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原因研究综述

高维良

一、关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认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张廷贵、袁伟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将近一年又一个月。虽然由于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中共中央连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使这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二）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

周宁认为，多年来，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观原因，而对若干客观方面的原因研究不够。中央苏区失利的客观原因，概括地说，就是敌人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力量强大，超过了中央苏区所能承受的限度。因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有其客观必然性。他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后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

（1）一九三二年春夏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得以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在名义上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后，面临的基本矛盾有三：一是蒋记中央政权与国内地方军阀及依附于他们的各类政治集团的矛盾；二是蒋政权与帝国主义（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三是国共间的矛盾。这三个矛盾不仅性质不同，发展不平衡，而且彼此牵制，导致蒋政权的内政方针的重心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首先，经过多次较量，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取得胜利。一九三二年春，汪精卫、胡汉民反蒋联盟瓦解后，其实力进一步得到强化，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势力集团几乎不复存在。中央政权为蒋独揽的趋势已十分明朗。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转入退潮时期。蒋利用有利的形势，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他们的政权进入了相当巩固与稳定的时期。其次，在十年内战期间，蒋、日矛盾从军事斗争方面看既具有猝然爆发、时断时续、逐步升级的特点，又具有局部性、间断性的特点。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海事变”得到调解。此后，中日之间的冲突主要在长城一线的北中国进行，对南京政府的牵制作用并不突出，这就为蒋政权全力“剿共”提供了条件。再次，十年内战时期，国共间的军事斗争呈两头松、中间紧的特点，“高峰”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之间。在此之前，蒋的反共军事力量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日本侵略的牵制，加之对红军战斗力的轻视，第一、二、三次“围剿”基本上是以杂牌军为主，投入的嫡系部队不多。“高峰”的下限约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撤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这期间，华北事变激起了全国各界抗日讨蒋的声浪，使蒋面临新的政治危机。加上其他诸种原因，至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剿共”军事停顿下来。总之，一九三二年是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纷争退潮和“九·一八”、“一·二八”危机过去，而长江中下游苏区与红军的大发展构成了对蒋政权的现实威胁，“剿共”便成为国民党内政方针的重点。

（2）敌人对中央苏区采取了“政治与军事”并举的“剿共”方针。第四次“围剿”的失败，深刻教训了国民党军政首脑，使其在实施“军事与政治并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上，统一了认识：在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准备方面，具有军事政治并行，政治准备为主的特点。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则具有军事进攻为主，政治手段辅之，以军事开路，以政治安邦的特点。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编练地方武装、新生活运动和特种教育、整顿吏治、农村合作运动、招抚流亡等措施。在经济上对中央苏区加强封锁。在军事上对国军进行以红军为作战对象的整编；购买先进武器装备部队；进行所谓“庐山训练”，提高“围剿”军骨干的军政素质。第五次“围剿”在具体部署上还有如下特点：首先，兵力密集，有一百万大军，超过中央苏区近十倍。其次，四面合围，不只从一个方向进攻。第三，不长驱直入，而是逐渐紧缩。第四，军事政治并行，即军队占领一地后，立即采取各项政治措施，以求巩固。

（3）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战略的推行，使中央苏区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一，苏区周围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白区内国民党政治、社会力量的强化，红白交界区“赤白对立”现象很是严重。边区党的机关、人民群众及生产与社会秩序，经常受到地主武装、团匪以及内部敌人的骚扰和破坏。这就使苏区向外发展受到阻碍。就连现有的苏区，特别是新区边区也难以维持。在这些区域中，人们的失败情绪、消极动摇，以致逃跑主义很严重。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敌人在后方实行总动员，在前方实行军事、政治并行的诡计，使敌人占领区的“巩固性”增强，失去的苏区要恢复较为困难。第二，生活必需品与战争物资短缺。敌人的封锁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生活必需品和作战物资的短缺。前者以粮食、食盐、煤油为甚。后者则以弹药、枪械、药物等最为严重。第三，兵力不足。“围剿”开始时，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大军，直接参加主力作战的约五十万人。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和战斗力较强的地方红军部队总兵力十万多。敌我兵力从表面看来为四或五比一，兵力对比十分悬殊。若计算综合战力，差距还不止五比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伤亡与敌相近，甚至多于敌人。非战斗减员情况较为严重。这不但严重影响了战斗力，而且无形中拉大了敌我兵力对比的差距。第四，红军破敌乏术。敌人堡垒推进、步步为营，并采取其他一系列避免被红军主力围歼的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始终未能大量杀伤敌人。当然，也无法阻止敌人的堡垒推进。随着中央苏区在地域上被逐渐紧缩，苏区的经济情况步步恶化，生活必需品和战争物资严重短缺，兵力、兵源的不足也日益显露出来。此时的国民党军由于参战部队多为蒋的嫡系部队，指挥较统一，计划较周密，部队间的协同较好，整个行动有条不紊。九月，各路“围剿”军打到汀州、石城、宁都、兴国一线，中央苏区被紧缩在一个纵横不过百里的区域内，在内线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丧失。

（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观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是主要原因，客观上敌人的强大是重要原因。

黄少群认为，关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多年来大家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进行叙述，即主观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是“主要原因”，客观上敌人力量的强大是“重要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对这一结论提出了异议，即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客观原因是主要的，主观原因是次要的，因而进一步认为中央苏区的失败具有必然性。

黄少群认为，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当作主要原因，其论证表面看来有些道理，但一经推敲，又均不能成立。其原因在于只谈其一，不谈其二；只列现象不究本质。毛泽东透彻地阐述过战争问题上的主观客观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革命战争从起始之初，敌人在各方面条件就比我们强大得多，但敌强并非绝对到底的强，我弱也非绝对到底的弱，这个强弱形势会发生消长变化，而变化的关键就是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第五次反“围剿”时，敌我双方的客观物质条件与前四次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蒋介石集中了更多的军队，采取了新的堡垒主义战术；而中央苏区的各方面力量也有了较大加强。敌人的客观物质条件虽大大优于红军，但绝非超过了中央苏区所能承受的限度。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是“许可”红军去争取反“围剿”的胜利的。只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才使有利条件化为乌有。

遵义会议决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我方的弱点是白区工作没有发展；游击战争和瓦解敌军士兵工作薄弱；各根据地红军缺乏互相配合，这些“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其优点是扩大红军达到了十万以上，还有充足的后备兵源；解决了财政、粮食与其他物质的需要；苏区内部基本上比较稳固，“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敌人的优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配合进攻，兵力大大超过红军；有充足的财力；采取了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这“造成了我们粉碎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其弱点恰恰也在堡垒主义上，它疲劳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的依赖性，脱离了堡垒即失去胜利信心；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堡垒限制红军行动。所以敌人多于我们数倍以上以至几十倍的兵力“不是可怕的”，而“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只要我们灵活的、艺术的、出奇制胜的运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可是，由于博古、李德主观指导上的错误，我方的优势未能发扬，我方的弱点却在战争过程中不断扩大，因而也未能利用、扩大敌人的弱点，以灭杀敌人；相反却让敌人利用了我们的弱点，特别是利用了我方主观指导上的错误，使他们的优势得到了大大的发挥。正是由于博古、李德的指导错误，才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其目的。

由此可见，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推行的“错误路线”即所谓“单独防御路线”，才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其他如我们工作的严重弱点和敌人力量的强大，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而并非“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决议对这个结论所作的详细而深刻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四）敌人对第五次“围剿”虽然作了一系列准备，但还是能够打破的。最后失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错误指挥的结果。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虽然有客观上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错误指导的结果。

（1）为了“围剿”中央苏区，国民党军作了一系列的准备。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并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的各项准备。第一，继续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实行军政一体化；第二，推进“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第三，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第四，同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勾结，乞求援助，取得了大量借款；第五，改编部队，适应山地作战。

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特别是大力推行堡垒政策，给红军反“围剿”作战增加了困难。但是，他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一是财政状况拮据，人民反对内战；二是国民党军对红军的恐惧情绪与日俱增；三是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上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广大爱国官兵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日益不满；四是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其他各派军阀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所有这些，对于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都是不利的。

（2）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全面推行，使红军和苏区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最后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

本来苏区人民和红一方面军有多次打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丰富经验，并对打破第五次“围剿”亦充满信心。特别是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上，都为打破敌人的“围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一，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苏区面积扩大到约六万平方公里，拥有三百万人口。第二，苏区的经济建设得到发展。一九三三年的农业较一九三二年增产百分之十五，有些县增产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超过了历年生产最高水平。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和手工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公营工厂发展到三十二个，规模逐渐扩大。其他如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医药、卫生等事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第三，红军和地方武装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三三年五月至十月，参加红军的有六万余人，十一月至十二月有二万五千余人。从而使红军迅速发展到十万人，并不断得到兵员的补充。同时，地方武装也得到加强。所有这些，为反“围剿”斗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继续采取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

一九三三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加紧推行“进攻路线”，命令红军和地方武装“以革命的进攻来粉碎反革命对于革命的进攻”，并把此定为党的“基本的总路线”。同时，要求全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为了扫清全面推行“左”倾路线的障碍，他们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和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大力推行“左”倾土地政策，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五月十二日，临时中央决定增补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军委主席职务。实际上由博古等把持军委大权，在瑞金发号施令，指挥部队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中央红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虽然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顽强地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予敌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战略指导的错误，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中央苏区。

盖军认为，遵义会议决议指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领导上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首先，应该承认客观上的困难，只讲主观、不讲客观是不全面的。蒋介石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是能够粉碎的。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首先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而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则日益不得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其次是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可以利用矛盾。同时，红军有了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主力红军已发展到八万余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很大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党、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较密切。存在这些有利条件，如果有毛泽东指挥，或按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挥作战，完全有可能粉碎第五次“围剿”。但是，“左”倾冒险主义的党中央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全面推行错误的战略方针，这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必然失败。

第i次反“围剿”在几个环节上的战略方针都是错误的。第一，没有进行必要的反“围剿”的准备，使红军仓促应战。敌人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就开始进行“围剿”的准备，我们不仅未做准备，反而采取了分兵主义，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其结果，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使红军在敌人重兵进攻前，处于仓促应战的被动局面。第二，反“围剿”的开脚第一步就走错了。在强敌占领黎川后，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经过九月至十一月近两个月的多次战斗，不仅未能战胜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第三，拒绝实行统一战线，丧失了粉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左”倾的党中央继续推行关门主义政策，坚守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信条，拒绝同十九路军联合。第四，消极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拚消耗。广昌战役后，仍错误实行“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的方针，继续同敌人拚消耗，直拚到中央苏区仅余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汀州等县一小块地域时才仓促转移。

二、关于中央领导人在长征初期所犯错误的实质，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长征初期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这是长期以来被普遍认可的观点。《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认为：“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认为，十月初，敌人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转移到湘西与第二、第六两军团会合。”王廷科认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突围后，党中央领导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实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长征初期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朱崇如认为，中央领导人在长征初期的错误，仍然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继续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而不是逃跑主义的错误；是“左”倾性质，而不是右倾性质。什么叫“逃跑主义”？刘伯承说：“逃跑主义者是怕死鬼。”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举过“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作例子。显而易见，红军长征初期所犯的错误，不属于这类“逃跑主义”。

朱崇如列举了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各项准备后认为，红军长征的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伍修权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聂荣臻说：“现在看，如果不从江西出来，局面还未必发展得那么大。”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央苏区突围进行长征，这件事是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它不是仓皇撤退，也不是无目的逃跑，不能说成是“逃跑主义”。长征初期，中央领导人犯的主要错误是：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他们不承认“左”倾错误，不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冒险主义造成的；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应制定相应的政治军事路线，而是继续以“左”的错误思想指导，提出不切实际的口号来动员群众。由此可见，他们仍然没有从“左”倾错误路线的失败中醒悟过来。第二，在军事指挥上，当时中央领导人不顾红军长征将从有群众基础的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转移到运动战；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极其艰苦的战斗，仍然组成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的后勤部队，使行军作战遇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部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这也是实质所在。第三，在长征目的地上，中央红军原定长征目的地是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的苏区以立脚。在行军中，敌情已经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毛泽东提出了正确意见，改变了方向，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由此可见，当时中央领导人在红军长征初期的错误，无论从指导思想和军事指挥上，无论从现象和实质来看，批评他们仍然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恰当的，说是“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是不恰当的。

（三）中央红军的战略退却势不可免，是有计划的行动，决不是逃跑主义。

曾景忠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退却本身不是逃跑主义行动；尽管在战略转移的初期，军事上有一些缺陷和失误，仍然不能认为长征初期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他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1）当时的战略退却势不可免。讨论中央红军战略退却是否存在“逃跑主义”错误，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而首先必须弄清的则应是战略退却的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只有对长征前夕中央根据地的困境和战局的危殆有一个明晰深切的认识，方可判明战略退却是不是势所难免。第一，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红军在反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一是福建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得以集中全力进行“围剿”苏区的战争，使根据地越缩越小；二是扩红工作虽曾多次掀起高潮，但扩红任务难以完成，兵源逐渐枯竭，使反“围剿”战争难以为继；三是敌人的严密封锁，粮食供应困难，生活必需品缺乏。总之，从当时苏区严重困难的形势看，反第五次“围剿”战争已无法支撑下去，不采取战略退却，只能坐守待毙。第二，战局失利，情况非常严重。在战斗中红军消耗巨大。虽然在一些战役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红军被动、失败的战局。战局的严峻形势决定了，如果不愿将红军实力在反“围剿”战争中拚光，就只有主动转移出苏区。由此可见，长征前夕，根据地和战局的竭蹶情势表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退却势不可免，战略转移的决策是正确的。

（2）战略退却行动决不是逃跑主义。就革命的战略策略方针和原则而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规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许进攻，不许退却。从军事战略看，任何战争总离不开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当红军处于不利形势下，不仅在根据地内不能击破敌人“围剿”，甚至连自己也有可能被敌人完全消灭之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只能实行退却，争取在新的有利的条件下再去消灭敌人，这一战略转移的决策和行动是没有错误的。刘伯承说：“红军主力损失颇大，敌各路已逼进赤区中心，此时从事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应该退却保守红军实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去作战，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区。”这表明，当红军败局已定，内线作战无胜利可能时，为了保存红军实力，进行转移退却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战略退却行动决不是逃跑主义。

（3）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有计划的行动”，不是惊慌失措、仓猝出动。中央红军自广昌战役后，就在人力、物力、组织、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战略转移的筹划准备，有人列举了十方面的准备工作。但大家对长征准备工作的估计和评价仍不很一致，关键在于：这次转移究竟是不是惊慌失措，仓猝出动。第一，关于政治动员问题。有些论著说，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未作政治动员。事实并非如此。长征前夕，以张闻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作准绳，在干部和指战员中作了一定的政治动员。但政治动员有缺点，动员迟，范围窄，此外组织制度不严密，战略转移问题未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突围前夕，政治思想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口号是“反攻”。在战略转移过程中，虽然过于机械的保密观念导致政治动员工作的缺陷，但也不能不看到严格的保密对战略转移的成功所起的积极作用。因此，由于严格保密而造成政治动员的不够充分，把这说成战略转移时惊慌失措逃跑主义，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第二，关于“一面预备突围一面捍卫中区”问题。中央领导人从开始筹划转移到最后退出中央苏区，其间有五个多月时间。这一事实不能证明中央领导人一定有惊慌失措的逃跑主义。倘若果真惊慌失措，有逃跑主义思想，合乎逻辑的做法是，一旦作出转移的决策，不管准备是否停当，时机是否适宜，就仓促突围，不会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抵御半年之久。并且五个多月的准备工作是一步步深入，一步步加紧的，中间未出现反复和中断。看不出中央领导人对战略转移的决策犹豫。至于迟至半年才突围，是由各种原因决定的。既然决定退却后不能立即突围，就势必会出现一面预备突围，一面又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这种看来矛盾的现象。因为不在前线作坚决抵抗，就不能保证突围准备顺利的进行，但这样也就不考虑有生力量的保存了。中央在几个月时间内，一面组织抵抗，一面在其掩护下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这也不是惊慌失措，更不是逃跑主义。第三，关于突围“仓猝”问题。突围出动是否仓猝，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突围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完成没有？一是时间上能否容许再从容一些，即延长主力从前线撤离至突围战役打响之间的时间距离。突围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应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兵贵神速。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事实上也不允许用较长的时间来进行动员、休整。主力撤离前线的时间稍长，敌人即会觉察红军的战略意图。主力撤离前线至突破封锁线，时间只能是短促的。

从以上三方面分析，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系“有计划的行动”。从决策到突围，事先经过充分的准备，不能认为战略退却和突围是惊慌失措，仓猝出动，也不能认为是逃跑主义。

（4）突围战役中的失误不能与逃跑主义划上等号。中央红军战略退却初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有一些重要失误。有些论著将这些失误列为逃跑主义的内容。第一，大搬家的行动。战略转移时捆扎包装了许多粗重机器，辎重过多，专门担任运输的就有五千人。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这种做法源于一种幼稚观念，认为转移就是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中央领导人对长途搬运物资的困难，严重影响行军速度、影响红军战斗力的情况均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这是机械主义的搬家行动，反映了害怕丧失财物的保守心理。但不能把这一失误说成逃跑主义。第二，对转移目的地和行军路线的机械选择。在转移准备阶段，确定湘西为目的地，但对征途上的困难估计不足，对万一不能实现战略意图应取何种方案缺乏预谋。行军路线按地图上标明的直线行走，往往要进行不利条件下的搏战。中央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不机动灵活，陷入了机械主义，这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缺乏丰富的军事经验有关，但很难与逃跑主义联系起来。第三，避战主义。避战主义无疑与逃跑主义有相似之处，即不是积极地寻机与敌人作战，而是消极地躲避与敌人接触和作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转移本身含有避战性质，因为打不赢才走的。战略转移是退却，退却是防御的继续。它的直接战略目的是先保存自己，以图将来消灭敌人。战略转移主要着眼点在走，不在打。它本身不是进攻，其暂时目的还不是消灭敌人。就这一点说，避战是战略转移的伴生物。战略转移的基本目的是走不是打，但不打，不作战，也无法保障顺利地转移。这里存在打和走的辩证法。对战略转移中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战斗估计不足，遇到有利战机，该打不打，显然是错误的，避战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这里。这种避战主义产生的根源仍是机械地认为要达到目的地放下行李后再打，以为战略转移可以径情直遂地达到目的。在避敌避战方面它与逃跑主义虽有相似处，但在实质上与害怕敌人一味逃窜的逃跑主义仍不能混为一谈。

三、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原因

周恩来曾经指出：“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拚消耗，拚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7页）所以，一般研究者都认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结果。

赵小石认为，如果从红色政权当初发生、存在的原因来探究红色政权以后大部丧失的教训，我们就会感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表象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发人深思的历史必然。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战争”渐趋平息，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形势。

我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初经验告诉人们，各红色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与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是相伴而生的。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分析表明：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前提。然而，军阀混战造成的并不只是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它同时还造成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总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混战的军阀中，地方势力渐趋衰败，而蒋介石派则逐步巩固了中央地位。三年军阀混战造成的以上两个并存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性质与军阀纷争完全不同的对峙局面，即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对峙。这固然反映出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但同时也潜伏着新的于革命不利的因素。首先，从政治形势来说，军阀混战的基本结束，使得红色根据地得以大发展的客观有利条件在逐渐消失，而蒋介石却得以集中全力对付红军。其次，从力量对比来说，根据地与反动派的对峙，是一种难相匹配的对峙。固定的、连续的、持久的内线作战于我是非常不利的。尤其当着敌人采取堡垒推进战术时，红军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围剿”就遇到了新的困难。第三，从战略态势来说，中国南半部比之北半部，敌人统治较为强大、巩固，是政治、经济的重心所在。而革命根据地，除陕北外，均处南方，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成为敌人集中力量进攻的主要目标。这种军事态势，发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敌我之间，于我显然是非常不利的。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相继陷落，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投下了阴影。

（2）“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全国政权的取得相联论述，其间规律，已从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得到证实。但在十年内战期间，它却没能马上成为现实。这原因就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原来意义上的“全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取代了原本日益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样，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发展，就不仅仅取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它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民族斗争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地域范围问题就突出起来，由此不能不影响到红军的战略转移，它客观上要求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战略转移，以适应迫在眉睫的中日民族斗争形势的需要。

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当时的党中央一方面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鲜明地表明我党和红军在民族危亡关头的坚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切实际地主张“积极发展革命战争”、“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统治”，并认为这“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这说明，当时我党还未能自觉将北上抗日与红军战略转移相联系来认识。直到红军开始长征，我党也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当时形势在曲折中表达着自己的要求。然而，历史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总是要在曲折的发展中一再顽强地显示自身规律，人们也往往要经过失败的教训才能痛切认识客观规律的不可抗拒。长征一路，红军都在寻找一块立足点，但终未成功。最后竟在原本没有料到的陕甘站住了脚。党和红军立足陕甘，方得以直接面对华北危机的形势。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更真切感受到民族危亡的紧迫和严重；也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或许才真正恍然大悟，民族矛盾的急剧变化，为红军提供了有利转机。这正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形势下，红军战略转移的必然性。

（3）我党自身的不成熟，决定了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

中国红色政仅能否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正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党的政策发生重大错误，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才造成红军被迫长征而不是主动转移。而王明路线能在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又恰恰说明我党当时仍处于幼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军战略转移的被动形式——长征，是难以避免的。

对于红军必须实施战略转移，党内虽然还没有人能从政治战略的角度提出，但确已开始出现反映当时认识水平所能达到的、合乎客观实际的正确意见。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毛泽东、彭德怀曾提出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的主张。这些正确主张如被采纳，无疑将成为红军战史上空前规模的、大胆主动的突进行动，这很可能成为伟大战略转移的开端。然而这一正确主张却被“左”倾的党中央批评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拒不采纳。事隔半年之后，毛泽东两次提出红军主力转移湘中的建议，又被否定。这样，红军只有踏上被迫转移之途了。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之被拒绝，正反映了当时党的幼稚。这种幼稚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才被克服。

如同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样，红军长征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毛泽东在总结根据地成因基础上形成的红色政权理论，为我们探究影响着红军长征的历史合力提供了真正科学的线索。变化了的国内政治格局、上升着的中日民族矛盾、不成熟的我党当时状况，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构成支配红军长征的内在必然性。红军的战略转移，尽管在其开始是被动的较为盲目的，但它毕竟顺应了这一客观规律。当我党在长征实践中逐渐提高了对它的认识，开始化为自觉行动之后，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马树功等也认为，红军长征，实行战略大转移，这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客观条件和我党主观方面的条件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1）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革命的正确道路，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发展了红军，创建了大片根据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转移。当蒋介石政权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并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后，就把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尤其是从南北两翼构成对南京政府严重威胁的中央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当成进攻的主要目标。我党和红军要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之地继续存在，已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再图发展就更无可能了。

（2）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敌人也决不让红军在南方存在和发展。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四年的四月间，蒋介石向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所使用的兵力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五十万到一百万，几乎是成倍的增加，一次接一次，红军几乎得不到喘息、休整的机会。敌军指挥部的规格亦越来越高，直到蒋介石亲自出马。与此同时，他还调动军队对各根据地进行“围剿”，大有不消灭红军决不罢休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胜利了，敌人还会来第六、第七次，甚至更多次的“围剿”。如果再勉强在这里坚持，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

（3）“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如果我党和红军仍坚持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不转移到北方抗日第一线，就会在民族斗争失去人民的支持，处于孤立的地位。因此，民族斗争的需要也决定了我党领导的红军必须实行战略大转移。

（4）从我党自身的情况看，转移也是必要的。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九·一八”事变后我党丧失了与国民党实行联合抗日的时机，反而促使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联合。在此之后，我党如再不转移，势必形成在南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态势，而这在当时我党我军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尤其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是完全不可取的。再往后，日军南下、西侵，国民党军队向西撤退，又势必造成我党我军与日军正面对垒和决战。这也是不能允许的。

由此可见，实行战略大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立足点，确有其历史必然性。但这次转移采取了“长征”的形式，主要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如果第四次反“围剿”一结束，我党我军就能乘胜主动地、有计划地实行转移，在较近的范围内选择新的落脚点，也许还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