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二方面军研究综述

成耿正

一、关于红六军团的西征

（一）红六军团的西征是否是长征的序幕。主要有两种观点。

（1）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理由是：第一，红军长征的主要特点是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无依托的战略转移。红六军团的西征就是离开湘赣苏区去湖南中部开辟新苏区的转战。第二，党中央在一九三四年春夏即酝酿战略转移，命令红六军团西征，其目的是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第三，红六军团的西征行动，与中央苏区内外的游击区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支援了中央红军的突围。第四，红六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的长征起了侦察敌情、探明道路、提供经验教训的作用，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就是沿着红六军团西征的方向前进的。第五，共产国际当年就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是长征的开始。第六，由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中止了长征，进行开创新的根据地的工作，因此，以中央红军为主体的长征，只能从十月开始，红六军团的西征可以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

东霞、国琦也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揭开了长征序幕。理由是：中央令六军团西征，就是要它执行先遣队的任务，一方面侦察敌情、探路；另一方面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创造条件。在西征中，红六军团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起了开路作用。红六军团的西征，也给中央红军的长征提供了教训。红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在贵州东部的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完成了先遣队的任务，为红军战略转移拉开了序幕。

（2）认为红六军团西征不是红军长征的序幕。理由是：第一，如果红六军团的西征为序幕，那么，在这之前的红七军团的北上又算什么？第二，红七军团的北上、红六军团的西征，旨在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不能算作长征的直接行动。第三，红六、七军团的行动先于中央红军长征三个月，看作序幕间隔太长。殷子贤也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不是红军长征的序幕。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决定红六军团西征是中央根据地当时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形势、红军主力准备实行战略总退却的统一的军事部署。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的直接目的，固然是为了打乱湘敌围攻湘赣苏区的计划，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但由于湘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的“辅助方向”，因而红六军团西征的间接目的也是为了“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红六军团西征到湘中打击敌人，建立新根据地，同时也是中央红军主力在必要时退出中央苏区以后，使江西、四川两区相连结。因此，党中央派红六军团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之作战和必要时的战略转移。

（二）关于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作用。曾静认为，红六军团的西征有如下的历史作用：（1）红六军团西征入湘，部分地实现了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为积极的战略防御和进攻，是保存红六军团实力和掩护中央红军转移的重要战略部署。（2）红六军团西征入湘，吸引了大量的敌人，打乱了敌军“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并且直接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3）红六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摸清了敌人兵力的虚实，探明转移的道路，减轻了损失。（4）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二军团汇合，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保留了一支革命力量，为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红四、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的时间和地点

关于红四、六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的时间和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公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经过调查研究认为，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红四、六军会师公安组成红二军团。其证据是：（1）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二日《红军第二军军委给中央报告》和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鄂西特委给中央信》，对四、六军会师的经过及合编为红二军的情况，有详细叙述。《报告》说：“七月一日，六军攻下六安。三日，我方来信，四日，即在公安会师。七日两军前委开联席会议，组成二军团前委。”《鄂西特委给中央信》说：“二、六军已于七月间在公安会师。组织了二军团前委，编制改军、师、团、营、连。”（2）贺龙生前的回忆录《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说：“一九三〇年三月，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决议，东下与红六军会师，七月初两军会师于公安”，“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与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3）许光达、王震、王尚荣的回忆录《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写道：“一九三〇年七月初，贺龙同志领导的湘鄂边的红四军和周逸群同志领导的鄂西区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4）许光达的遗作《洪湖红色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也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三〇年春天，中央分别秘密派人给红四、六军下达了指示：两军在洪湖地区会师编为红二军团，第二天，我们两个军的部队，在公安召开了红二军团的成立大会，会上宣布由贺总担任军团长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同志担任军团政治委员。”

三、关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间和地点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在木黄会师。郭占波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红六军团从猴场向江口前进。桂军与黔军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联合作战。他们认为红六军团必经余庆、石阡去和红三军会合，企图将红六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李达参谋长率第四十九、第五十一团各一部于十月十五日到达黔东根据地的沿河县铅场坝地区，与红三军会合。红六军团乃于十月十五日向板桥前进，准备渡石阡河。第五十二团不久与前来寻找红六军团的红三军一部在印江县的木黄会合。红六军团十七日在石阡以南的马场坪突破敌封锁线，十九日向闵家厂前进，二十四日在印江县与红三军会师，胜利结束西征，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周仁杰也认为，红六军团在黔东木黄与红二军团于十月二十四日胜利会师。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和红六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红六军团近万人从湘赣革命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分三批先后到达黔东革命根据地。红三军知道红六军团进入贵州以后，千方百计寻找其下落。贺龙等同志不顾敌军的拦阻与袭击，派出部队分头寻找，并亲自率领部队南下接应。贺龙在出发的第二天，遇到红六军团第一批突围的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立即赶到根据地南部的印江、缠溪、木黄一带作接应准备。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最后一批突围的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到达木黄。贺龙、关向应带着部队热情地迎接了红六军团。红二、六军团胜利实现了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红六军团缩编为三个团，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

（二）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四川酉阳南腰界胜利会师。向同伦认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南腰界有三个显著标志，一是两个军团所属各部全部的会合；二是组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使两个历经艰险、独立行动的兵团结成一个新的战斗整体，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队；三是两个军团近八千名红军战士汇集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会师大会，并宣读了中央发来的贺电。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从木黄到南腰界途中商议电告中央军委，要求两个军团会合在一起，集中行动。十月二十四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和部分主力部队在木黄的短暂相见不能作为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标志。如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见面的地点是宁冈的砻市，但历史上不叫砻市会师而叫井冈山会师。所以，以两军领导的第一次见面作为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标志是不符合历史惯例的。

四、关于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的后勤工作

范子瑜认为，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的物资供应还是有保证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轿子垭地区出发开始长征。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截获了二万多匹布和大量的其他物资，红六军团在新化将没收的“官盐”廉价出售，既便利贫苦群众，又获得了三万六千多银元的收入，加上其它筹款一万元，共筹集资金四万六千多银元。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准备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时供给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贵州境内民穷地瘠，粮食有限，红二、六军团就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他们的粮食和食物。打开猴场时，正赶上过阴历年，在猴场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券兑换所，用银元和大烟土收兑中央红军过这里用的苏维埃票子，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红六军团在毕节没收了土豪的有孔钱一百串，把钱分给几十家商店，换了雨伞、毛巾等物品，发给部队。卫生部在一个资本家的地窖里发现并没收一万七千银元。到云南宣威时，还没收了一个反动资本家的火腿，有好几千只，差不多每人都背了一二只。

但是，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过雪山前，调查当地的地理条件，筹集粮食衣物，购买救急药品、辣椒、生姜和风箱、火镰等物，根据自然环境恶劣和部队行军线长不易集中的特点，决定从此开始实行以班为单位起伙，一直到过完草地。为了保障以班为单位起伙，找到了一些磁盆、铜锅、茶缸分到班里。

红二、六军团的供给工作有各种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主要是一些口头要求，靠口头传达，要求工作人员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奉公守法。真正形成文字的是《惩治贪污条例》。《条例》根据贪污的数量，规定了处罚等级。处分有记过、警告、撤职，重者判刑、杀头，规定贪污五百元光洋就杀头。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即有审计工作，方面军组织了审计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贺龙，另外由政治部主任、保卫部长、参谋长、供给部长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五、关于红二、六军团与中央通讯联络的中断及恢复

（一）联络中断的原因。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失掉了同中央军委的无线电联络。江文认为，红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联络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一九三五年六至八月，正是红二、六军团反“围剿”作战最紧张的时候，因此，与中央保持联络很困难。（2）中央军委此时要制定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作战方针，组织北上，还要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进行斗争。（3）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电台的建制作了调整，中央军委原同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正好又留在了红四方面军，通讯联络规定（呼号、波长）和通报密码也留在红四方面军。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失去与中央军委的通讯联系。

（二）联络恢复的意义。

江文认为，红二、六军团恢复与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对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沟通了联络。但因该台用的是中央、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时的规定，就被误认为是中央军委的电台。一九三六年一月初，虽与中央电台恢复了通讯联络，但是没有密码本，中央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因为对约定的密码是否泄露不放心，同时电报经红四方面军转有利于红军的团结。七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任弼时通知红二、六军团要很快同中央军委恢复直接联络。很快，红二方面军就沟通了同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中央军委给红二方面军三份电报指示，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其一，授予红二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直辖红二、六军团外，并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其二，中央发给任弼时一份亲译的电报，要他对张国焘的错误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在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同志及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其三，八月三十日，中央军委对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发表电令，主要内容是：迫蒋抗日，紧密联合东北军，发展甘南。以上情况说明，红二方面军恢复与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对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六、关于红二、六军团升编为红二方面军的原因和战略意义

（一）关于红二、六军团升编的原因。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师。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等会师后，中央才电令红二、六军团升编为红二方面军。对于其中的原因，郭学旺、王德承认为，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升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目的是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确保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实施。因为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手握大权，专横跋扈，对朱德、刘伯承等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同志实行孤立政策，并且妄图拉拢、控制红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在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之前，张国焘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以迎接红二、六军团名义，派遣工作团暗中挑拨离间，煽动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甚至企图采取撤销红二、六军团干部职务的手段，强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同意其错误路线。当时的任弼时、贺龙等只是军团领导人，“甘孜会师”只是“军团”与“方面军”的会师。因而，张国焘处心积虑，野心勃勃，企图用红四方面军来控制红二、六军团，把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置于他的领导之下。鉴于以上情况，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洞察到张国焘的企图和阴谋，于七月五日发出电报指示，授予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番号。

（二）关于红二、六军团升编的战略意义。

郭学旺、王德承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战略意义：（1）红二方面军坚定不移地实施中央的方针，劝说和推动了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党中央授予红二方面军番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完全领会党中央电报指示精神，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红二、六军团升编为红二方面军，提高了红二、六军团及其领导人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地位，迫使张国焘北上与中央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升编，为任弼时、贺龙与张国焘右倾错误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红二、六军团的升编，使红二、六军团重新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指挥，张国焘企图控制二方面军和他一起反中央的阴谋彻底破产。

七、关于红二方面军一支部队误入缅甸问题

王雅雄、袁胜认为，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红二方面军一支部队曾误入缅甸，由于对整个红军的行动没有发生影响，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红二、六军团在云南石鼓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甩掉了尾追之敌，翻过雪山到达中甸。红二、六军团分为左右两路，继续向西康前进。红二军团为左翼纵队，于五月上旬经巴安等地向甘孜进发。敌人企图在巴安一带堵截红军北上，为了避免与敌人发生交战，红二军团原打算绕道过巴安，结果后卫部队还是被敌军截住。为此，红二军团又回头来打巴安。失利撤退时，由于人生地不熟，部队很乱，有的部队又折向西南方向，走到了中缅边境地区。当时有一个团的前卫分队，因迷失方向，一直朝南渡过了独龙江，进入缅甸克钦邦边寨的一个山村，在缅甸住了一两天，受到缅方的接待，并给了他们粮食，最后被送回中国。这个分队后来在西康省白玉县赶上了大部队，还带着缅方用英文写的字条，并把这个字条交给了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

八、关于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问题

（一）关于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目的。

张嘉选认为，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目的是筹粮。其理由是：第一，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后，红四方面军编左、中、右三个纵队分散前进。其目的是为了展开筹粮。红二方面军分两个梯队随后跟进，就不能沿拥有四万人马、需要大批粮饷的红四方面军走过的路线走，否则便难以筹粮。这样，红二方面军另择其道，进兵青海就势在必然了。第二，红军走出甘孜，面临着茫茫草原，那里人烟稀少，没有农业，筹粮必然困难。红二方面军要走出草地，就必须备好军需。筹粮是红军得以走出草地的基本保证。而青海班玛县农业相对发达，加之国民党军队在青海南部的军事布防相对薄弱，班玛基本没有敌军驻防，这是红军能够顺利筹粮的极好所在。因此，红军来此地筹粮应该说是可行的。第三，张子意《长征日记》为筹粮说提供了文献依据。从《长征日记》中可以计算出，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和第三十二军在青海的时间共十二天。在这十二天中，有十一则日记是关于召集筹粮会议，下达筹粮命令，采取筹粮行动以及筹粮问题的记载。张子意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其日记中反映出的我军行动意图和计划应该是可信的。第四，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的回忆文章《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说：“从甘孜向东北，草地人烟稀少，即便有些村落甚至村落较密的居民区，但农业不发达”，“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行军计划。”虽然，萧克的这段回忆并未直接说及筹粮二字，更未讲到青海筹粮，但不难看出，筹粮实为当时首要解决的问题。不管红军的行军路线选择在哪里，首要的任务必然是筹粮。红二方面军进军青海班玛县也不外乎这个目的。

（二）关于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人数。主要有两种观点。

（1）进入青海的人数是两万人。孙明轩、郭素强认为，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人数为两万人。其理由是：一九三六年四月，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时为一万八千人，在以后的两个月虽然途经雪山草地，但无大的战事，所以甘孜会师后红二、六军团基本上仍应是一万八千人或略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十二军是由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编的，辖两个师四个团，人数尚不能确定，但至少有三四千人。这样，一万八千人或略少于这个数字，加上三四千人，就有约两万人。那么，甘孜会师，红二方面军组成时就是约两万人。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组成红二方面军，七月九日即进入青海，中间仅有十来天的草地行军，也没有大的战斗，所以进入青海的红二方面军人数仍约计为两万人。

（2）进入青海的人数是一万五千人。张嘉选认为，红二方面军进入青海的人数是一万五千人。他根据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朱德、张国焘给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电报所反映的有关红二方面军人员的统计是：“二军七千六百四十三人，六军四千零五十九人，三十二军二千六百七十七人，共计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人。”这个数字的统计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和第三十二军走出青海是七月二十三日，总部及第二军则是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九月一日距红二方面军走出青海的时间为三十余天。在此期间，红军一直行走在人烟稀少的草地，确无大的战事，除自然减员外，战争伤亡必然很少。同时，在草地也不会有新兵补充。因此，从走出青海到走出草地这一段行程内，红军人员数字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九月一日走出草地时的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九人加上在青海及草地行军中的减员，就是红军在青海时没有减员前的数字，也就是红军刚进入青海班玛时的人数万五千人左右。

（三）关于红二方面军主力是否到达久治县的问题。

张嘉选认为，红二方面军主力未达久治县。其根据是：第一，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和第三十二军未达久治县。《长征日记》并无红六军团到达久治县的记载。同时，由于第三十二军一直伴随第六军前进，那么，第三十二军也没有达到过久治县。第二，红二方面军总部和第二军主力未达久治县。《长征日记》记载：“七月十六日，今日方面军总部达到阿坝。”“七月二十七日，二军及三十二军在阿坝休息筹粮。”红军沿克柯曲东行，从甘青边界到达阿坝步行需两天时间，因此，红二方面军总部及二军走出青海的时间是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那么，国民党方面在《剿匪概述》中记载的红军七月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八日在久治境内的三次战斗就不是红二方面军总部和第二军所为，所以，红二方面军总部及红二军主力也未达久治。

九、关于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

东霞、国琦认为，红二方面军及前身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有特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从战略上策应了转移中的红军。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间，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发动攻势，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及广大农村，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根据地的创建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1）红二、六军团发动湘西攻势，迫使敌人调动了湘鄂两省中可能调动的武装力量，并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三个师，从进攻湘鄂赣苏区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共计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向红二、六军团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改向敌军兵力薄弱的遵义地区进发，赢得了休整时间。（2）红二、六军团为巩固与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与敌人八十六个团进行了大小三十余次战斗，除依城或据点固守的十个团敌军外，其余均被我击败。红二、六军团的赫赫战绩，给正在转移的红军以鼓舞与配合，给革命人民以希望。（3）红二、六军团依据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同时也保存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经历了数十次战斗，部队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扩大了一倍，成为中国革命坚强的主力红军之一。

（二）两次成功的会师是红军主力集结发展的转折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创建了一个大好局面。两军会师后，立即结成团结战斗的集体，为以后的胜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二、六军团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是在又团结又斗争之中进行的。由于与中央电讯中断，红二、六军团会师前不知道张国焘反对中央。张国焘虽于六月六日宣布撤销了“第二中央”，但对红二、六军团还是想拉拢，甚至想把他们控制在自己的手下。红二、六军团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径进行斗争的同时，对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十分强调团结。在朱德、刘伯承以及红二、四方面军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终于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促进了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红二、六军团会师，振奋了两支濒于困境的队伍，创建了一大块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一支主力红军；红二、四方面军会师，正确处理了党内矛盾，促进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两次会师都为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三）正确实施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保存并发展了一支革命生力军。

在三大主力红军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减员最少，保存力量最多。东霞、国琦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1）会打。他们把行动放在打的基础上，争取必要与有利时机，坚决战斗。在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的前提下，保存并发展自己。（2）会走。他们常常采取突然行动，轻装急进，声东击西，曲折迂回，灵活机动地转变自己的行动方向，威胁敌人阵地。（3）他们正确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甚至上层人物的支持与拥护，从而发展和壮大了自己。在毕节，各师团组织了抗日宣传队，许多工人农民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仅二十多天，就有五千多农民参加了红军。在红二、六军团的影响下，清末贡生周素园毅然参加了红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在忠堡战斗中俘虏的敌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在红军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担任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在长征途中俘虏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人中，有八百八十九名参加了红军。红二、六军团出色的统战工作，连外国牧师也为之感化。传教士弗雷德·勃沙特被红六军团抓获监禁了十八个月。释放后，他写过一本书，对红军进行了客观介绍。

参考资料

（1）张天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要》，《党史通讯》1986年第12期。

（2）东霞、国琦：《红二方面军及其前身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人民日报》1988年9月21日第5版。

（3）殷子贤：《试论中央派七军团北上、六军团西征的战略目的》，《军事史林》1987年第1期。

（4）曾静：《略谈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作用》，《江西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5）中共湖北省公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对红四、六军会师组成二军团的时间和地点的探讨》，《党史通讯》1986年第6期。

（6）郭占波：《红六军团的西征》，《党史研究》1986年第9期。

（7）周仁杰：《团结战斗在湘鄂川黔边区——兼论红二、六军团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支援》，《军事历史》1986年第3期。

（8）向同伦：《关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地址问题》，《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1期。

（9）范子瑜：《忆红二、六军团的后勤工作》，《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

（10）江文：《红二、六军团与中央通讯联络的中断及恢复》，《军史资料》1985年第3期。

（11）郭学旺、王德承：《论红二、六军团升编为红二方面军的战略意义》，《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年。

（12）王雅雄、袁胜：《红军长征中一支部队曾误入缅甸》，《湖南党史月刊》1987年第7期。

（13）张嘉选：《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青海再探》，《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