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决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问题研究综述

胡志彬

党中央在何时何地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为什么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存在着若干不同观点。

一、关于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时间和地点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认为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王志新、秦生等持这种观点。

王志新认为，红军在长征中究竟何时确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问题，过去有两种说法，一是在两河口会议以后就明确提出要去陕北，二是红军到达哈达铺以后才决定去陕北，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史实，正确的说法应当是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1）两河口会议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未提出去陕北。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建立川康根据地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显然，两河口会议并没有作出去陕北的决定。

（2）两河口会议以后，红军的行动路线有变化，而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则没有变化。八月六日沙窝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左”倾错误，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八月二十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虽然提出了同活动于陕甘地区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的问题，但这时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仍然是坚持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明确去陕北。

（3）俄界会议提出经过甘东北和陕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为了解决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所造成的危局，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今后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同时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会议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以便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首先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休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进取陕甘广大区域。这就是说，俄界会议虽然根据新的情况决定红军要去甘东北和陕北，但这时仍未明确提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4）榜罗镇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北上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九月二十七日到达榜罗镇，在此段时间里，党中央进一步得悉了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新情况，于是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

针对有人对上述观点的异议，王志新再次著文对长征落脚点的决定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说明。

（1）党中央早就知道陕北、陕甘边有红军和根据地，在过草地之前，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陕北、陕甘边的红军和根据地。例如沙窝会议决议提到：由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还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当然，这里所指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不是讲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是为了达到开辟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一总的战略目的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方针。

（2）俄界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去会合陕北红军，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根据所引述的俄界会议的原始记录，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放弃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不是在哈达铺而是在俄界会议作出的决定；不是到哈达铺以后才决定红军去陕北，党中央早就决定红军去陕北会合那里的红军和游击队，以开辟川陕甘根据地；俄界会议暂时放弃了川陕甘计划，决定红军去陕北的战略目的是为了会合陕北红军，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国际路线，此时中央还没有把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观念；缩编北上红军为陕甘支队，以及组织上的任命都是在俄界会议上作出的决定。

（3）哈达铺整编和提出“红军去陕北”，是贯彻俄界会议的决定。有几位革命老前辈的回忆录都提到，在哈达铺看到了敌人的一张报纸，知道了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党中央就决定“红军去陕北”。但是，据此就说党中央在哈达铺正式作出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甚至说“一张报纸定去向”，这未免流于轻率。因为：其一，现在还没有任何原始材料证明，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关于红军落脚点的重大决策；其二，俄界会议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陕北打通国际路线，到哈达铺后提出“红军去陕北”是贯彻俄界会议的精神；其三，上述说法同榜罗镇会议的中心内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就是说，如果在哈达铺就已经作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那么就不必在榜罗镇会议上再次作出决定；其四，决定“红军去陕北”和确定“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哈达铺时中央说过红军要去陕北，但这不等于说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就放在陕北。同样，敌人的报纸可能提供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新情况，这对中央作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甚至在看到敌人报纸以后，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些议论也是可能的，但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中央在哈达铺已经正式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

（4）榜罗镇会议确定以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榜罗镇会议召开前，中央又得到了新的材料，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并正式宣布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秦生也认为是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而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

（1）进入甘肃以前，党中央在制定川陕甘战略计划时，开始将陕甘苏区作为整个战略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对红二十五军情况有了了解，初期曾将陕甘苏区作为制定整个川陕甘战略方针的一个因素加以考虑。以后在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又进一步将陕甘苏区作为整个川陕甘战略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从使其与川陕甘苏区“连成一片”的发展方向上加以战略性的考虑。但党中央这时并未提出要走向陕北的问题，而只是在“北上抗日”的方针下，始终围绕着建立川陕甘苏区这个中心来考虑陕甘苏区这个因素的。

（2）俄界会议和哈达铺整编时，中共中央决定走向陕北，但尚未确定在陕北立足。俄界会议上，党中央虽然提出了走向陕北的问题，但仅仅是从取得国际援助，在接近苏联地区创建根据地考虑的，并没有在陕北立足的思想。从俄界会议到哈达铺期间，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在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下改变了原定的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意图，逐步明确了“首先要到陕北去”的目标。但这时党中央并没有改变俄界会议取得国际援助，在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继而再图陕甘广大区域的决定。可见，党中央这时尚未决定在陕北立足。

（3）由于党中央到达甘肃后，进一步了解到陕甘苏区的情况，到达榜罗镇后，又对全国抗日的形势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改变了俄界会议的计划，决定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在那里领导全国革命”。

（二）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刘煜、任学岭、杨材美等持这种观点。

刘煜、任学岭认为，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在巧渡金沙江后，要到陕北落脚就包括在党中央的战略目标之中了。如果要具体讲，则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红军到了甘肃南部哈达铺后，才明确决定的。这是因为：

（1）尽管中央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的补充决定中指出，要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帮助两军在他们所在地区开展游击运动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但当时红二十五军还在甘肃东部一带，所以不能说那时就决定要到陕北落脚。

（2）巴西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一方面是执行中央的原定方针，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脱离危险地区，避免同张国焘发生直接冲突。而且在张国焘未实施南下退却前，中央仍几次电示，希望他能北上。如果张当时回心转意，率部队北上，在更大范围内落脚是完全可能的，不一定非到陕北去不可。同时，对陕北的情况还了解甚少。

（3）到哈达铺等候七天后，张擅自南下了。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已无望，这时红二十五军已经到了陕北，同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了。同时从敌人的报纸上具体了解到陕北根据地仍存在，红军仍然很活跃。此时决定只有数千人的陕甘支队去陕北落脚，就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了。

（4）从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分析，贾拓夫、陈昌奉、李维汉、高朗亭四人同时讲到报纸的事，情节基本上是一致的。尤其是高朗亭在编写《西北红军战史》时，曾根据谢觉哉回忆，查对了《晋阳日报》，证实无误。同时萧锋当时任团级干部，能够直接听取毛主席的报告，并有日记为证。因此，中央红军最后落脚陕北的决定，是九月二十日到达哈达铺后作出的。

杨材美也认为，许多史料证明，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总的政治口号，具体的行动方针则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党中央和红军到哈达铺时，向何处进军，心中无数。两河口会议上曾提出过“打到宁夏，背靠外蒙”的设想，但未形成决议；俄界会议上也曾提出过“经过甘东北……在接近苏联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但具体路线未定，对那里的情况也不清楚。就在这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中发现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根据这一重要消息，中央才作出向陕北进军的决定。可是当时因时间紧张，迫于形势，对哈达铺所作的这一重大决策，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人们对这一段历史过程也很模糊。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李维汉、萧华等许多人的回忆，都说明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这一历史真相。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是当时参加制定行动方针的决策人物，李维汉、萧华、萧锋等是实施向陕北进军方针的经历者、见证人，相信老一辈当事者如此一致的回忆是不会有误的。这足以说明，红军长征去陕北的决定是在哈达铺作出的。

党中央在哈达铺作出去陕北的决定后，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实施，还作了许多积极有效的进军准备：第一，整编红军，将一、三军团，中央纵队，干部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第二，制定了佯攻天水，智渡渭河的作战方针；第三，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思想动员。

“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说法不符合史实。理由是：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消息，是在哈达铺获悉的，它是改变方针的重要依据；去陕北的方针确定后，在哈达铺作了许多去陕北的准备工作，这都是历史事实；哈达铺在南，榜罗镇在北，哈、榜之间相距几百里，红军九月二十三日从哈达铺出发，二十七日才到榜罗镇，时隔五天。这期间再未发现陕北的新情况。红军去陕北不仅是在哈达铺决定的，而且红军到达榜罗镇，已走完向陕北进军的一半路程了。既然陕北的消息是在哈达铺得到的，当时军情紧迫，红军向哪里去必须当机立断，绝不能拖到五天以后、几百里以外，盲目行动。再说，如果红军去陕北是榜罗镇定的，毛主席在哈达铺的讲话中，就不会提出去陕北“就是我们的目的地”。许多老前辈也不会不约而同地说，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了。

去陕北既是哈达铺决定的，为什么陕北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有红军去陕北是榜罗镇决定的记载呢？如果这个记录确切无误，那就是红军去陕北，是在哈达铺作的决定，在榜罗镇追议，在陕北追记的记录。它是程序性的补充工作。

（三）党中央选定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有一个过程。丁雍年、力平等持这种观点。

丁雍年认为，党中央选定陕北为长征落脚点是有一个过程的。

（1）沙窝会议曾提出红军到陕北去。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但到何处落脚，中央还心中无数。八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的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这是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2）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知道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情况。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后，必然要没法了解陕甘宁等省的情况。当时，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活跃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蒋介石为此专门采取了一些军事措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会有所反映的。而刚离开川陕苏区不久的红四方面军及来自陕北的随军长征干部，也会向中央提供有关情况。因此，党中央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的活动和红二十五军活跃在陕南的情况。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党中央已经知道了甘陕边存在着苏区及游击区域，因而要求主力红军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

（3）榜罗镇会议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进入甘南后，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正在陕北苏区，证实陕北可以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到哈达铺后，从敌人报纸上获得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明了要到陕北去会合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力平认为，红军长征中确定落脚陕北，是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尚有苏区存在后，中央领导人作出抉择，而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确定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六月二十六日两河口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并作出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时候，还没有提到陕北。八月二十日毛儿盖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提出“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但关于陕北是否存在苏区根据地，当时是并不确知的。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决定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并指出“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不过，当时还并没有确定落脚陕北。所以，直到九月十七日突破腊子口，中共中央知道陕甘有红军，有游击队，但不知道是否尚存在苏区根据地，也没有考虑到陕北落脚。

九月十八日红军占领哈达铺，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了陕北有苏区存在。据现在所知，当时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关于陕北苏区的，至少有下列内容：《大公报》七月二十九日社论《论陕乱》，八月一日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阎锡山七月二十二日的报告等。这些消息明确告诉中央领导人，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游击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内容都写入了洛甫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的“读报笔记”。因此可以认为，从九月十八日占领哈达铺到二十三日之间，中央领导人看到了国民党报纸上反映的情况，从而考虑了整个部队的战略行动。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当然，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决定，是红军继续北上到榜罗镇后，在榜罗镇会议上才正式作出的。

二、关于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的原因

对于这一问题，有关论述长征落脚点的选择问题的文章都有涉及，但又大多十分简略，只有极少的几篇文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林天乙认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以陕北作为长征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根据全国特别是北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陕北地区的各种主客观有利条件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华北事变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不可抗拒的革命历史发展潮流，北方的抗日民主运动更是蓬勃兴起，日益高涨。这种形势为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停止战略转移，立足西北，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2）陕北不但有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而且有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是中央红军理想的长征落脚点和革命出发地。

（3）驻防华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及其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等，不但消极内战，而且要求抗日的情绪正日益增长，有利于我党和红军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4）陕北邻近华北抗日前线，又非日寇急于侵占的主要目标，可作为红军今后抗日的可靠后方与抗日前进阵地。

历史证明，这一战略决策，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胜利结束长征，对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与华东，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孙德江专文论述了陕甘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原因。他认为，陕甘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在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具备了红军落脚的条件。

（1）陕甘根据地本身的存在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为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政治条件。陕北大片的苏区和众多的红军的存在，在艰苦转战一年之久的广大长征指战员心目中，树立起了革命的信仰，使他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华北事变”的发生，激化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也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妥协卖国的反动面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了愈来愈多的人们的反对，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蒋介石再要进行“剿共”，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就为红军结束长征，在陕甘落脚创造了机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结束长征。

（2）陕甘根据地红军的存在和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进攻而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以及反动派对陕甘根据地松散的包围，为红军落脚陕甘创造有利的军事条件。陕甘是国民党统治的薄弱环节，蒋介石仅动用了非嫡系部队对其包围，这是蒋介石利用打红军削弱杂牌军的一贯作法，也是蒋介石轻视陕甘根据地的表现，这有利于红军在陕甘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到达陕甘前后，陕甘根据地军事上的胜利也是红军立足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因素。陕甘红军一九三五年十月进行的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是其军事斗争的全盛时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直罗镇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3）陕甘根据地在经济上也有条件作为红军落脚点。陕甘并不是富庶的地区，比较贫穷，经济、文化、交通也都比较落后，这给革命带来了相当的困难。但这里地处西北高原，水草丰富，宜农宜牧，可耕土地比例大，发展农牧业有很大潜力。抗日战争时期大生产运动的成功就是明证。陕甘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对红军指战员基本的吃、穿、用是可以满足的，作为战争年代革命的大本营是一个理想的地域。

（4）陕甘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有利于红军安营扎寨。陕甘根据地地处边远地区，敌人难以形成严密的包围；这里北望华北，南接关中，易于扩大革命影响，左右整个形势；又处在抗日前哨，是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前敌指挥所；根据地地形复杂，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在这种地域是无能为力的，而红军惯用的游击战、运动战在此则可以大显身手。

（5）在陕甘根据地落脚，与长征的红军本身因素也有关系。中央红军在经过长达一年的转战跋涉后，急需要休整，恢复元气，陕甘根据地就恰好适应了这一要求。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内部矛盾，达到党和红军的团结和巩固，红军不能不觅地集中，收缩兵力，着手整顿。如果毛泽东率领的先头部队不选择陕甘这块根据地集结等待各路红军，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张国焘北上，而是一味地北上远离红四方面军，那么，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师是不可能实现的，红军的团结统一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把陕甘作为红军的立足点，也是红军当时的迫切要求。

中共中央正是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陕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红军本身的状况，毅然把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

三、关于“一张报纸决定长征落脚点”的问题

魏其荣对此进行了专题调查考证，作出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

（一）关于在哈达铺发现国统区报纸的几种说法及对“一张报纸”决定长征落脚点的疑问。

目前，关于在哈达铺发现国统区报纸的说法有以下三种：

（1）没有报纸的名称和数量，只是笼统地说“从报纸上看到”、“感谢国民党的报纸”等。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彭德怀自述》和杨成武的《忆长征》等著述中。

（2）“一张报纸”的说法。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叶剑英在长征路上》、《聂荣臻回忆录》等著述中，一般使用这一说法。

（3）报纸数量和种类较多的说法。陈昌奉一九七六年九月重访哈达铺时谈到有《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西安报》等，但没有谈到是哪家报纸载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刘英在《长征琐忆》、《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等回忆录中则相当肯定地说：“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

目前公开出版的党史读物大体上都采用了“一张报纸”的说法，连《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接受了这一说法。

（二）哈达铺发现的报纸种类较多，但登载红军消息的主要是一九三五年七八两月的天津《大公报》。

根据刘英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张闻天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在《前进报》上的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签署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这个时间是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驻留哈达铺的最后一天，读报笔记写于哈达铺无疑。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在哈达铺看到报纸的说法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张闻天的这篇读报笔记，共引资料十条，其中八条分别来自七月七日到八月一日的天津《大公报》。内容不仅有反映陕北、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同时也有反映红二十五军的消息。这对中共中央全面了解国内局势，尤其是西北根据地和红军及其周围的情况，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经查对一九三五年七八两月的天津《大公报》缩印本，张闻天读报笔记所引资料件件有据。从这两个月的天津《大公报》看，反映陕北、陕甘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有九条。

（三）在到达哈达铺之前，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有陕北苏区和红军。

这主要与陕北苏区形成的时间有关。陕北虽为西北建立党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就其苏区的形成和正规红军的建立来说则是最晚的。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七军均建立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这时中央在长征路上，与西北党组织毫无联系。在进入哈达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陕北苏区和红军与中共中央有联系，也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中共中央通过其他渠道得知陕北有苏区和红军。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决议提到红二十六军和甘陕边苏区，同时提到红二十九军和二十五军，却只字未提红二十七军和陕北苏区，这并非是疏忽大意。即使到了哈达铺，中共中央对陕北苏区有了基本了解后，仍对红二十七军的情况不知底细。张闻天的读报笔记没有涉及红二十七军。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后编写的《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也未提到红二十七军。

有人所以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根据地和红军”，主要原因是把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视为一体，而没有完全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陕甘边苏区创建于前，陕北苏区则形成于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二十六军成立，一九三四年初，陕甘边苏区已经形成，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当时是知道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内，陕甘边苏区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而这一时期，陕北苏区的党组织则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五年春，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建议，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联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统一领导两特委和两块苏区的斗争，五月，红二十六军与二十七军会合于陕北，经两个月协同作战，两块根据地始连成一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川西北形成的两个文件，证明中共中央此时已知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仍在坚持斗争，这很可能得之于红四方面军，但所知情况是有限的。

（四）“一张报纸”决定了长征落脚点的提法欠妥。

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一直考虑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中共中央是十分慎重的，在为时一年的战略转移中，关于落脚点的变化少说也有七八次之多。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对陕北、陕甘苏区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后，决定放弃俄界会议到苏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提出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但这一决定仍不是最后的决定。

一般党史读物在叙述落脚陕北这一重大决定时，只讲到了在哈达铺发现报纸和榜罗镇的决定，很少提到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这样，就给读者一个印象，认为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缺乏全面调查研究，未免唐突了一些。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对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有了进一步切实具体的认识后，方于十月二十二日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吴起镇会议还指出，正式的政治局决议“应在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商量后再发。”直到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时，才正式对长征作了总结。至于把陕北变成真正的落脚点，乃是西安事变以后的事。

总之，中共中央关于长征落脚陕北这一重大决策的形成，其主要依据虽然得之于哈达铺发现的天津《大公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可以断定，即使中共中央在哈达铺不发现天津《大公报》，陕北依然是长征的落脚点，因为中共中央在俄界时就已确定先到陕北，然后打到苏联边界。简单地把长征落脚点归结为是由“一张报纸”决定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参考资料

（1）王志新：《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何时确定放在陕北》，《党史研究》1982年第6期。

（2）王志新：《再论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党史通讯》，1984年第12期。

（3）秦生：《试论党中央“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思想的形成》，《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2期。

（4）刘煜、任学岭：《党中央何时决定到陕北试析》，《延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5）杨材美：《红军长征去陕北是在哈达铺决定的》，《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6）丁雍年：《红军长征是怎样选定陕北为落脚点的》，《延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7）力平：《长征何时确定落脚陕北》，《了望》1986年第26期。

（8）林天《略论中央红军长征中的战略转变》，《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9）孙德江：《试析陕甘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原因》，《人文杂志》1988年第5期。

（10）魏其荣：《关于“一张报纸”决定长征落脚点的考辨》，《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