“彝人对汉人猜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为了向彝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71]

布告的广泛宣传，对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起了促进作用。

在刘、聂率红军向彝族区行进的同时，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五团，经过冕山占领了越西县城，释放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废除了“轮班坐质”制度，（“坐质”，指反动当局勒令彝民各家头人或奴隶作为人质到县城坐牢，“轮班”是指“质彝”可以在父子、兄弟、叔侄间替代），烧掉了全部“轮班坐质”的档案和官私田地粮册。

五月二十二日，红军先遣队占领了冕宁县城，也废除了“轮班坐质”制，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彝族头领，建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还帮彝族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抗捐军。这支军队在红军离开后，改编为游击队继续开展斗争。

五月二十二日，红军以红一团和工兵连为先遣团从大桥镇出发，开始进入彝族区。“一路上只见山峰入云，道路崎岖，山谷中林木葱笼，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着腐烂的叶子，厚达数米。山涧之上往往只有一根独木桥，走起来十分不易。这儿天气多变，时而浓云低垂，时而细雨霏霏，给人一种瘴疠弥漫的感觉。” ^[72] 自然环境如此恶劣，加上不明情况的彝民的拦阻，部队行进很困难。工兵连因为边行军边修路，落在先遣团的后面，在一个山谷中被包围上来的彝民扒光衣服，“缴了械”。虽然部队吃了“败仗”，却坚决执行民族政策，没有一个人开枪。在进入到彝民境内三十多里的谷麻子附近时，部队被人群堵住，无法继续前进。萧华、冯文彬带领的工作队对围上来的彝民展开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并由通司（翻译）介绍，同小叶丹的四叔进行谈判，达成了刘伯承司令员与小叶丹结盟的协议。与彝族首领结盟，是考虑到彝族人讲义气的特点，为顺利通过彝区减少阻力。而当时小叶丹所在沽基家正和另外一个较大的彝族部落罗洪族“打冤家”，也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族。

谈判成功后，双方在附近的一个叫袁居子海的湖边上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结盟仪式。刘伯承首先举起大碗鸡血酒，高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誓完一饮而尽碗中的酒。小叶丹亦举碗发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红军首长和彝民首领结拜兄弟，彝汉结盟，古未有之。红军没有使用武力，而是运用党的民族政策，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民族团结。

结盟仪式结束时，天色已晚，部队当天走不出彝族区。考虑到大凉山区还有其他彝族部落，情况复杂，先遣队司令部决定退回三十里，到汉人集中的大桥镇宿营，并邀请小叶丹及其他小首领赴晚宴。刘伯承在宴间抓住时机向小叶丹等宣传了我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革命道理，希望彝族人摒弃内嫌，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反动当局和军阀刘文辉。宴后，刘伯承把一面写有“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并发给他“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其弟沽基尔拉为副队长”的委任状。

五月二十三日晨，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先遣队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之后，小叶丹也恪守诺言，亲自组织，在七天内将红军主力部队护送出彝民区。大凉山彝族地区的道路，就依靠党的民族政策打开了。

和平通过彝民区，为红军赢得了时间，得以出敌不意地出现在大渡河守敌前。红军在彝民区留下的革命火种，一直保存了下来。小叶丹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位与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彝民领袖。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红一方面军史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郑广瑾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迅速北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军先遣队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首先抢占大渡河南岸——安顺场，以便主力部队在此渡河。

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也是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梦想“朱毛为石达开第二”，彻底将中央红军聚歼于大渡河畔。早在红军到达之前，蒋介石即电令大渡河河防部队：“收缴大渡河船只以及可供渡河的材料，集中到北岸；将南岸民粮收缴北岸，实行坚壁清野；扫清射界，如南岸可供红军利用来掩护接近河岸者，悉加烧毁。”安顺场的守敌仅留下一只供他们自己渡河使用的船只，驻守安顺场北岸的守敌是川军第五旅第七团韩槐堦营，南岸为当地的恶霸地主、国民党第二十四旅、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及其率领的两个连兵力。另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有敌三个“骨干团”，下游有敌两个团。

五月二十四日，红一团依据敌情迅速作出具体分工部署：由杨得志团长率领一营夺取安顺场；由黎林政委率二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牵制敌两个团；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担任主攻任务的一营又将任务作了具体分工：一连从安顺场南面进攻；三连从西南边进攻；二连和营部从东南向河边进攻，兼负找船任务。 ^[73] 二十四日晚，杨得志团长率领一营冒雨向安顺场急进，快接近安顺场时，按预定方案，兵分三路，扑向敌人。敌人以为红军至少需几天才能到安顺场，疏于防备，有的正在娱乐消遣，有的则已进入了梦乡。红军迅速包围敌营部，一齐向敌开火，敌死的死，伤的伤，赖执中越墙逃走。不到三十分钟，两连敌军被歼。红军胜利占领了安顺场，并夺得了南岸仅有的一只船。

我军占领安顺场后，即计划渡河方案。安顺场一段的大渡河河宽约三百米，水深十余米，流速每秒四米左右。水中礁石很多，很远就能听到激流的咆哮声。这是长征以来，红军渡过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两个人在河边讲话，如果不用大声音，对方会听不到”。 ^[74] 在如何渡河问题上，当时有三种方案，即：凫水、架桥、船渡。大渡河水流湍急，凫水、架桥显然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种方案——船渡。

团长杨得志决心以火力掩护，组织奋勇队，利用仅有的一只船强渡大渡河。为此，集中红一团的军团炮兵连三门迫击炮及数挺轻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由有名的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三个特等射手射击掩护。他们还从当地找来二十多个船工，分成两班，准备轮流撑船。在组织渡河奋勇队时，战士们争先恐后要求参加，最后由一营二连选派十七人。他们是：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八颗手榴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以熊尚林为队长。 ^[75]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强渡大渡河战斗开始。我十七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乘小船由安顺场驶向对岸。敌人发觉了我军行动，立即向渡船开火。我军以猛烈的炮火还击。神炮手赵章成发射的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的碉堡上。在船工的帮助下，小船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驶到对岸，十七勇士奋勇冲上岸，消灭了岸边守敌，占领敌人的渡口工事，为后面的部队渡河取得了立足点。

十七勇士控制敌阵地后，依靠这只小船及后来找到的两只小船，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也渡过了大渡河。国民党部署的自诩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防线被突破。中央红军在安顺场的强渡的胜利，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大渡河畔的计划彻底破产。

红军控制安顺场渡口后，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与红军渡河的同时，敌人援军也在向大渡河急进。五月二十六日，薛岳之先头部队已到达西昌及其附近，杨森的二十军先头部队也到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距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行程。而红军全军过河尚需一个多月时间。

为了保证中央红军全部及早渡过大渡河，胜利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具体部署是：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溯河东岸北上；林彪率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军会攻泸定桥。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三百四十里路，须在两天半内走完。沿途自然环境险恶，多处一边是河，一边靠山，且敌人防守严密。大渡河两岸的红军两支队伍互相支援，在行军中不断地又喊又比划手势，互相提醒敌人的位置。右纵队于二十七、二十八日分别在瓦坝、得拖与敌遭遇，击溃了守敌。二十九日，在铁丝沟，担任右纵队前卫的红二团与扼守隘口的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铁丝沟的地形非常险要：左边是很深很急的大渡河，右边是很陡的高山，敌人利用天险构筑工事。同时，原驻龙八步的敌一个旅主力，也赶来占领了铁丝沟的最高山头及其隘路。红二团背水一战，在团长萧华的率领下，向敌人发起猛攻。红一军团教导营在河西岸以火力支持，红三团一部也赶来增援，敌阵地被我迅速占领，我军乘势猛打猛追占领了龙八步和飞越岭。

二十九日晨，左纵队以二师四团为先头部队，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创造了“日行二百四十里”的奇迹，抵达泸定桥西岸，并占领桥西敌全部阵地。

泸定桥是座铁索桥，是解放前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在红四团到达泸定桥之前，川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团长李金山率两个营于二十八日傍晚和夜间先后到达泸定城。一个营负责守桥，一个营进入左翼阵地，将桥上的木板拆向东岸，并在东岸构筑防御工事，不断向已到西岸的红军射击。

红四团到达泸定桥西岸后，迅速进行了战斗部署：以一个主力营正面突击，分成三个队，以二十二名突击队员为先锋；以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掩护，阻止两侧增援之敌；军团教导营部署在打箭泸。突击队员由二连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连长廖大珠为突击队长。同时决定三连连长王友才率三连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并负责铺设桥面，保证后续部队冲进城内。

二十九日下午四点，总攻开始，红四团数十名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突击队员在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弹雨和燃烧的烈火，踏着铁索桥，奋不顾身，向对岸冲去，随后跟进的第三连迅速铺设桥板。突击队员冲过桥，冲进城内，同敌人展开巷战，三连及后续部队随后赶到，黄昏时分，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红四团夺桥战斗开始的时候，正是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右路纵队到达距泸定县五十里的龙八埠的时候。扼守泸定桥的敌军团长李金山见红军作战极为英勇，一方面研究防守对策，一方面打电话请示在龙八步的旅长袁国瑞怎么防守泸定桥。晚十时许，右路纵队也到达泸定桥头，夹大渡河而上的两支部队会师。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长途尾追的敌中央军薛岳部，就全部被甩掉了。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一方面军史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继续北上，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早在会理整编时，党中央即确定了红军的行动方向：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占领泸定桥后，六月二日，中央军委决定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芦山，以实现同四方面军会合。其具体部署是：以红一军团（欠第五团）及红五军团为右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取道胡庄街、凉风顶、石坪（今泗坪）、小河子（今荥河）及其以西平行路，向芦山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第五团为中央纵队，以战备姿态取道化林坪、大桥头、水子地向天全前进；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泸定直向天全前进。 ^[76] 六月三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蒋介石判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意图，急忙调兵遣将追堵，令川军第二十一军分守灌县、大邑、绵竹、新津地区；四川剿匪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部驻守理番，并图恢复为红四方面军占领的汶川、茂县地区；四川剿匪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部除派一部分赴懋功、水腐沟筑碉堡扼守外，“其余驰赴宝兴、芦山、天全、雅安各点，赶筑碉堡群”；川军独立旅王泽浚部控制邛崃、名山地区；刘文辉等部除派一部参加追击红军外，“其余固守泸定、康定，并控置主力于泸定附近，兼扼通丹巴、金汤两路主要点”。并令胡宗南部于中央红军的北面，杨森部于南面追堵红军，以达截击红军为数段之目的。

与中央红军由大渡河北上的同时，六月初已西进至岷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由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红九军第二十五、二十七师各一部，从汶川西进，接应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三天走了三百二十公里，沿途打了大小二十多仗，到达懋功城下。在消灭守敌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后，于六月八日攻克了懋功县城。

六月六日，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主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夺取天全、芦山，打开北上道路。按照军委的部署，军团长罗炳辉随即率领红九军团主力奔袭天全。天全，位于泸定城东北，是一个商业较繁荣的县，全县七十多万人口，川敌杨森部的一个混成旅和邓锡侯的一个旅布防在天全河北岸的天全县城始阳和飞仙关一线。七日晚，到达太子地的红九军团接到军委连夜攻打天全的命令，立即从天全河上游涉水过河，直插天全城。拂晓前，我军向守敌发动进攻，敌人乱作一团，不一会弃城而逃。这样，我军占领了天全城。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进攻芦山城，驻守芦山的是刘湘部王泽浚旅一个团。六月八日，红一军团派人化装潜入城内。当日夜，我军里应外合，击溃守敌，一举占领芦山城。在天全、芦山，部队得到了自过大渡河以来最好的一次休息，给养得到了补充，并为翻越夹金山作了积极的准备。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破芦山、宝兴敌军防线，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争取早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决定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军直接会合。” ^[77] 当日，中央红军坚决响应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号召，一举突破了敌人的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随后经过宝兴的盐井坪、崔店子，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按照军委部署，由一军团首先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率前卫红四团带电台先走，限十二日赶到懋功；第二师政委刘亚楼率第五团在第四团后跟进；军团部和第一师及第三军团彭雪枫师在第五团后跟进。

六月十二日，红四团向夹金山前进，后续部队跟进。夹金山是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当地群众说：“夹金山是‘神鸟’也飞不过去的‘神山’。” ^[78] 红军战士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穿着单衣，拿着木棍，向山上攀登。先头部队冒着随时滑下雪崖，葬身雪窝的危险，为大部队开道。风雪刺骨，空气稀薄，有的同志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大家手拉手，饿了啃干粮，渴了饮冰雪。山顶空气稀薄，不能讲话，只能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远起不来。“有的走着走着，不知怎么的，倒下来就完了”。红军战士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终于征服了“神山”。 ^[79]

六月十二日，陈光所率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到达夹金山脚下达维村附近。他们发现村里有部队，便做好战斗准备。通过联络，才知道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顿时，整个山谷响起了一片欢呼”，红四团干部战士“蜂拥而下，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红四方面军送给红四团粮食，做面葫芦慰劳他们。“村头村尾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群群的战士在愉快地交谈，互相询问情况”。晚上，在达维村的大坪上，举行了会师联欢晚会，会场上燃着熊熊火焰，大家同唱着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和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80]

十二日晚，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热忱欢迎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川西，并请求中央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十六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指出：“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辉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六月十八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经过长途作战，中央红军只有两万多人。四方面军慷慨解囊，两支部队亲密无间。四方面军的战士装备好，弹药充足，他们对中央红军非常热情，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风俗民情，把子弹、衣物等分赠给他们，还主动询问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的战斗情况。二十一日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举行了联欢会，热烈庆祝两军会师的胜利。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朱德等人在会上讲话，指出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重大意义及会师后的光荣任务。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红军长征中的七次会师》，马玉卿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两河口会议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共中央在四川懋功地区两河口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

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其形势极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政治上，全国处于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东北深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何梅协定》，将华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军事上，尾追中央红军的薛岳部已被拖得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北面堵截红军之敌胡宗南部，尚未集结完毕；四川军阀所部屡遭重创，畏难怯战。而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人，士气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红军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呢？党中央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党中央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而张国焘主张红军向川康地区退却南下。是北上还是南下？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而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今后两大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可是，张国焘对党中央这一正确战略方针，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六月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首先集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或者南下川、康边。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党中央进行了耐心教育。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到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81] 二十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强调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但张国焘仍固执己见。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等。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作报告，着重讲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在什么地方建立新苏区，首先要有利于红军作战，在地区选择上，应力求：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不易反攻；二、群众条件，以人口较多的汉族地区较好，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八个地区人口只二十万，且少数民族占多数；三、经济条件比较优裕，而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多是大草原和游牧地。因此，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川陕甘三省则具有上述优良条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分析了敌情变化后提出，目前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敌人在东岸已集结了一百三十个团；向西北是大草原，党中央认为只有一个去向，首先到甘南。向岷山山脉以北发展，这一地域道路、人口较多，山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此，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行动要求是：高度机动，统一意志，迅速北进与敌胡宗南作战，向松北转移。关于战争指挥问题，应由军委集中统一指挥，组织左、中、右三个纵队协同作战，并加强政治工作。

周恩来报告后，会议进行了讨论。张国焘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理由是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更重要的是北边有胡宗南部二十余团兵力，如打不下胡敌，即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认为，西康西边有八百万人口，如能以松潘、理番、懋功、西康为后方发展根据地，消灭胡敌当更有把握。因此，他主张，依据懋功地区，避开胡敌，先向南打成都，尔后向川康发展的方针。

接着，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小平、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人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赞同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们强调，红军必须有一定地区成为根据地，并能作出模范，影响全国。甘南在发展条件上于我有利，更便于消灭敌人，川陕甘条件好，红军能建立根据地，将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红军战斗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创建，不能后退，后退不利。夺取松潘，打击胡宗南部，是实现战略方针的枢纽。作战方式是运动战，必须集中主力于主攻方面，高度机动，而不能采取正规战争。目前所在地区条件坏，对我不利，但要建立党的工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建立临时后方，发展游击战，要统一指挥。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决定》规定：“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指出：“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要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成川陕甘苏区之一部。《决定》最后强调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持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82]

为了贯彻会议精神，党中央派出了由王稼祥、李维汉、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叶剑英等同志组成的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并帮助传达两河口会议的决议。

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松潘战役计划的拟定与实施

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六月底，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打击胡宗南部，以便红军迅速北上甘南。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十分惊慌，急忙调集大军，围困两大主力红军。以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共九十余团，固守江油（不含）、威州（今汶州）地带，阻止红军东进；胡宗南所部共二十七个团，固守文县、松潘、平武、江油等地区，阻止红军北上；杨森、邓锡侯等部共约五十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并策应川军的行动；刘文辉、李抱冰部共十五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发展。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企图把红军歼灭于懋功、理番（今理县）、威州地区。但是，敌人近二百个团的兵力中，其主力薛岳部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急需休息和补充；四川军阀部队屡遭红四方面军打击，士气低落；北面的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尚分布于文县、松潘、平武地区，兵力分散，碉堡尚未修成。松潘，是四川西北部的重要城镇，控制着由四川北出甘南的交通要道。红军如趁胡宗南部尚未集结之机，占领这个地区，就可以不经川西北茫茫草地，直出甘南。这对于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十分有利。

六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颁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指出：“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编成左、中、右三路军。左路军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组成，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中路军由红四方面军十个团组成，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委；左中两路军主要任务是从松潘以北之“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而坚决消灭之，并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和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右路军由四方面军十一个团组成，陈昌浩任司令员兼政委，分两路向松潘前进。左、中路军向北迂回和右路军向南进攻，对松潘胡敌形成夹击之势。另外，还以十二个团组成岷江支队、懋功支队。两支队分别集中在岷江东岸平夷堡、大石桥和清夷堡、懋功地区，钳制东、南两面之敌，掩护主力北进和后方安全。

《松潘战役计划》发布后，红军各部队立即行动。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为先头，由马尔康地区北进。红军长途转战未稍休整，粮食无着，左中路军长途跋涉数千里，经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泽国草地绕攻松潘，困难甚多。中革军委在发布《松潘战役计划》不久即对此修正，要求左中路军经黑水直趋毛儿盖。七月初，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越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长板山经马河坝、沙窝，于九日到达毛儿盖。十六日，击溃胡宗南部守敌一个营，占领毛儿盖，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挺）、电台一部。七月上旬，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及后续部队从懋功两河口出发北进，经过大板村、黄竹坪、木城、卓克基到达芦花地区。而此时，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出现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态势。

红军向松潘进军途中，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反动势力猖獗，沿途雪山横亘，道路崎岖，气候多变。红军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和打鼓山四座大雪山。反动土司受蒋介石利用，率反动武装骚扰，阻止红军前进，向红军放冷枪，袭击和捕捉红军掉队伤病员及执行任务的零星人员。仅红一军团直属队七月四日的统计，就有十余人被捕杀。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就是走在路上被反动武装的冷枪击中牺牲的。由于部队入藏前，专门进行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特别提出不准乱开枪，一些反动土司的武装人员便穿着藏服，红军辨不清身分，经常吃亏。 ^[83] 前卫红六团到达卓克基时，遭到了土司索观瀛组织的反动武装的冷枪袭击，派人与其联系借道，却被杀害，最后不得不对土司武装发起进攻。 ^[84]

从懋功到松潘，红军经过的这一路，多为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筹粮极为困难。部队严重缺粮，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因粮食断绝，有的同志为此献出了生命。红军缺粮，除了这一地区粮产不丰外，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利用土司，胁迫藏民收藏粮食，坚壁清野。粮食的缺乏，严重地影响了松潘战役计划的实施。由于缺乏粮食，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补充，疾病、减员随之到来，为生存，部队每到一地，不得不拿出时间四处筹运粮食。事实证明中央判断的正确，即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穷山恶水，人口稀少，不适宜作为大部队活动的革命根据地，西康更是如此。

《松潘战役计划》实施的主要障碍，是张国焘的阻挠。两河口会议时，张国焘最后表示同意北上，但会后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便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私自召开所谓“活动分子”会议，歪曲两河口会议精神，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松潘战役计划》发布的当天，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一方面表示同意攻打松潘，另一方面却强调敌情、地形和给养等方面的困难，提出：“据现实看，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芦、灌、邛、大、名，除此似别无良策。”他实际是反对攻打松潘，继续兜售西进南下的计划。张国焘还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并声称中央不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

中央拒绝了张国焘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但希望他能够服从中央领导，加强两支主力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共同北上。七月十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地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红四方面军的汇报。同日，中革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辖指挥”。二十一日，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原红一军团改为红一军，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委；红三军团改为红三军，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委；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任代政委；红九军团改为红九军，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委；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此后，张国焘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开始率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计划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

但这时，敌情已开始发生变化。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平武地区，川军已先后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蒋介石准备死扼松潘，压迫红军经草地出甘肃，而后在“临潭、临夏、夏河之间，将其聚歼”。

七月中下旬，我军在松潘附近与胡宗南部接战。胡宗南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拚死抵抗，我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进展，不少阵地得而复失。七月下旬，我军攻势停止，红三十军一部和红四军大部与胡敌相持，红三十一军一部和红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红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一线。我军主力部队主要在毛儿盖和黑水地区筹粮。

八月初，中革军委在毛儿盖附近召开会议，根据敌情变化，“番反阻碍”及红军筹粮困难，一致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改行夏洮战役计划。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沙窝会议

沙窝会议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四川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的为争取张国焘、实现北上路线的一次政治局会议。

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提出，我军由夺取松潘“改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之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计划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及预定任务。

正当红军各部按照《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北上时，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克服张国焘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困难局面，打开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红四方面军十一师司令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等。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召开前，中央政治局草拟了一个决议案。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闻天就决议草案作了说明，接着大家进行讨论。张国焘在会上发言，拒绝决议案对他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提出的批评，硬说放弃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的作法是正确的。他进一步批评中央红军退出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纪律松驰，部队疲劳，减员太大，并有失败情绪，要中央红军的领导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陈昌浩在会上为张国焘辩护，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完全是误会。其他与会者也都发了言，表示同意决议案中对张国焘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并对决议案的内容作了一些补充。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全面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和国民党统治危机的深刻化，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和红军的斗争在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决议》提出了红军今后的任务，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再次否定了张国焘企图向西南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决议》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决议》强调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重要性。《决议》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阐明了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并对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依仗四方面军枪多人多，提出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九人任政治局委员（当时原有政治局委员八名）为会议所拒绝。但为了争取和团结四方面军干部共同北上抗日，党中央同意在组织上作适度的调整。会议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对红军的指挥机构作了调整，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司令与政委。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毛儿盖会议

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中旬在毛儿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红一、三、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依地区，再向夏河前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再北向夏河，与右路军一起向东发展。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虽被迫同意继续率军北上，但不久他又提出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逃跑的主张。八月十五日，党中央电示张国焘：“不论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中央指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 ^[85] 张国焘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仍率左路军主力向阿坝前进，以期造成打阿坝的既成事实，实现其西出甘边、青海的意图。八月十八日，陈昌浩、徐向前电告张国焘：“左路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紧靠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但张国焘在回电中表示“阿坝仍需取得”，拒不引兵东指。 ^[86]

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再次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讨论当前行动方针，对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作具体的补充。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等。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军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边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毛泽东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蒋介石的部署，正是压迫我军于黄河以西地区。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因此，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毛泽东强调，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

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江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王稼祥、博古、凯丰等发言时着重指出，不应将向东还是向西发展看作是小问题，这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是创造苏维埃新中国；向西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是缩小苏维埃运动，而变为少数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是创造新疆人民共和国。因此，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 ^[87] 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拥护中央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主张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钧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也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88] 关于左右两路军的配合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要达到我军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会议明确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

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起草并由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形之下，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认为，上述战略方针不论对“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我军能够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联系存在于甘陕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在敌情上，这个地区，有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的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士气不振，特别是东北军与十九路军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着“反常与不满的情绪”，可供我们利用“去各个击破敌人”；在群众条件上，这个地区，封建剥削沉重，人民生活贫困，“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有利于我党对农民斗争的组织领导，“并便利于红军的扩大与发展”；在物质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因此，《决定》强调，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我军“应力争回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的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决定》指出，“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因为该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矛盾不易解决，“自然与物质条件不利”，粮食供应困难，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军向着不利地区，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军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军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西进正适应于敌人的要求，“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因此，西进“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决定》号召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89]

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朱德、张国焘，告以中央新的决定：要左路军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地区之敌，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灭敌。这时，由于张国焘的阻挠，红军滞留在懋功、卓克基、毛儿盖地区已达二个月之久。毛儿盖会议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才得以开始付诸行动，右路军迈上了征服大草原的艰难历程。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的继续和深入，于提高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北上路线的认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确保北上抗日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

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红一、四方面军右路军过草地

毛儿盖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继续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其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由毛儿盖北出水草地，夺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继而向陕甘发展。

红军选择走草地，是一着险棋。草地是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经过的地方，地图上也从未标明过。红军从藏胞那里得知：大草地虽然没有山，但比雪山还要难通过，除了气压低，空气稀薄外，气候极其恶劣多变。“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 ^[90] 且草地亘古无人经过，谁也不知道草地的真实面目。草地对于红军来说实在是一个谜。更何况红军连续鏖战，长途跋涉，人困马乏，面临的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选择走草地却又是一着妙棋。红军到达毛儿盖地区后，蒋介石曾召集薛岳部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认为松潘西北草地是不能行动的，红军的突围路线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蒋介石命令薛岳部于八月上旬进到文县、武都、平武、青川一线，与胡宗南部联防，防堵红军北上与当时正在甘陕边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会合；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驻防在松潘、漳腊营、黄胜关、包座一带；川军主力封锁岷江。蒋介石认为，“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幛”，北堵南追，“红军插翅难飞”。

为了横跨草地，红军做了认真的动员准备工作。八月十五日，在毛儿盖的斜藏，中央召开了红一、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过草地动员。会议号召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团结一致，互相帮助，战胜草地行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北上抗日。八月二十日，以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和政治部代主任袁国平的名义发出了《红一方面军首长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指出在草地行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要求全军干部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对战士上政治课，深入解释过草地的意义。在物质准备上，动员大家割麦子，做到每人最少带十五天干粮，找皮子、羊毛做两双草鞋、一双包脚布，一件羊毛或皮子、毯子衣服，带一根棍子，普遍拭洗武器，进行洗衣、洗澡、剃头的个人清洁工作。检查人员，如有病残老弱的，另组织随后队行进，军和师必须组织健强的收容队。 ^[91] 在军事上，针对西北地区敌骑兵部队较多的特点，全军组织打骑兵战术训练，以对付敌骑兵的侵袭。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过草地，我军还派出部分部队佯攻松潘，钳制敌人以引敌胡宗南部主力集结松潘固守。

接着，右路军开始穿越水草地的行动。早在八月十八日，右路军先头部队三个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和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的率领下，先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前进。二十一日，林彪率领红一军第二师随之出发。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第三十、第四军北上。二十三日，红一军主力、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跟进。

草地环境的恶劣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想象。“前面的草原茫茫无边，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露在外面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息。没有石头，没有树木，也没有人烟，有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在这广阔无边的泽国里，简直找不到一条路，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若是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身子都埋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爬出来”。 ^[92] 草地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风雨交加，忽而骄阳似火。

草地行军最大的障碍是缺粮，由于战士们要背武器、背包，负荷较重，粮食不能多背，再加上从无经验，不知道过草地要花很长时间，许多人行军一两天就断了干粮，缺粮饥饿的问题很快就困扰着红军指战员们。经常有战士饿晕乃至献出生命。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都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倒下了。“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 ^[93]

但是，艰苦的环境和条件恰是对红军指战员的严峻的考验。在困难面前，红军右路军上至首长，下至战士，英勇顽强，和困难作坚决的斗争。宿营时，若有灌木，大家便在树旁宿营，地当床，天当被。草地上完全找不到粮食，开始时，还有干粮，到后来，就吃野菜草根。年过半百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等革命老人和大家一起长途跋涉，历尽艰难而精神抖擞，蔡畅引吭高唱革命歌曲，激励红军战士革命斗志；邓颖超重病在身，仍鼓励大家一道克服困难。在行军过程中，加强宣传鼓动，“红一团的连队经常是歌声不断，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有《红军歌》、《上前线去》、《少年先锋队歌》、《共产主义进行曲》等，同志们都会唱”。 ^[94]

红军指战员们团结互助，发扬革命友爱精神。在前面行军的队伍总要把沿途路过的情形和后面要注意的事项告诉后续部队，并请他们继续向后传。挖野菜时，注意不全部挖尽，以免后面的队伍没有吃的。“身体较强的同志搀扶着身体弱的同志走，并把自己的粮食让给他们吃，希望他们增加一些力气，走过草地。” ^[95] 干部们关心战士，许多干部把乘马让出来，送给伤病员骑，把自己的粮食甚至野菜让给战士吃。彭德怀为了解决部队的饥饿问题，杀了陪伴他多年的坐骑，把肉留给后续部队。

八月底，右路军终于陆续走出了草地。但是，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左路军并没有随右路军过草地，而是停留在阿坝和卓克基地区。

红军右路军克服艰难险阻，跨过茫茫水草地，再一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钢铁队伍。事实证明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英明正确，红军出敌不意过草地，将围堵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后面，为占取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进军甘南夺得了先机。蒋介石围堵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产。

（撰稿人：丁益）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红军长征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郑广瑾、方十可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是中共中央长征进入甘肃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也是中共中央同张国焘错误路线公开斗争并研究决定红军入甘后行动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中共中央率红一、四方面军右路军北出草地后，一再要求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北上。但张国焘继续对抗党中央北上方针，先是按兵不动，继又借口噶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向党中央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 ^[96] 的南下要求，并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返回阿坝，准备南下，命令位于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要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九月九日，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电令，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得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危险处境，果断决定率第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九月十一日，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团会合。为解决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讨论红军入甘后的行动方针。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邓发。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还有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到会。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红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97] 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了党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的正确性，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大部会被消灭。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而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方法问题，毛泽东说，张国焘存在着军阀主义倾向，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问题，现在就是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和蒙蔽着几万军队，必须耐心教育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 ^[98]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即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路线，获得援助的方针。与会同志严厉批判张国焘抗拒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对张国焘有步骤地处理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99] 《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对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及中央红军的胜利估计不足，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边退却。张国焘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他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表现在他不相信和不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团结干部，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与群众的组织，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对于党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张国焘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决定》还分析了张国焘错误的历史根源，强调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决定》最后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他以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只在中央委员中公布，没有向下传达。

俄界会议还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会议同意彭德怀关于紧缩部队的意见，决定：一、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100]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2期。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突破天险腊子口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军沿白龙江继续北上，途经藏民聚居区，红军不仅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设置的障碍和袭击作斗争，还克服了原始山林崎岖道路难行的困难。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又一举突破了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地势险要，又有敌兵扼守。它位于岷县以南，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隘口，两边的山崖陡峭入云，仿佛被一把巨斧劈开。山口宽约三十米，中间有一条河流，称为腊子沟，“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漩涡，水深虽不没顶，但不能徒涉” ^[101] 。周围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红军“要北上，非走此山口不可，别处无路可走。” ^[102] 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河北岸有一条通往岷县的沿山小道。要经过腊子口，木桥是唯一通路。腊子口真是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天堑。早在九月上旬，国民党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得知红军“有经甘南藏区向洮（临潭）、岷（县）北上企图”后，即电令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火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红军，同时派第三军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前往岷县增援。鲁大昌接电后，于九月九日前后，调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部固守腊子口。鲁敌在腊子口修筑碉堡工事，“桥东山脚林缘有鲁军预筑工事，口里当中突出一块石堡，高宽约三、四公尺，上面筑有碉堡，口子后面有三角形的一片谷地，利用山坡亦筑有工事”。其“配备兵力如次：第一团赵国华营占领桥东沿山脚工事，四架重机枪排列在桥头堡内，封锁向木桥进攻的道路；原驻在此的第五团王世惠营，仍占领三角形谷地的阵地，并作好战斗准备。” ^[103] 形势十分严峻，“如果拿不下腊子口，我们的红军就要被迫掉头南下，重回草地，这将使革命向后倒退，是违背广大指战员‘北上抗日’的意志的；如果采取西进绕道出青海，或东进川东北取道三国时孔明六出祁山的旧地——汉中，就要踏进敌人早已布下重兵的口袋，那将对我军极为不利。因此，眼下只有突破腊子口，才是唯一的出路”。 ^[104] 毛泽东亲自决定攻打腊子口，红一军团首长根据毛泽东的决心，决定第二师第四团为先头团，限“三日之内夺取天险腊子口，并扫除前进途中拦阻之敌人”。 ^[105]

九月十五日黄昏，红四团接到命令，立即召开团的主要干部会议，研究分析情况，统一认识，制定计划，并决定连夜行动。会后团的主要干部立即深入各部队进行政治动员。深夜十一点钟，全团集合出发前，团政委杨成武又作了一次战斗动员。十六日天黑时红四团到达班藏王福。十七日凌晨，部队在原始森林中继续前进时向导迷了路，团首长凭着唯一的指北针和普通的中国地图，从密林中踏路。不久，先头营发现前方有敌人一个营，正在构筑工事，团首长立即派两个连正面突击，第一营向敌侧翼迂回，截其归路。我军突然发动进攻，经二十分钟战斗，消灭了大部敌人，占领了敌人刚做好的工事。部队继续前进，在黑朵附近，我便衣队俘获三个敌人密探，得知敌军一个营埋伏在我军前进的大路右侧，企图侧击我军。团首长将计就计，利用刚缴获的敌人服装和武器装备，以一个连乔装成白军走在前面。敌人以为是自己人而放松警惕，待到我军发动进攻时才醒悟过来，但已措手不及。这一仗，我军俘虏了敌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副官等二十名军官，缴获了大批物资。下午四时，我军接近腊子口。

红四团首长以及全团营连干部立即到前沿观察敌情，研究作战方案。他们发现，敌虽有坚固的工事和较强的火力网，封锁我军的去路，但有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炮楼没有顶盖；二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因为都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设防薄弱。在敌堡旁边，有一高七八十米、几乎成仰角八、九十度的石壁，没有设防。倘若能组织一支迂回部队从这里翻越上去，就能居高临下地用手榴弹轰击敌人的碉堡，配合正面进攻，还可以向东出击，压向口子那边的三角地带。团首长决定采取翻山迂回和正面强攻腊子口的作战计划，由团长王开湘带领翻山部队迂回攻击敌人，政委杨成武在正面指挥强攻，并将作战方案报告师、军团首长。红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红二师师长陈光也赶到腊子口，观察地形、敌情，批准了红四团的作战方案，并将军团的迫击炮配属红四团，以加强正面攻击的火力。迂回部队在王开湘团长率领下，于黄昏渡过腊子河，并借助用绑腿拧成的长绳爬上崖顶。与此同时，杨成武政委指挥第六连从正面进行连续袭击，相机夺取峡谷上的独木桥。“如果偷袭不成，也要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以配合迂回部队的突然袭击。” ^[106] 当晚，六连发起进攻，他们用全部机枪轮番扫射，一排长带着三十多个勇士，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秘密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敌人在我军射击时，隐蔽在工事内不还手，但等我军火力一停并开始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集中手榴弹向我军猛烈反击。我军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伤亡了十多人。杨成武政委与六连干部一起分析敌情，决定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再次向敌人发起猛攻。但敌人的火力太猛，炸裂的弹片和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在桥头三十米内的崖路上堆起厚厚的一层，我军仍接近不了桥头。六连遂改变打法，决定组织少数兵力，接二连三向敌人轮番进攻，疲劳和消耗敌人，伺机夺桥。他们组成了十五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的敢死队，每人配短枪一支，背插大刀，身挂手榴弹，兵分两路，一路趁敌人疲劳缩进碉堡和工事里打盹的机会，顺河岸崖壁前进，摸到桥底下，攀着桥桩运动到对岸；另一路运动到桥头，待前一路打响，一齐开火，两面夹击敌人。敢死队员们很快冲进了敌人筑在桥头上的工事，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根本没提防这一手，顿时慌了手脚，乱作一团”，“不一会工夫，敌人就支持不住了”。 ^[107]

恰在这时，迂回部队胜利到达预定地点，并按约发出信号弹。总攻开始了。迂回到悬崖上的部队在王团长指挥下，看准下面没有顶盖的炮楼和敌人的阵地，扔下一颗颗手榴弹。红六连亦向敌人猛击，后面的部队也开始过河，全团轻重机枪一齐向炮楼逃出来的敌人扫射。不一会，我军抢占了独木桥，控制了隘口上的两个炮楼。接着，红四团兵分两路，沿着河的两岸向峡谷纵深扩大战果。经过两小时冲杀，突破了敌人设在口子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夺取了一群炮楼，占领了几个敌人的预设阵地和几个堆满弹药、物资的仓库。部队一边作战，一边就地补充弹药，随后向敌人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突破了敌人在峡谷后段的第二道险要阵地。敌人全部溃败，残敌纷纷向岷州方向逃窜。十八日天亮前，我军胜利地攻占了腊子口。红四团又乘胜追击九十余里，天黑时攻占了岷县大草滩，歼灭了由腊子口逃到这里的敌后卫一个营，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两千斤。“这对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部队，真是无价之宝。”接着，红四团的侦察连又连夜插向岷州，占领了岷州城东关。甘肃之敌，大为震动，以为红军必定攻打岷州城。但十九日我军却挥戈东向，占领了哈达铺。至此，腊子口一战胜利结束。

腊子口是红军北上途中最后的、最险要的一道关口。聂荣臻曾高度评价腊子口战役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走，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开，全盘都走活了。” ^[108]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聂荣等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胡炳云：《腊子口上的红六连》，见《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确定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攻克腊子口后，十九日，又占领了甘肃岷县南部的哈达铺。部队在哈达铺稍事休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接着，红军继续前进，到达甘肃通渭县南部的榜罗镇，党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常委会议。从哈达铺会议到榜罗镇会议，党中央最后选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早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就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的主张，但红军北上到何处落脚？直到哈达铺会议前，党中央仍未确定。谢觉哉曾回忆说，他在随部队过了大雪山后，毛泽东曾找他和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四位老同志谈话，表示部队“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要他们四位老人到甘肃后，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 ^[109]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首先取得甘肃南部”， ^[110] 并没有提到北上陕北。但是，党中央通过红四方面军、随军长征的陕甘红军干部以及国民党的报纸，了解到一些有关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斗争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南活动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会议提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111] 这表明党中央已注意到陕甘红军的活动，并依此制定整个红军战略计划。由于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分裂红军，党中央在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于九月十二日的俄界会议上，根据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定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决定靠近苏联，进一步向陕甘广大地区发展。但仍没有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

红军到达哈达铺，进一步了解到陕北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九月中旬，也正是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的时候。国民党报纸刊登了这两支红军会师及国民党组织围剿的消息，并附有陕北根据地的略图。党中央毛泽东从在哈达铺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得到了这些消息，决定率领红军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

随后，在哈达铺毛泽东住处“义和昌药店”，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分析敌情，研究行动计划。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回顾了近一年的红军长征，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尽管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红军，但是红军克服艰难险阻，走过千山万水，到达哈达铺，这本身就是伟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仍不愿接受中共的抗日主张，醉心于打内战，调遣三四十万兵力追堵红军。这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的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红军北上究竟到哪里？毛泽东说，根据国民党报纸提供的情况，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毛泽东最后号召大家克服困难，胜利前进，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地了，那里就是红军的“目的地”，就是红军的“抗日前进阵地”。 ^[112]

哈达铺会议决定，为适应新的形势，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第三纵队。改编后的支队和纵队的主要领导成员是：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副司令员林彪，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兼），政治委员邓发。

哈达铺会议后，九月二十三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继续前进，渡过渭河，攻克陇西，九月二十七日，到达榜罗镇。

到榜罗镇时，党中央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已基本上弄清了陕北红军的活动情况。在榜罗镇，“有一个高小学校供给了很多报纸杂志给红军”。 ^[113] 党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研究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问题，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按照在哈达铺就已确定的行动方针，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这以后不久召开的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北方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114]

二十八日清晨，在榜罗镇小学门前的打麦场上，召开了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彪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毛泽东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毛泽东最后说，“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115]

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是党中央英明正确的决定。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军大会师》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丁雍年：《红军长征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见《延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陕甘支队与西北红军会师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榜罗镇会议后，中共中央即率领陕甘支队进军陕北，与西北红军——红十五军团会师。

行军途中，支队深入进行北上陕北会师的政治动员。九月二十七日，其先头部队逼近甘肃通渭县城下。守敌见红军大兵压境，未加抵抗即弃城逃走，红军随即进占县城。这是陕甘支队进入甘肃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与陕甘支队主力进驻县城。在这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部队进入陕北苏区的注意事项。支队政治部还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深入开展进军陕北的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并且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建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北苏区略图》，印发到各连队，作为政治动员的教材。《讨论大纲》指出，“根据现在敌我力量的对比，党改变了过去首先赤化甘南的决定，决定到陕北去会合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在陕北及其附近地区创立根据地，来实现赤化川陕甘的总的战略方针，这个改变是完全适当的。”“争取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是我们支队的基本任务。”《讨论大纲》还列举了建立陕北根据地的有利条件，诸如：有红军与广大革命根据地，对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积极意义，等等，鼓励红军指战员到陕北去。 ^[116] 部队还组织了游艺联欢会，布置了一个大会场，支队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第三纵队政治委员邓发先后演讲，阐述“关于北上抗日的意义、西北的形势与骑兵作战的战术问题。” ^[117]

十月二日，陕甘支队离开通渭县城，踏上了进入陕北苏区的最后征程。接着，翻越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路经青石嘴，一举歼灭敌两个骑兵连，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一百多匹战马。陕甘支队使用这批战马组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从六盘山向陕北前进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陕北红军的标语，指战员们知道快到苏区了，“情绪很高昂，盼望早点看到刘志丹的红军”。 ^[118] 十月十一日，部队到达甘肃镇原三岔，收到了陕北红军独立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通电，通电说：“我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宣战，用实际行动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 ^[119] 次日，陕甘支队从镇原三岔出发，兵分两路，党中央随第一纵队经环县郑家湾、铁角城、耿湾、耿家河进入陕北木瓜城一带，第二、三纵队经环县郑家湾、河泥湾、庆阳县北端之艾蒿掌进入陕北境内。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队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要求扩大红军并“征集资财，解决冬衣问题，同时派人去苏区取得联络”，做好同陕北红军会师的准备。 ^[120]

十月十九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与地方党和政府建立了联系，部队在这里休整七天，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首先“进行政治工作，解释到达北方抗日新阵地及与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的意义，宣告二万五千里北上长征的终结。”“在军事方面亦进行整顿：长征红军快到一年未集中训练了，尤其许多在路上补充来的新兵亟待训练；切实调查弹药，刷擦和整理各种武器，补充草鞋、衣服，剃头、洗衣、洗澡，整理内务。” ^[121] 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三师和第六师，西北军阀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国民党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尾追红军到吴起镇。党中央、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割掉这条“尾巴”，绝不能将这些敌人带进苏区。毛泽东亲自指挥这一仗，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干脆利索地消灭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敌三个骑兵团，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和战马。在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敌未敢再犯陕北苏区。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听取并讨论研究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报告在谈到与陕北红军会合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会面”，“我们应极大注意二方面关系问题。” ^[122] 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并确定陕西、甘肃、山西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历时一年之久，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对长征作了总结，他宣布：“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二十九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告指战员书》指出：中央红军“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现在，中央红军已胜利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告指战员书》最后号召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与中央红军“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而斗争。 ^[123]

中共中央与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期休整后，继续前行，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十月三十一日，到达陕西保安县，群众热烈欢迎，“慰劳饭食”。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在这里，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了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三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间召开欢迎会，并听取了陕甘晋省委主要领导人关于西北情况的报告。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接着，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一军团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十五军团驻地开进。

十一月五日，红一方面军总部、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在道左铺会师。两军会师前，红十五军团正计划攻打张村驿。红十五军团司令徐海东在前线听说毛泽东、彭德怀等陕甘支队领导同志要到红十五军团司令部来，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赶到司令部和政委程子华一起与毛泽东、彭德怀等见面。毛泽东拿出一份旧地图，问了陕北第三次反围剿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徐海东作了报告并讲了看法。毛泽东说：“把张家驿打下来，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临别，毛泽东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以便联络。毛泽东、彭德怀会见红十五军团领导人徐海东、程子华，标志着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撰稿人 宗成康）

参考书目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直罗镇战役

一九三五年十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国民党蒋介石对此极为恐慌。早在七月，蒋介石集中近十万兵力，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西北红军在陕西吴堡、绥德、劳山和榆林桥地区给敌以重创。鉴于陕甘支队与西北红军会师，蒋介石决定调集重兵，重新调整部署，乘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西北红军战斗后尚未休整，将其围歼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东地区。其兵力部署是：调用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分两路扑向红军，西路为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的四个师，即沈克的一〇六师，江淮仁的一〇八师，牛元峰的一〇九师以及由董英斌自兼师长的一一一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地区，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牛元峰自恃武器精良，不把红军放在眼里，自请打前锋，直奔直罗镇；东路敌军为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鄜县，接应第五十七军东进。

红军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很显然，只有粉碎敌人的围剿，才能站稳脚跟，巩固陕甘根据地。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敌强我弱，敌兵力近三倍于我军。陕甘支队历尽千辛万苦，刚刚结束长征，未来得及好好休整。这些来自南方的将士初到陕北，又值寒冬季节，本来就不太适应当地的气候，现在又面临补给不足的困扰，被服和粮食补给都十分困难，“一军团当时尚有两千多套棉衣补给不上，部队在陕北透骨钻心的寒风中致病送医院的先后达千余人次”。 ^[124] 而红十五军团刚刚经过一连串作战，队伍也十分疲劳。但是，红军也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两军会师后，大大加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全体指战员士气旺盛，有必胜的信心和打胜仗庆会师的愿望。“部队靠士气旺盛御寒，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题”。 ^[125] 广大群众拥护红军。直罗镇地区的地形利于红军作战，“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面来的大道，象一条白色的带子铺向镇子的中央，穿镇而过。”这样的地形可用以伏击敌人。此外，东北军官兵对蒋介石向日本妥协，积极剿共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士气低落。毛泽东和西北军委（十一月初成立，实即中革军委，以下简称西北军委）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决定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然后向陕西的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扩大根据地和红军。为此，西北军委还制订了具体作战计划：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的后续部队。为了保证在直罗镇胜利歼敌，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一个团继续围困甘泉，以另一个团在羊泉镇地区配合游击队积极活动，牵制鄜县、中部之敌，防止敌人西援。

作战计划确定后，部队积极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各部队核实战斗实力，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亲自抓这项工作。“凡是跑不动路的，基本都动员留下，不让参战。”各部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战斗动员，“各级干部层层深入，具体进行战斗组织”。红十五军团提出口号：“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战役发起前两天，毛泽东组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驿会合，到直罗镇看地形。大家将“几十架望远镜举在眼上，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着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的房屋，都是指挥员们观察研究的对象。大家都深深地了解，在战前观察时疏忽一条小沟，漏掉一个山头，说不定在战斗中会增加想不到的困难。” ^[126] 红军指挥员们都认定，这一带地形，对我军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为了防止敌人利用直罗镇东头的破寨子为固守的据点，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将它拆除。

一切按西北军委和毛泽东的布置，红军在直罗镇准备围歼敌人。

首先是调动敌人进入我军预设的“口袋”。早在十月底，敌西路军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但敌深知红军的厉害，小心翼翼，进军缓慢。十一月一日，占领太白镇后，便徘徊于太白、合水地区，不敢前进。为调动敌东进，我军加紧围攻甘泉。敌人果然上当，敌西北“剿总”急忙命令第五十七军除留江淮仁的第一〇八师守备合水至太白一线外，其余三个师立即东进，迅速构成葫芦河封锁线并解甘泉之围。十九日，敌先头部队牛元峰的一〇九师并第一一一师第六三二团进至墨水寺，敌五十七军军部及第师主力、第一〇六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我军便派一个连进至直罗镇以西阎家村北山担任警戒，与敌接触后，节节抵抗，且战且退，将敌引进直罗镇。十一月二十日，敌一〇九师在我军的牵引下，由六架飞机掩护，分三路向直罗镇开进，下午四时占领直罗镇。敌军部及第一一一师、一〇六师进至黑水寺地区。敌一〇九师占领直罗镇后，其师长牛元峰兴高采烈，叫参谋拟电向总部和军部报捷，“全师还杀猪宰羊庆贺这‘旗开得胜’哩，岂不知却中了红军的计谋，钻进了早已布下的口袋”。 ^[127]

敌牛元峰师进入直罗镇后，令第六二六团守备北山，第六二七团守备南山，牛元峰则率领指挥部和第六二五团防守直罗镇。二十日晚，毛泽东下达了作战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 ^[128] 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一团和第四师两个团自北向南进行主要突击，第一步攻占直罗镇北山，歼灭该处之敌，尔后协同红十五军团夺取直罗镇。第十三团在直罗镇东北，协同葫芦河以南之红十五军团的第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一个团，自南向北拦头突击敌人。第四师另一个团则迅速插向安家川以东高地（老人山）“一方面堵住敌人的退路，一方面钳制黑水寺的敌人。”红十五军团的第八十一师除以第二四一团及军团一个骑兵连，继续围困甘泉之敌外，师部率二四三团在中部、宜君独立营、地方游击队配合下，积极钳制鄜县、中部等处敌人，阻止东路敌军的增援。毛泽东亲自指挥战斗，其指挥所设在吴家塔。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第十五军团及第十三团。林彪、聂荣臻则指挥第一军团主力作战。毛泽东一再嘱咐：“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129]

天刚亮，我军即发起进攻。牛元峰虽有防备，但他没有料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待他从梦中惊醒，发觉已被包围。上午十时左右，红一军团已将防守直罗镇北山的敌第六二六团大部消灭，并击溃了由直罗镇向北山增援的第六二五团的两个营，残敌约一个营退到直罗镇东北侧的小高地顽抗。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也将防守直罗镇南山的敌第六二七团大部歼灭，并乘势插入直罗镇内。牛元峰率残部拚死向北突围，均被红一军团击退，并消灭其师直属队。激战至十二时，该敌大部被歼，师长牛元峰率部五百余人，退入镇东南之土寨内，固守待援。这个土寨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到达直罗镇后连夜抢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不易攻。我军组织两次攻击都未能奏效。周恩来到阵地前沿看了情况后，指示红十五军团以一部兵力围而不打，寨子里没粮没水，待敌逃跑时于运动中歼灭之。下午二时，红一军团歼灭了固守直罗镇东北侧高地上的敌人一个营。

与此同时，红军迎击敌增援部队，并乘胜扩大战果。直罗镇战役打响后，敌第一一一师第六二一团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在安家川以东地区，被在该地防守的红一军团第一团和第四师的第十团击退，连夜逃回黑水寺。二十一日，敌“西北剿总”急令董英斌率第一一一师和第一〇六师速援直罗镇，令在鄜县的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向羊泉镇、张村驿急进，又令中部地区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向公家原、丁家原西北方向前进，企图夹击我军，以救出牛元峰残部。二十二日，董英斌亲率第一一一师沿安家川北山向我军进攻，第一〇六师由黑水寺沿老人山向我军右翼实施迂回，遭我军第一军团在安家川以东高地的部队迎头痛击，向西溃退。鄜县、中部援敌一一七师和十七师也为我军所阻。我军首长决定，抓住敌人溃退混乱的有利时机，乘胜扩大战果，各个歼灭敌人，除以少数兵力继续阻击东面敌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以主力“包围黑水寺，整个解决董英斌”。 ^[130] 正当红军调整部署时，董英斌惧怕被歼，于二十三日下午率第一〇六师、第一一一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三路追击。被围困在直罗镇土寨里的牛元峰见待援无望，于二十三日午夜率残部突围，围困该残敌的红十五军团第五十七师跟踪追击，一气追了二十五里，全歼残敌，牛元峰被击毙。二十四日，追击董英斌的红军部队，在张家湾与羊角台之间，歼灭敌后卫部队第一〇六师第六一七团。下午，敌逃入太白镇，占领阵地固守。红军考虑到该地工事坚固，敌兵力亦已集中，红军一时不易攻克，遂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毛泽东指示聂荣臻在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兵，并捎话：“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俘虏的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131] 红军还通过敌第一〇六师中共地下党员在中间传话，与该师师长沈克进行了几次关于停战、抗日、反蒋的谈判。随后，红军主力撤出战斗，挥师向东，寻歼敌一一七师。敌一一七师怕蹈敌一〇九师覆辙，于二十六日退回鄜县城。我军主力遂集结羊泉镇以北地区转入休整，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全歼敌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一个团，毙敌师长以下一千余人，俘敌五千三百多人，缴获步枪三千五百余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迫击炮八门、无线电台两架、子弹二十二万多发，大大地补充和改善了我军的武器装备。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部队在羊泉源举行祝捷大会。十一月三十日，在东村举行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132] 报告深刻地分析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意义。毛泽东说，这次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在于：“（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和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徐海东在谈到毛泽东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时说：“还要补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主席的英明指挥。”关于直罗镇战役的意义，毛泽东主要讲了这么几点：第一，“这次胜利，最后的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第二，它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得到进一步的团结”，而这“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第三，“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第四，“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第五，“容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第六，这次战役的胜利鼓舞着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第七，“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第八，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毛泽东最后指出：“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我们要向全国人民传播这些影响，使“他们了解和同情我们”。

（撰稿人：成康）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中国国内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后，一九三五年，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进行军事威胁，连续不断寻衅滋事。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步步退让妥协。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个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迅速掀起。十二月九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封锁，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接着，全国各地学生、工人及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响应和声援，纷纷举行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发表通电。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要求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并制定出适合新形势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前，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面临的另一问题是：红军向何方发展？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减员很多，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全军只有一万多人，亟待休整补充；“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又受到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围困；要抗日，要革命，红军“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当时陕北根据地四周的情况是，“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 ^[133] ，有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八个多师驻守，而且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正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东面的山西是红军进军华北抗日前线的重要通道，但有黄河天险阻隔。山西军阀阎锡山媚日反共，不仅在黄河沿岸构筑河防堡垒线，而且派兵进剿陕北苏区。不过阎锡山的晋绥军分布在晋绥两省，且缺乏与红军作战经验。红军究竟向何方发展，这个问题在当时党内和红军领导人中谈论较多且有不同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制定党的正确的军事战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林育英）、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

瓦窑堡会议全面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134] 《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决议》分析了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情势下的帝国主义矛盾和中国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变化，认为日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在中国国内，工人阶级和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也“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加深了军阀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反蒋斗争的爆发之可能性”，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基于此，《决议》提出了党的策略路线，即“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应该“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决议》主张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宣告，为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议》严肃批评了党内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认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决议》要求，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去扩大巩固党”，“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决议》最后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

瓦窑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35] 《决议》规定了党的总任务和军事战略，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时情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军事战略，即战略方针应是：（一）“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这也是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红一方面军应增至五万人。为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决议对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和行动步骤作出明确的规定，指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其“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并分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打击从南面和北面进攻红军的敌人，扩大红军，扩大和整理群众武装，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东征作战，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初步苏区，扩充红军队伍，调动入陕晋绥军回山西，沟通与苏联和红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第三步，由山西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决议》还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各地游击战争，开展红军士兵的革命运动，蒙回族反日反蒋斗争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估计，并提出要求。此外，《决议》具体规定了作战指挥基本原则。

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后，又召开了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与毛泽东的报告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批判了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总结批判了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武装了全党，为党指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瓦窑堡会议适时地制定了党的军事战略，确定了全党全军进入新阶段的基本战略方针，为红一方面军规定了战略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

东征战役

根据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山西的战役。

陕甘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当时所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国民党军西北“剿总”为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以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第四十二师主力踞守宜川、韩城、郃阳、澄城、白水地区；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踞守延安、甘泉、鄜县、洛川等地区，第五十七军驻守甘肃合水、太白镇地区；以陕北驻军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从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向南袭扰，以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踞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以阎锡山的晋绥军孙楚指挥的四个旅、一个骑兵旅布防于吴堡、义合镇和神木、府谷地区。在黄河东岸，阎锡山为阻拦红军东渡，加强了黄河防线，以杨耀芳的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二〇七旅担任兴县、临县、离石、石楼、中阳五县河防；以李生达的第七十二师第二〇九旅一个团担任永和及其以西河防；以杨澄源的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担任大宁、吉县、乡宁三县河防。阎锡山凭借黄河天险，并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部署各种火器，妄图阻止红军东进。

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为东征作战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签发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接着，红一方面军北出横山，打击侵犯苏区的敌第八十六师，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谈判，达成联合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使红军东征有了巩固的后方。陕甘苏区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使第一方面军实力增至一万二千七百人，组建了红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军，扩大了地方游击队，以加强保卫后方的力量。红一方面军集中于永坪镇、延长之间及其以东地区，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技战术训练。毛泽东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对部队进行教育，进一步明确东征任务，即“给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五省的侵略以迎头痛击，发动山西广大民众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援助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消灭卖国贼阎锡山，扫清抗日道路，扩大与巩固现有抗日根据地，解除山西人民的痛苦。” ^[136] 各部队以强渡江河的技战术为重点，进行紧张艰苦的临战训练。红一方面军首长亲自到黄河沿岸侦察，确定部队渡河点，了解当面敌人沿黄河东岸的防御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苏区大力收集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组建了工兵连。抽调三百名军地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随军东征开展新区工作。

二月十八日，红一方面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137] 具体部署是：第一军团及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为北路，从沟口渡河，另以小部队从福乐坪、马家坪佯渡。主力渡河后，迅速抢占留誉镇地区，并向南发展，同第十五军团打通联系。第十五军团（除八十一师外）为南路，从河口渡河，另以小部队从舍峪里、辛关佯渡。主力渡河后，迅速抢占义牒镇，相机夺取石楼，红一方面军直属队随红十五军团之后渡河。

二十日二十时，渡河战斗开始。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为先头，在预定地点乘夜暗同时渡河。两先头渡河部队在船渡途中相继被对岸守敌发现，于是偷渡转为强渡。红军突击队员冒着炮火，迅速突破敌黄河防线，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掩护主力部队渡河。相继渡河的部队先后攻占三交镇、留誉镇和义牒镇。至二十三日，我红一方面军所有东征部队全部渡过黄河，控制了从辛关到三交镇的黄河各渡口，占领了包括腮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接着，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围攻石楼县城，红一方面军主力则集结于留誉镇及其以南地区作短暂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红军强渡黄河并一举突破敌黄河防线，使阎锡山极为震惊。为阻止红军的进攻，阎锡山急调入陕“清剿”红军的晋绥军四个步兵旅撤回柳林、离石、中阳地区，会同该地区的第七十一师军部阻止红军北进。调驻长治、晋城地区的第六十六师北上介休，驻太原的第七十二师主力并从轩岗调来的第六十八师一个旅前出汾阳，驻汾阳的独立第二旅向关上村推进，阻止红军东进。调驻临汾、襄陵的第六十九师主力及驻防大宁吉县的一个旅北上隰县，阻止红军南进与东进。另调驻浑源、大同的第六十八师主力向奇岚集结，调驻大同、丰镇的骑兵军主力两个旅进驻崞县和忻县间，驻应县的独立第三旅进驻文水、交城地区，拱卫太原。

为打破敌人的防堵，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二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下达训令指出：“我方面军已胜利的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阎锡山“正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为此，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外，主力应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之内的有利阵地，集中兵力消灭敌一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为作东征第二步任务。 ^[138] 按照上述部署，红十五军团主力于二十五日向隰县进击，途中歼敌两个营，击溃敌一个营，二十七日进占晋西交通要地隰县水头镇，接着又推进到大麦郊地区。红一军团则向吕梁山区中阳县关上村推进，二十六日上午包围了先期进占关上村的号称“满天飞”的阎锡山独二旅第四团，经激战，全歼该敌，俘四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支、山炮三门，并乘胜追击，于二十七日将向汾阳逃跑的敌独二旅余部大部歼灭，打了东渡以后第一个胜仗。随后，红一军团主力推进至汾阳县三泉镇、孝义县兑九峪地区。阎锡山为挽救败局，一面急电蒋介石派兵增援，一面调整部署，将自己所能机动的兵力集中编成四个纵队：第六十九师三个旅为第一纵队，杨澄源任司令，由隰县地区向北进攻；第六十六师三个旅为第二纵队，杨效欧任司令，由介休地区经孝义向西进攻；第七十二师一个旅又一个团和六十八师一个旅为第三纵队，李生达任司令，由汾阳地区经三泉镇西进；第一〇一师三个旅和第七十一师、七十二师各一个旅为第四纵队，孙楚任司令，由中阳地区向南进攻。根据敌情，我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以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部控制关上村，阻击第四纵队；以红十五军团一个营在隰县石口镇地区钳制敌第一纵队，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于兑九峪及其附近地区求歼第二、三纵队。九日，敌第二、三纵队进入兑九峪及其附近地区。十日晨，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由郭家掌、大麦郊地区出动。同日七时，我军向敌发起攻击，“开始打得比较顺利，但突破敌人的第一防线后，却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敌人利用山边的窑洞固守，集中炮火向我军轰击。炮火之猛，是五次反‘围剿’以后少见的，”我军占领的山头，“黄土全被翻了过来”。从日出到日落，两军一直处在对峙状态。“在战斗过程中才查明，原来敌人投进来的不是四、五个团，而是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我军刚刚过河，没有根据地，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地形又不利，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是很困难的。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撤出战斗。” ^[139] 兑九峪战斗，虽未达预期目的，但也给晋绥军以很大打击，敌二个团受到重创，第二、三纵队亦回撤。这样，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兑九峪战斗后，东征红军根据敌情变化，分兵作战，发展胜利。三月十二日，我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由叶剑英指挥红一方面军直属队、第十五军团一部以及在建的第三十军，巩固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继续包围石楼，钳制晋绥军四个纵队；以第十五军团主力向灵石佯攻，掩护红一军团并第八十一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十六日，第十五军团主力从双池镇以西出发，进抵灵石以西地区，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红一军团及第八十一师主力经双池镇突破汾河堡垒线，南下包围霍县城，占领城北附近地区。阎锡山为夺回被红军占领的地区，重新纠集四个纵队兵力，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蒋介石为了达到既消灭红军，又乘机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的目的，应阎锡山要求，派中央军第二十五师向灵石进发，第三十二军主力向平遥、介休之间开进，第十三军及二十一师向侯马开进，第九十五师从豫北开向晋东南。根据晋南、晋西北和太原敌兵力减弱的情况，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兵分三路，避实击虚。以叶剑英指挥的部队为中路军，担任原任务；以第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威胁太原，然后继续北进，向晋西北发展；以第一军团并第八十一师为右路军，继续南下晋西南，相机夺取赵城、临汾，并向运城方向前进，从而形成中路钳制晋绥军、中央军主力，左右两路分别北上南下发展的有利态势。按照上述部署，右路军在红一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三月十九日由霍县地区继续南进，先后占领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襄陵等县的广大乡镇，切断了同蒲铁路交通，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左路军由灵石以西地区北进，进袭介休、文水、交城。三月二十五日派兵袭击晋祠镇，威逼太原。阎锡山急令加强太原城防工事，并增兵守备。左路军随即调头经岔口镇、娄烦镇、岚县向兴县方向前进，尔后转向康宁镇休整、扩军。中路军控制黄河渡口，加紧造船，继续包围石楼，并派一部兵力开展游击战，迟滞与钳制晋绥军四个纵队的进攻，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左右路军的行动。在河西，我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由吴堡地区北上，进入神府地区，收复了神木、葭县等大部失地。

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后，加强了阎锡山的“剿共”力量。蒋介石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指挥并将进入山西的中央军编成第五、第六和第七纵队，企图与晋绥军四个纵队一起夺取由我军控制的黄河各渡口，封锁黄河，围歼各路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三月底，晋绥军第一纵队向石楼、义牒、转角镇方向进攻。我中路军在叶剑英指挥下，坚决抗击敌人进攻，掩护后方笨重物件西渡。二十九日，完成掩护任务后，按照方面军首长决定，暂时放弃沿河渡口，转移到永和北部。随后，敌第三、第四纵队主力和由绥远南调的第七十三师第二一〇旅以及独三旅、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集中于兴县以南，企图寻歼我左路军；敌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纵队等部，分别从隰县、介休、运城等地向临汾、侯马、赵城地区南北对进，企图寻歼我右路军。蒋介石还强令驻陕西的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进攻陕北苏区，从西面封锁黄河，阻止红军西返。

面对严峻的形势，我红一方面军首长决定收缩兵力，相机集中歼敌。左路军于四月四日起由康宁镇南移，红二十八军根据红一方面军首长指示于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与左路军会合，左路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前进中打击围追堵截的敌人，十四日左路军到达大麦郊地区休整。红二十八军则在金罗镇与左路军分手向西转进，奉命消灭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敌人，恢复黄河交通。在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该军撤出战斗，向南转移，十七日到达康城镇附近，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会合。右路军也由襄陵、史村等地分路向西转移，并遵照红一方面军首长的指示，攻克吉县城，摧毁了平渡关至清水关之间四十公里的敌黄河沿岸据点。我左右两路军靠拢后，敌七个纵队分别由石楼、中阳、关上村、大宁、灵石等地区，采取堡垒主义推进战法，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消灭之。为避免与优势敌人决战，保存红军的力量，巩固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五月二日，我红一方面军首长下达了回师西渡的命令。至五日，东征各部队分别从清水关、铁罗关安全渡河。

五月五日，中共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40] 电文指出，蒋介石、阎锡山以大军阻拦红军抗日先锋军东进抗日，红军为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蒋氏及其部下的觉悟，仍回师黄河西岸。电文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电文敦促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红一方面军东征，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它使我军从不利的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将战场从陕北根据地转移到山西，大量歼灭和调动了敌人。在七十五天的作战中，毙敌约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减少了蒋、阎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围剿”，从而巩固和扩大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东征期间，红军通过打土豪和没收官僚资本，筹款三十余万元，还有各种物资，缴获敌各种枪四千余支（挺）、炮二十余门，使红军财力物力上得到补充。红军在山西扩充新兵八千余人，播下了革命火种，组织了地方游击队，建立和发展了一些地方党组织。东征使中共的抗日主张得到了传播，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促进了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卢玉：《红军东征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见《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

邱路：《红军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其演变》，见《理论教育》1986年第11期。

西征战役

西征战役，是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的又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红军西征，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红军东征回师，虽然提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但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深重的中华民族危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总想用武力消灭中共与红军。他组织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十六个师又三个旅，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具体部署是，以中央军、晋绥军约六个师兵力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以东北军、西北军约九个师兵力进攻陕甘苏区的南部及西南部。西及西北部，则有宁夏马鸿逵的第七师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驻守要地，防堵红军西进。红军不能困守陕北，必须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坚持向外发展。当时向东发展不可能，蒋、阎兵力较强，且反共坚决。东北军、西北军已同我党初步建立了秘密统战关系，广大官兵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倾向抗日，不愿同红军作战。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虽反共坚决，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比较薄弱的方向。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一万三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宁夏战役。军委在《西征战役计划行动命令》中，指出西征的目的是：“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 ^[141]

西征战役前，部队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在陕北延长县大相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作战的经验，进行了西征战役动员。红军总政治部和西征野战军首长针对西征作战区域多在回民聚居区的特点，以及部队新战士较多，对远离根据地作战存在一些顾虑，着重在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教育、回民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各部队还进行了以打敌骑兵和防敌飞机空袭为重点的临战训练，成立了野战军后方后勤部，负责西征作战的后勤保卫工作。为配合和策应西征军西征，军委决定：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地方武装“迟滞晋敌西进”和陕北、渭北之敌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会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吸引蒋军主力。

从五月下旬起，西征野战军进行第一阶段作战。当时马鸿逵、马鸿宾所属部队的部署是：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驻守甘肃庆阳、曲子镇、环县和镇原地区；马鸿逵的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陕西西北的定边和宁夏靠近陕西的东部盐池、惠安堡和韦州等地，主力集结在宁夏腹地。西北军委规定西方“野战军第一步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之目的”。 ^[142] 根据军委的规定，西方野战军首长决定：以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先行一步，袭击宁条梁和安边堡，然后继续西进，佯装进攻宁夏，调动驻守庆阳、洪德一带敌第三十五师回援，红一军团则在运动中寻歼回援之敌，并相机夺取曲县、环县、洪德城。五月二十七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袭占宁条梁，强攻安边未克，以第七十五师围困之，主力西进。西北“剿总”发觉红军有攻宁夏迹象，急令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五月三十日，左路军红一军团奉令开进元城镇地区。次日晚，红二师包围并攻击曲子镇，刚抵达该镇之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及以下官兵一百五十余人被俘。同日，红四师在庆阳附近击溃敌第一〇五旅一个营，进占阜城。六月二日，敌第三十五师调集步兵六个营和两个骑兵营，向阜城反击。次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赶到，向敌发起猛攻，歼其大部，俘敌官兵一千一百余人，接着，先后占领三岔、环县城和洪德城。红十五军团于六月四日进到定边西南的红柳沟地区。六月五日，西方野战军首长决定下一步行动：“继续消灭两马部队，扩大地域，争取赤化，扩大红军与征集资材。”具体部署是：左路军红一军团第四师准备向三岔以南地区扩大占领区域，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夺取豫旺堡、七营、黑城镇；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以第七十八师在红柳沟一带活动，主力西进夺取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进占同心城。 ^[143] 六月七日，左右两路军主力继续西进，至十一日，右路军以其一部攻占同心城，军团主力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地区。左路军于十三日进占七营、上新堡地区。这样，切断了敌第三十五师余部企图经七营、同心城大道向中宁、石空堡北撤的退路。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和红八十一师奉令组成中路军，红二十八军进到宁条梁和安边堡一带，准备执行在陕宁绥边界创建苏区的工作。红二十九军一个团也西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合水之间活动，配合右路军创建苏区。至此，西方野战军已占领陕甘宁边境广大地区，胜利完成西北军委赋予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六月中旬后，西征军开始第二阶段作战行动。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具体部署是：左路军主力控制七营、上新堡地区，并打击敌第三十五师出扰部队，以第四师及第十三团控制环县、曲子、阜城、三岔地区，创建苏区；右路军主力夺占豫旺县城，继攻韦州城，并准备打击马鸿逵新七师出扰部队，以一部控制同心城、高崖子之线；中路军主力夺占安边，并以一部兵力在定边以南向盐池、灵武方向游击；红七十八师进占惠安堡，向金积、灵武方向游击 ^[144] 。按照上述部署，各路军相继开始行动。六月十六日，红七十八师袭占定边城，二十一日，在中路军主力协同下，又攻占盐池城。左路军于二十日占领七营，右路军于六月下旬先后攻占王家团庄和豫旺县城。在这之后，各部队还抗击了敌人的反击。在西北线，七月五日，红十五军团在红城水地区击溃来犯的马鸿逵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毙伤敌三百余人。在西线，我中路军将由横山西援之敌第八十六师一个团击溃。在南线，东北军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接受蒋介石旨意，利用红军注意力集中于“二马”部队身上，指挥东北军七个师与马鸿宾第三十五师残部，从固原至庆阳一线北犯，相继攻占了我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随后，以一部分兵力北攻曲子镇，另一部分兵力准备分两路夹清水河向北进攻。七月十四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145] 为此，西方野战军进行了部署。十七日，何柱国以骑六师向我军作试探性进攻，被红一军团第二师一举击溃。何柱国鉴于我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遂暂时停止进攻。

七月二十七日，西北军委决定结束西征战役，西方野战军转入休整备战。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下旬到七月下旬，西方野战军在茫茫戈壁荒原上，连续征杀两个多月，沉重地打击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的反动军事力量，除毙伤大量敌人外，红军还俘获人枪各二千余、战马五百余匹，创建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新的根据地。这些，也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西征还分化和瓦解了敌军营垒，打击了最顽固的敌人，积极争取团结了东北军广大官兵，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

三军会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

岷洮西战役后，中共中央在争取三个方面军会合的过程中与张国焘的西进计划进行了斗争。九月初，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会合，各个击破红军，调胡宗南的第一军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会合的通路，同时调集重兵分别围困红一、二、四方面军。据此，党中央提出了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会战役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红一方面军“不宜离甘宁边境”；“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的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红二方面军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地区后，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滞阻胡宗南部西进，为红四方面军抢占西兰大道争取时间，进而提前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 ^[146] 但张国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主张西入青海，密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147] 在中央连电督促下，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朱德、陈昌浩等坚决主张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则提出西进计划。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会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向部队下达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可是张国焘回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后，又违背中央指示和中共西北局的决议，致电中央，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148] 命令红四方面军转头西进。朱德获悉后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做法。二十二日，中共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开会，继续讨论行动方针。朱德坚持岷州会议方案，张国焘坚持西进方针。会议同意张国焘的方案，决定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占领甘北。红四方面军遂西进。徐向前到临洮后调查得知，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即向朱德、张国焘提出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与此同时，党中央连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不同意红四方面军西进，要求红四方面军“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 ^[149] 张国焘才又被迫同意北上。二十七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回电中央：“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二十六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 ^[150] 二十八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次日，向部队下达了北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随即由临潭、岷县、武山、漳县等地，分作六路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十月五日，其先头部队到达会宁境内。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致使预定的三个方面军协同进行的以打击胡宗南部为目的的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红军在即将会合之际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因为张国焘的迁延，使敌人乘机从西安进至甘肃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南则推进到成县、康县一带。在成县、徽县、两当一带的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中央根据敌情变化，同意红二方面军首长意见，红二方面军撤离成徽两康地区，从天水以西渡渭河北移，迅速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十月三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下达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规定，“我方面军具有会合第一、四两方面军协同作战之目的，由现地经天水、甘谷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进到通渭地域，并相机消灭相遇的敌人单个兵团”。 ^[151] 接着红二方面军分两路纵队北移。由于敌情紧迫，部队仓促转移，在康县活动的第二军第六师第十七团来不及集结，被敌人包围在阳坝一带。全团指战员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同敌人拚至弹尽粮绝后壮烈牺牲。第六军经过娘娘坝时遇敌，第十六师奋起迎敌，师长张辉光荣牺牲。通过渭河封锁线时，第六军在甘谷以南的盐关镇又遭到敌人侧击，第十六师全体官兵投入战斗，结果只有一部分人突围，师政委晏福生身受重伤。部队徒涉渭河，暴雨使河水陡涨，冲走了一些红军战士。在通过西兰大道向六盘山前进途中，红四师奉命在六盘山南麓阻击敌人，掩护全军从北山脚绕道转移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红四师官兵英勇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胜利地掩护主力通过北山脚，但我军后勤受到很大损失。贺龙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张国焘违背中央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几乎遭到全军覆没。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积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并为会师作准备。红一方面军首长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作出军事部署：以红一军团第二师附骑兵团为左纵队，“经硝河城、常家集、隆静间出庄浪，相机袭占、威胁秦安”；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为右纵队，出郭城驿，“向静宁方向继进，相机袭取之”。 ^[152] 九月三十日，红十五军团以骑兵团组成独立支队，长途奔袭会宁。会宁位于定西地区东部，北靠靖远，西连定西、榆中，南接通渭，东邻静宁，是红二、四方面北上必经之道。迅速攻占该城，对于粉碎国民党军企图控制会宁，截断我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通道的阴谋，胜利实现三大主力会师，有着重要意义。十月二日，我骑兵团一举袭占会宁城，从而为三大主力会师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为迎接会师，连日来，红一方面军上下，人人动手，赶制棉衣、鞋袜、毛衣、手套，以在会师之时赠送给历尽艰辛、远道而来的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驻会宁城的红军部队搭起彩门，书写标语，筹集粮食和物资，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到来。

十月，三大主力红军陆续在会宁会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九日，红四方面军首长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与祝贺。当日晚，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文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兼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一师长陈赓，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致祝词。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将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赠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从而把庆祝大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十八日，红二方面军右纵队第六军到达会宁老君铺，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五团胜利会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左纵队到达隆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两军在将台堡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撰稿人：宗成康）

参考书目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三军大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配合红军长征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奉命留在南方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和敌人重兵围攻的情况下，依靠当地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战胜了重重困难，在八个省十五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晚，中央红军主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二十四师等部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为了加强领导，党中央还决定设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为委员，瞿秋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陈潭秋为中央分局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汪金祥任中央苏区保卫局长，贺昌任中央苏区政治部主任。十月二十二日，又正式宣布成立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地区的斗争，曾山、毛泽覃、张鼎丞、邓子恢等分别负责赣南、闽赣、闽西等地方的具体领导工作。留在中央根据地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团、第七团、第十一团，江西军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军区的第六、第十四团，闽西军区杨（殷）赣（州）军分区的第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约一万六千余人。另有伤病员一万余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党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下达的《训令》中，规定红二十四师等部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使侵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配合野战军反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城镇和地区。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十四师和各独立团先后接替了红军各军团的防务，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十月二十一日，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第六团、第十四团等部，大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当围剿中央红军的粤军从重石、版石、新田、古陂、韩坊（均属江西）一线撤退后，独立第六团、第十四团进入上述地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十一月初，独立第六团、第十四团又深入到江西信丰、南康、安远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钳制粤军，配合红军主力转移。为保卫中央苏区，策应中央红军主力西进，根据中央军区命令，红二十四师在福建汀州（今长汀）以南阻止敌人前进；江西军区各独立团在江西广昌阻滞敌人前进；闽西军区独立第十三团监视江西兴国之敌；独立第七团阻滞江西石城敌人前进；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以大部兵力随红军主力跟进，在侧后掩护主力红军安全转移。

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先以集团兵力迅速占领苏区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继以堡垒封锁政策将苏区分割为许多小块，妄想将留下的红军包围在狭小地区，实现“瓮中捉鳖”，然后分区“清剿”我地方武装，消灭苏区。

当时，国民党“围剿”军以主力一部追击中央红军，其余各部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十月二十六日，敌占江西宁都。十一月十日，国民党军第九师占江西瑞金。同日，国民党军第三师在第九师掩护下向会昌推进。为了阻止敌军前进，中央军区决定集中红二十四师及瑞金、福建等独立营在谢坊地区伏击敌第三师。谢坊位于瑞金城南，距会昌约二十华里，西侧为起伏的山峦，东侧为瑞金河，是瑞金通往会昌大道的必经之地。按照中央军区的命令，红二十四师为设伏主攻的主力，设伏于谢坊附近的湾塘岗西侧；会昌独立营在正面钳制敌人，掩护红二十四师行动；福建独立营设伏于瑞金河左岸，阻止敌人增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杨英率领下，红二十四师进入设伏阵地。二十二日，敌第三师主力沿瑞（金）会（昌）大道前进。中午，敌先头部队进入红二十四师伏击区，我军立即向敌发起猛烈进攻，敌顿时乱作一团。经过半个多小时激战，歼灭敌先头旅一半。这一仗是红二十四师等部坚持苏区斗争以来取得的重大胜利，但我军自身也受到很大损失，也暴露了红二十四师的实力。

此后，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中央根据地被分割成几个小块。十二月，中共中央分局在宽田召开会议，对粉碎敌人的分区“清剿”和加强地方游击战争的领导作了一些决定和部署，并任命和调整了一些领导干部。这对后来的游击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战略上的局部转变，并没有把主力红二十四师和几个骨干独立团分散到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以打击和牵制敌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机关和红二十四师等部被围困于江西雩都东南部的壬风山狭小地区，形势更加严峻。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给苏区中央分局发来电报，指示他们：“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中央根据地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于二月十三日晚，在禾丰召开会议，决定将红二十四师等部队分散到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部队分九路向闽赣、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这时，由于中央苏区几乎全部被敌占领，红军在分途突围过程中，大部遭到损失，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随部队突围的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被俘遭害。何叔衡、贺昌、阮啸仙、毛泽覃、万永诚、李赐凡、李天柱等相继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被俘后就义。

苏区中央分局和少数部队突围后，转至赣粤边、闽赣边、湘南、闽西等地区，会同当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继续坚持斗争，并相继开辟了以下游击区：赣粤边游击区、闽赣边游击区、闽西游击区、闽粤边游击区、皖浙赣边游击区、浙南游击区、闽北游击区、闽东游击区、鄂豫皖边游击区、鄂豫边游击区、湘鄂赣边游击区、湘赣边游击区、湘南游击区、琼崖游击区。在这些游击区内，红军和游击队进行了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游击区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敌人频繁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很多游击队被困在山林里，无衣无食；同时还要面对在困难面前低头叛变革命的投敌分子的出卖。各游击区按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指示，充分发扬了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进行了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长岭，召开了中央分局军政干部全体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制定了“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即使在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同党中央和其他地区又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仍积极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清除叛徒，纯洁内部，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坚强战斗力。

在坚持苏区斗争中，各游击队紧紧依靠当地群众，积极为群众的切身利益斗争。他们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租抗粮抗债抗抓丁的斗争，并根据群众的要求，镇压反动乡保长。广大人民群众也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游击队带路、送饭、送情报、安置伤病员。“成千的农民赤卫队和游击队员，在少数正规部队成员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一直奋斗到底”。 ^[153]

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我兵力的敌人进行不断的“围剿”、“清剿”的情况下，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自己的实践经验，运用昼伏夜出，以及袭击、伏击、远程奔袭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坚持对敌斗争，打破敌人的多次“清剿”，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骨干队伍。

正如谭震林曾经指出的：“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军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前进。” ^[154] 留在南方各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期斗争，使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与烧杀。由于闽赣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红军与赤卫队游击队的活跃，万恶的国民党必更残暴地施行轰炸与屠杀”， ^[155] 但他们在“夸耀‘胜利’的今日，亦不敢把数十万大军调开江西！” ^[156]

（撰稿人：丁益）

参阅书目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各根据地简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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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3]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4]《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5]《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6]陈诚：《五次围剿战史》（上），台湾和平印刷厂，1968年版，第403页。

[7]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8]《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

[9]伍修权：《伍修权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

[10]《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12]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14]《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5]李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6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17]艾平：《第六个夜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页。

[18]晏道刚：《追堵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9]秦庆钧：《红军借路西行谈判情况点滴》，《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20]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21]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载《湖南师院学报》1986年第6期，第95页。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23]《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02页。

[2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25]李以劻：《薛岳率军堵截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26]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载《湖南师院学报》1986年第6期，第95页。

[27]引自《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8]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资料编刊社出版，1980年3月内部版，第124页。

[29]《关于二、六军团发展湘西北苏区以配合西方军行动的指示》，《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第45页。

[30]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31]“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红星报》1935年1月15日，第68期通讯。

[32]《军委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的指示》，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博物馆编，1983年内部版，第20页。

[33]转引自郑广瑾、方十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0页。

[34]刘伯承：《回顾长征》，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5]朱仲丽：《忆稼祥》，见《回忆王稼祥》第22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6]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7]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39]《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17页。

[40]《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17页。

[41]《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22页。

[42]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43]《朱德词诗选》，第68页。

[44]《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28页。

[45]《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年1月第1版，第600页。

[46]《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602页。

[47]《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一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694—695页。

[48]《蒋介石统一指挥川黔各军令电》，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博物馆编，1983年内部版，第600页。

[49]《三月五日蒋中正电令周、吴纵队暂取守势防御》，见《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923—924页。

[50]《总司令朱德作出红军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见《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964页。

[51]《总司令朱德下达红军再次西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见《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981—982页。

[52]贵州省档案馆编：《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第128页。

[53]《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95、996页。

[54]《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95、996页。

[55]《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995、996页。

[56]《中央军薛总指挥岳22日申电》，《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博物馆编，1983年内部发行，第637页。

[57]《龙总司令云令孙渡二十二日亥谋电》，《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省博物馆编，1983年内部发行，第640页。

[58]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见《红军长征过云南》，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394页。

[59]《总司令朱德给红九军团行动的指示》，见《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集第二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117页。

[60]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7、379页。

[6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7、379页。

[62]《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56页。

[63]《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56页。

[64]据宋任穷回忆，见郑广瑾、方十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385页。

[65]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161页。

[66]《红军长征过会理》，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转引自《中国红军长征记》，第411页。

[67]另一说（见《彭德怀自述》），刘少奇未能参加此会议。

[68]萧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7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9]《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2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0]宋科：《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星火燎原》1983年特刊，第65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71]《朱德选集》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2]萧华：《通过大凉山》，《回顾长征》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第44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4]《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第14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75]李聚奎：《长征中的红一师》，《中共党史资料》第14辑第5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76]《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77]《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第292页，《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78]《杨得志回忆录》第1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79]《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76页。

[80]杨成武：《忆长征》，第152—153页，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版。

[81]《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第1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8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5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83]《杨得志回忆录》第1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8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第5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5]《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第1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86]《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98页，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

[87]《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8]《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第55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5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90]《杨得志回忆录》第1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91]《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三册第319页，《红一方面军首长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92]杨成武：《忆长征》，第181页，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版。

[93]《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载《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62—1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94]《杨得志回忆录》第1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95]杨成武：《忆长征》，第185页，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版。

[96]“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正确路线而南下致中央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469页。

[97]李维汉：《回忆长征》，载《党史通讯》1985年第2期。

[98]《彭德怀自述》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9]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91页。

[100]李维汉：《回忆长征》，见《党史通讯》1985年第2期。

[101]《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88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02]《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03]张觉僧：《腊子口阻击战》，见《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104]《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05]《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06]《杨成武回忆录》上第2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07]胡炳云：《腊子口上的红六连》，见《回忆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8]《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59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09]高朗亭：《记忆犹新的谢觉哉同志炉边谈话》，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第142—143页。

[110]《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80页。

[111]《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见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81—182页。

[112]《杨成武回忆录》第274—2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113]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7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4]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第64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5]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76—377页。

[116]《三军大会师》上册第4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7]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8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8]萧锋：《长征日记》，见《三军大会师》下第71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9]萧锋：《长征日记》，见《三军大会师》下第71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0]《三军大会师》下册第58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1]杨定华：《从甘肃到陕西》，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40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22]顾伟斌、徐保琪：《对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师时间和地点的考证》，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

[123]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26页。

[124]《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96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25]《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96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26]徐海东：《奠基礼》，见《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7]崔建功：《在红军面前》，见《星火燎原》（四）第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28]徐海东：《奠基礼》，见《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9]萧锋：《要的是歼灭战》，见《星火燎原》（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30]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9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31]《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99页。

[132]《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69—72页。

[133]《聂荣臻回忆录》第304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134]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49—358页。

[135]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46—348页。

[136]《一方面军政治部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的训令》，见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497页。

[137]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2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8]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628—6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39]萧华：《渡河东征》，见《星火燎原》（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40]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67页。

[141]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508页。

[142]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5册，第508页。

[143]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6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44]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6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45]转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6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46]《为滞阻胡宗南西进对二、四方面军行动布置的意见》，见《三军大会师》（下）第61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47]《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48]《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6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4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见《三军大会师》（下）第625页。

[150]《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见《三军大会师》（下）第626页。

[151]《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见《三军大会师》（下）第635页。

[152]《彭德怀电》，见《三军大会师》（下）第633页。

[153]斯诺：《西行漫记》，第16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54]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5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26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15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