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谈长征

我国共产党势力，年来伸张极速，毛泽东、朱德、徐向前、贺龙、萧克等部红军，已成为中国的一强大力量。当红军初起时，本系星星之火，迄今则成燎原。毛泽东朱德部红军原系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时朱德率领之叶挺贺龙残部及毛泽东率领之湘赣农民军会合而成，南京及各省军队征剿已历八九载，但毛泽东朱德部实力有增无减。年来蒋介石亲身督剿，步步筑碉，满拟一鼓歼灭之，不料毛泽东、朱德早见及此，于去年十月中突围西走，由湘粤边而入黔，逗留于黔川滇三省一时期，最后竟冒险突过金沙江、大渡河（此二河均为长江上游，河宽水急）而入川，与川北徐向前会合。现在中国两大红军会合，声势大振，且军事重心，已由东南而移到西北。

去年十月中旬，南京军队已占兴国，红军即突围西行，我也被携同走。这次行军，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在黔北之遵义府休息十余日，以及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县地界休息五日以外，不分晴雨，终日行军，由江西而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足迹几遍大江以南，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历尽无数高山大川，而与徐向前部会合。

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以后，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毛泽东朱德部破围之时，除在江西留有小部队外，毛泽东、朱德率领退出江西之红军人马兵夫，将及十三四万。共产党要人几全体随军。各县共产党中下级干部之随军者有万人。并有妇女干部一二百人，均腰悬短枪，脚穿草鞋随军出走。此辈娘子军，均系身体强壮，健步如飞者，常在卫生部招呼伤病兵，有时竟能充夫子抬伤病兵。

红军当时之喜悦，真是无以形容。红军政治部印编一歌曲，系用中国马号进行曲旧谱，教红军兵士唱，因此我所在之总卫生部之二百多个看护生（都是十五六岁者），天天高唱入云。这一歌曲之调句是表示红军之喜悦和对于蒋介石之碉堡政策的讥笑。歌词云：“共产党领导真正确，人民拥护真真多，红军打仗真英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意即国民党军之碉堡），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不仅在于有军事力量，而且在于深得民心。即如红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而且湘南各县在几年前，毛泽东、朱德在此活动时，已有居民加入红军者。故此次红军路过时，此辈红军之家属，闻风早在路口探问其子侄还在红军否。

红军之所以能得民心者，不仅在于乡村农民拥护红军“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土豪劣绅的谷米分给农民”之宣传和行动，而且在于军队有纪律。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中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我已记不清），确使红军兵士遵守。不说旁的，即如进延寿圩（湘南大镇）、宜章城时，红军所用钞票，均按日兑现。所以除几家大店主自惧有土劣之嫌者逃走以外，全城店铺照常营业，而且莫不利市三倍。

红军之能够翻过越城岭之西延山脉，而且在此山高人迹稀少之区，未受损失者，确是红军上至首领下至兵夫具有刻苦耐劳与其他各种优点，而这些都为国民党军所不及者。

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也兴奋了。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路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从山顶到唐庄，名为二十里，实在将近三十五里，所以大家又走了一节黑路，当晚就到唐庄宿营。

八十里路的老山界，比之后来红军所过的高山看来当然不算高。但是红军在高山上两天两晚的不断的行军，而没有多少掉队落伍的兵夫（卫生部的病员都到齐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实在是由于红军中兵夫的团结，同时在山上行军中，红军政治部能设法以减少行军疲劳及提起行军精神，如用宣传棚等等，这确是他们设想得周到。

红军在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困难之一，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究竟是谁烧的呢？开始老百姓传说是红军烧的，但是事实上我不能完全相信，因为许多镇市在红军未到前已在火烧了，这样难道红军自造困难吗？把房屋粮食统统烧光，岂非使红军自己无处住无处吃吗？后来这个事情水落石出了。当红军驻广南寨（广西龙胜县之西北）时，我们总卫生部于次晨集合于广南寨镇外田野间而快将出发时，忽见镇内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系有人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即下令警备连回镇搜索，忽然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的人来。一问他们，都是广西口音，就供出他们是龙胜县政府所派，专烧民房，每日得大洋二元，作用在一方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一询其何处得来军衣，均说县政府捉获红军之掉队落伍兵夫，杀之而剥去其军服，即由所派之放火人穿上红军军服，冒充红军。放火之后，使居民愤恨红军。这几个人已放火烧了好几个镇市了。他们穿上红军军衣，冒充有病而掉伍者，天天随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之侦察队，在红军将来时，先放火烧屋。

总卫生部长贺诚当然不是一个笨人。他听了他们如此说，一方面即传令部队大家去救火。救熄后，召集全镇居民来开会，当场要这放火的冒充红军的七八人在居民面前自供。结果，几百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人一顿拳足，打得那几个人快气都没有了。贺诚忽然又劝止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是残酷的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那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一经贺诚的演说，数百居民众口一声要求枪毙这七八个人。结果把这七八个人拖到镇外去了，大家跟着去，一会儿又回来在一个空场的角上的桌子上领洋钱。忽一会就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结果就有一百多人连续的写上名字当红军了。

我于此事深深感觉，桂军领袖白崇禧氏，虽有小诸葛之称，但派人纵火以嫁祸于红军之举，终属太惨，且也不智。如广南寨之事，岂非反增居民对于地方当局之恶感而助红军以取得民心乎！

红军一入贵州，更尽力在汉民苗民中活动。红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并鼓动苗家汉人到当地平日压迫汉苗贫民之区公所长等的家里，把财物谷子散给汉苗民。间有缴获民团枪支者，亦发给苗家，武装苗民。红军时时防备不使引起与苗家的冲突，而且处处给苗家以利益。如红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红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

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萧克由湘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贵州汉苗贫民之所以拥护红军之主张者，不仅因红军之活动的结果，亦由贵州当地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成。贵州人民受军阀之压迫，亦非江浙人士所能想象，军队则抽丁、苛捐杂税、勒种烟苗，使农民之生活，终年辛勤而不得一饱。此次红军入黔，侯之担已勒收过两次“剿赤”捐。军队既不能卫民而反是害民，此实为共产党取得人心之一大助力也。

此次红军入黔北后，确使红军得到极大之收获。

收获之一：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一补充。红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之两师与南京追剿军薛岳之两师。此种小军阀在“剿赤”声中不知淘汰几多。平日鱼肉人民，一旦有事，则兵败师丧，而以枪弹济红军，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

红军收获之二：使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而这十二天的休息，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当时红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日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红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然而侯之担、王家烈等小军阀之命运则均至末路矣。薛岳用彼等以当红军之锋，借红军之力以除其实力，结果王家烈、侯之担实力一完，不是枪毙，就是下野。南京军此种办法，莫怪各省当局均有飞鸟尽良弓藏之叹，大有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之慨。因红军只在乡僻之区，而南京军名正言顺，则可以取其地盘，驱之以御红军，而使其实力丧失也。惟此种情形，亦是俗语所云：“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薛岳之被命为追剿部队，亦非薛岳所愿也。

红军收获之三：莫大于收获人心。因红军在黔东之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已风传黔省。因此遵义城之商民非但不逃，而且孤儿习艺所、学校学生及商民贫民等成群结队，悬旗欢迎红军，旗上高书欢迎苏维埃政府毛主席，欢迎红军总司令朱德。毛泽东、朱德在欢迎声与爆竹声中进入遵义城，在城门口空场上与欢迎代表一一握手后，即略略与欢迎之民众讲一些话，并表示感谢欢迎，红军愿为黔民解除痛苦。

红军一方宣传，一方招募红军新兵。十二日中有四五千人加入红军。此辈均系川黔滇籍之贫民或退伍者，对于川黔滇之地方情形均熟悉。此辈加入红军，对于红军有莫大之作用。以后毛泽东、朱德之能转战于黔北者，此辈出力甚大也。

云南之民族问题，值得注意者，龙云为彝家，云南军队与政府中上级官员，都属彝家，汉人则受压迫。故红军未到威信时，在某一乡村中，曾有北京大学毕业而曾任云南某县县长者，晤红军首领，愿率当地民团并可号召各县民团助红军进攻云南，为汉人解除压迫。红军在此区域时，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以取得汉回苗各民族的同情。以后，红军曾以罗炳辉（云南人，久在云南军队中服务，曾属朱培德部下。早为秘密共产党员。在江西吉安为民团指挥时，率几百民团加入红军）的九军团在毕节、宣威、东川一带活动。汉回苗民之加入红军者五六千人，震动全镇。滇民盛传红军有一云南籍之罗军长要回滇驱逐龙云。罗之声名，亦以大振。但红军虽反对龙云彝家压迫汉回苗民，同时却对一般彝民，则以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民族主义等等进行宣传。

红军原定计划本拟由威信继续西进，渡过牛栏江而入川。但在威信休息一天之后，忽然又向东回，恐系当时局势不能过江，故不冒险。但红军之忽然折回黔北，确出川黔军队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与红军并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扼阻。而红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红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红军此种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红军此次所以能连胜王家烈部与吴奇伟部之原因，一方面因红军之有顽强作战之能力，而且红军兵心之团结一致。当犹国才二进桐梓城时，红军政治部所派之地方工作团中有一儿童局书记（即专在儿童中活动者），年仅十三岁，由江西随军来，当时被犹军截断于娄山关附近之高山上，与红军失去联络。但此十三岁之童子毫不惧怕及失望，竟日夜爬山，走了两天三夜，终于与红军会合。闻此童子在行路口渴而找不到一点水饮时，实在口渴不能耐，曾以自己之小便盛之于口杯中而饮之，以解口渴。此亦可见红军团结之坚矣。同时其中另一原因，因红军中有大部黔省新兵。此辈在未当红军时，愤恨黔省当局之苛捐杂税，使之生活不安，故作战时据红军云新兵极勇敢。且此辈新来之黔籍红军均熟道路，几次带领红军由捷径包抄王军及吴军之后，包围王吴两军而缴枪。故红军沿途打仗，非但未有极大减员，而且能到处熟知地理者，正由于红军每到一地，即鼓动当地居民加入红军，而在作战时，则得此辈之助也。

以我猜测，红军南渡乌江，即思入川。但红军则故向东，佯攻瓮安、黄平，待南京军东向及滇军出滇而向贵阳时，红军忽然向西南插入贵阳，竟由贵阳与龙里之间通过，以佯攻贵阳姿势，而以主力占领定番、长寨、紫云、贞丰、安龙、兴义等各县城，并渡过北盘江。红军此种机动，确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而当时滇军四旅已入黔，红军反得乘空入滇，毫无阻碍。南京军、川军、黔军、滇军，均落于红军之后。故红军得一路无阻，到处缴少数滇军之枪械，占领滇中许多城市，截断昆明通黔之几条汽车路，而得从容渡过金沙江。

红军之渡过金沙江而仅凭此六只破烂之船，国人未目睹此或不信之。但事实红军确仅仅靠这六只破船以渡江。当然红军之所以能如此从容渡江，最大原因，是由于南京军、滇军中了它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故有充裕之时间渡过全部人马。而且全部渡完两天之后，追军才到，所以掉队落班者亦极少。但另一原因，则因红军之渡河技术，有极好的组织。试想，如无较好的组织，则在渡河时，人马拥挤，一不小心，小船即可翻身，而船只稍有损失，即将延长渡河时间矣。故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我曾见红军总司令部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产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表明坐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而红军之对于服从命令纪律之严，亦非国民党军所可及。即如红军中军团长师长渡河时，亦须按次上船，听命于渡河司令部，不稍违背。红军之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而同时极好的组织船夫。船夫第一天只有十八人，后闻增加至二十七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者，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共产党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闻每天日夜工资现洋五元。且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产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菜蔬只吃青豆。语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诚可信也。并闻渡河以后，共产党即毁船，船为当地彝家领袖金土司所有。但念船夫之生活暂时将绝，故每人除工资外，各给现洋三十元，因此船夫中有大部对红军有好感而随红军入川者。

红军所过之彝民居住之山，共有彝民十余部落。当红军之前卫团出大桥镇上山二十里时，即有三个部落之彝民在前后及左翼包围红军，意欲缴枪。但红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声明共产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当时红军领袖即与当前的一部落名“沽鸡”者以鸡血充酒，与彝民领袖共饮，表示歃血为盟共打刘家。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落彝民非但不打红军，而反被红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红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十余部落。此后红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送羊欢迎红军于道旁。红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

但红军即使有两船，并不易渡过大渡河，因河之北岸有守军一营，船只不能接近对岸。且当时船夫早逃，没有驾船之熟练工人。但红军终于击溃对岸刘军而渡过大渡河。此事亦为红军据以自豪者。但即以我之旁观者目光视之，亦觉红军之士气勇敢及共产党团员之奋不顾身有以致之也。

据闻渡河经过如此：红军领袖获得两船之后，即拣选十七个共产党团员，中有几个为江西、福建之木船工人。十七人即携梭标、步枪、驳壳、手榴弹及机关枪，驾着船，不顾一切，向河之北岸驶去。河之南岸，红军则布置机关枪及迫击炮之阵地，并配置有特等射手，以配合船上的强渡部队。

当红军所驾之船离南岸时，刘军即对之射击。但红军不稍畏缩，勇往直前，竟抵河之北岸，当即一跳上岸。虽刘军对之射击，但只有四个受伤者，其余则一齐扑至刘军工事内。此时刘军一方惊于红军之英勇，胆气已寒，又加河南岸红军之机枪迫击炮瞄准射击，刘军几不敢抬头，而渡河之十余红军即占刘军工事而缴其一部枪支。闻刘军有一机关枪手，正拟至高山阵地架机关枪，行不十步，即被对岸红军之特等射手射倒于地。因此刘军全部向后退上高山。红军即抢守工事制止刘军向下，一方则重驾船返至南岸载红军渡河。待红军渡过一营后，红军即向刘军冲锋。刘军兵心已寒，全部溃败，红军即占高山，乘势向刘军猛追，闻刘军大部被其缴枪。此次战役，红军在队伍中大施宣传及奖励此十七个抢渡大渡河者，尊之为英雄。的确，我虽非军人，但在军队中服务已有几年，强渡河流之冲锋部队亦已见过不少，但在如此水宽流急之大渡河中，能以十七人驱逐敌军一营，占领敌垒，却未之见也。故共产党常以共产党团员为红军模范。此辈共产主义者常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自任，此诚非国民党军及其他一切军队所可比拟也。

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之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西康则系游牧区域，粮食宿营，两感困难。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追剿部队虽感困难，但有后路接济；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红军虽经化林坪之降雪高山，虽经水子田之泥沟小道，但红军兵士人人面有喜色而未出怨言。此无它，因此时红军军心一致，坚信必可与川北红军徐向前部会合，而同时人人自信在天府之国之四川发展，不但有无限之前途，而且可以由四川北出陕甘，可径与日本军队开战，实现共产党几年来抗日及收复失地之主张。故红军至天全时，部队中有一歌曲，词云：“（一）目前中心的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二）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三）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四）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这一歌曲之词句，即可见当时红军情绪矣。

以我旁观者之地位观察，红军部队之所以坚固与有战斗力，是由于下面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红军兵心团结，这确系事实。试想红军几年来在这样困难条件之下作战，如果军心不固，则早已失败。而红军兵心之所以团结，一方面确因共产党在红军兵士中进行许多教育工作，红军兵士是自认抗日救国、解放工农是自己的责任，这就使红军士气大振。同时共产党党员及共产青年团团员于红军兵士中占百分之四五十，而这些共产主义者，曾受共产党之专门教育，在红军兵士中确有极大的细胞作用。譬如，红军之新兵，大半依靠红军各连中党团员去教育他们；在红军行军中发生困难时（如粮食及宿营地缺乏等等），共产党员必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士兵先吃先宿；作战时党团员则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党团员在火线上受伤时，非但丝毫无懊丧呼号者，而且还大声疾呼：“同志们！努力冲锋！”“不要顾我而妨害战斗啊！”而红军之富有战斗力者，亦由于共产党的领导。红军在作战之前夜，每连之党团员必先召集会议，决定明日作战时如连长指导员伤亡，谁为继任，如再受伤，谁再继任，这样准备了四五个。所以在作战时，即使下级干部受伤，仍有继续不断的候补者，也正因此，所以红军部队极不易击溃。

红军兵心之团结及士气之旺，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

第二个原因，红军所以不被击败，而反日益扩大，由于民众给红军以帮助。即以江西红色区域而论，红军在此作战已多年，人口、经济已两感缺乏，但能坚持如此之久长，正由于当地民众之极力帮助红军。再如此次红军入川，沿途经过不知几许困难，但红军有居民为助，故并未饿饭，而且沿途民众之加入红军者有几万。

有人说红军沿途强迫居民以从红军，实质上，不但无其事，而且不可能。试想，红军初至一地，只要居民远避，红军何处去找居民？实际上红军一至某处，当地居民除“土豪”外，均未逃走，而且为红军带路，当挑夫，沿途到处成群的加入红军当兵。

以我观之，红军之所以得民众帮助，不由于红军之威胁民众，而由于红军兵士守纪律，的确不扰民，不动民间一草一木。非但如此，而且常常没收军阀、官僚、劣绅的财物，散给居民。民众感觉红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

第三个原因，红军经过许多困难，终于克服了困难。红军所处环境之困难，远非南京军可比。欲问红军何以能克服困难？我以为红军中确有一些领袖，这些领袖，非但聪敏，且有才能。譬如毛泽东、朱德为红军之首创者，在各省军队及南京军之不断围攻与物质条件如此困难情形之下，对战七八年，竟以少数红军而组成现在几十万红军，这确非易事。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此外，如周恩来、林祖涵等远在国共合作时，已是当时国内政治上之要人。周恩来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内各方军队之黄埔学生很多与周熟悉者。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

红军中之上级军官如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大部均系国共合作北伐时之国民革命军军官出身，富有作战指挥的能力，率领红军作战已多年，在国事及政治问题上，均对共产党有坚决之信心。刘伯承、彭德怀、罗炳辉及以后二十六路军之赵博生辈均为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举行“兵变”而为红军者。他们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在红军中领导红军与国民党军对抗这七八年。

我在红军中对红军领袖之日常生活及其品行，有很好的感想。这也许多是由于我在南京军中服务时所感影响太坏而有所致之。大家知道在别的军队中当一团长，个人生活已极奢华，更无论师长军长矣。但红军军官则反是：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红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而且红军领袖与兵士特别接近，军长师长常杂在兵士中打篮球、排球，军官与士兵相亲相爱。这种红军军官与兵士同甘苦之日常生活，确为国内其他军队之军官所无。也正因为红军领袖在日常生活上与兵士同甘苦，所以虽在各种困难环境之下，而红军兵仍毫无怨言。红军领袖之品行及办事精神，亦为现世一般武人望尘莫及者。兹略举一二事为例：红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红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红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还有一事，非但为国民党军军官所无，而且为常人所不及者。如赵博生、董振堂二人均为西北军孙连仲部下之上级军官，在江西宁都率二十六路军一万六七千人投入红军。赵董二人均原系共产党秘密党员，他们一至红色区域，即各将十余年各人所蓄之七八千元，全数捐给共产党中央。由此可见，红军领袖对于共产党之信仰及牺牲个人之精神，与现世之贪污犯法、假公济私之军官比拟，显有天壤之别也。

故我谓红军之几年苦战与红军之所以逐渐发展，确由于红军中有天才之领袖，有能为之干部，红军中及共产党中之许多人材，确为全国不可多得之人材。

《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红旗》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