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索尔兹伯里谈长征收藏
正文
夏洛特·索尔兹伯里谈长征
三月五日 星期一
于北京饭店我们的房间里。
哈里森正在就长征问题采访王愿坚。王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长征时，大约只有五岁。他是一位作家，主要写关于长征的小说和电影剧本。《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他的一本小说集，他创作的电影《四渡赤水》几个月前刚刚上映。
哈里森说，他弄不清为什么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被迫“靠边站”（有点像软禁）。王先生说：“说来话长罗。”然后格格地笑。哈里森说：“是啊！不过这是很有趣的。”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共产党被一个名叫王明的年轻人所控制，此人当时住在莫斯科，从俄国的共产国际那里接受指令。共产国际被认为是促进世界革命的，斯大林却使之成为苏联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工具。年轻的中国人不懂得这一点，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革命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权威。共产国际曾以提供经费和在军事、宣传方面提出顾问性意见的方式帮助过孙逸仙博士。共产国际也参与了创建广州黄埔军校。在早期的黄埔军校，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并肩工作，共同反对中国的封建军阀。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名叫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的德国人来中国指导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计划。不久，毛泽东就被强行靠边站，但在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曾是毛泽东的左右手）附和过布劳恩和共产国际的政策。
可是，正如王先生向哈里森说明的那样，情况日益恶化。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赢得的土地大半被丧失，而毛泽东的建议仍然得不到重视。他已经开始这样提出问题了：红军像个叫化子，而国军（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则是皇帝。
王先生说，仍然没有人重视毛泽东的意见，以致形势迅速逆转，红军别无其他选择，不得不撤出毛泽东创建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为此制定了秘密计划，不让任何人知道。
例如，当时受伤住院的共产党伟大将领之一陈毅就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只注意到有许多战士在庭院里齐步行进，便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告诉陈毅，他们不得不放弃根据地，从蒋介石的进攻面前撤退。他没有告诉陈毅这将会是一次“长征”，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料到这次退却竟会持续整整一年之久。
王先生说，周恩来得到一个对陈毅不利的消息，陈毅将不参加长征，而是留下来负责指挥中央苏区的后卫队。像一名伟大的战士，陈毅接受了这项使命。可是为时不久，他不得不带着少数战士逃进深山里。蒋军烧杀掳掠，洗劫了中央苏区。
仅仅约八万名男子（和少数妇女）撤出来参加长征。
哈里森问到那时毛泽东是否真的被软禁了。王先生说，没有。但是其他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而受到惩处，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现在的领袖邓小平。他被解除职务，送到农村去干体力活，在长征开始时没有给他配备马匹，他只好自己扛着行李。他被责令进行“自我批评”——在公众集会上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拒绝了。我很惊奇，这种事情早在那么多年前就发生过。显然，玩弄阴谋和运用欺诈手段争夺权力早就开始了，而且一直未停止过。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在湘江渡口进行了长征中第一次大的战斗之后，兵力大约丧失了一半，仅仅剩下三万人。听了哈里森和王先生交谈之后，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弄清楚这么多军队的番号——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三十军等等，弄清楚打过多少次仗，渡过多少条河。当然这只是第一次采访，也许以后我听得多了，读过更多的材料，实地看到那些战场、河流、草地、大山，我会更好地了解长征。哈里森认为长征是当代历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英雄故事，而迄今为止，对我来说却只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稀奇古怪的人名、地名和事件。
三月九日 星期五
今年上午我们乘车去军事科学院。在那里哈里森同长征的另一位参加者萧克将军谈话。该学院位于西山脚下，离颐和园不远，对许多人来说是不得进入的。外交部不得不为我们取得特别许可证。
我们受到三位彬彬有礼的军人的欢迎，其中一位用英语说：“萧将军很抱歉不能来欢迎你们，因为他必须参加一个会。”我以为事情就这样了，他大概根本不会露面。可是我们在一间冰冷的房间里坐着时，他还是来了。那个房间布置着一些罩有棕色棉布椅套的扶手椅，旁边和前面摆着几张桌子，构成一个长方形。
萧将军是一位和蔼可亲、作风朴素的人。他没有佩戴徽章，穿着同其他人一样的制服，不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一样，我喜欢这种做法。看到美国和欧洲的军官佩戴着肩章和表示等级的条纹，前胸被勋章遮掉了一半，我很反感。
在交谈中他和哈里森发现，他们两人都是一九〇八年出生的。萧将军说，中国人认为同庚人之间有着特别的关系。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当他对一个问题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派人取来两幅大地图：一幅挂在架子上，另一幅放在他面前的桌上。他说，他出生在湖南省靠近与广东省交界的五岭山脉。他的家庭出身是“小知识分子”，他曾任驻扎在湖南的六军团军团长。一九三四年八月长征开始之前，他就出发去与贺龙和二军团会师。走了两个月才到达。开始时他手下有九千名战士，在十月以前，他虽然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并与贺龙会师，但他的军团却因伤亡、逃跑、生病减员了五千人。
他说，开始时他的军团只有一张学校上地理课用的小地图，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每到一个乡村，战士就去向老乡了解有关农村的情况，然后根据老乡所谈来制订第二天的计划。后来他们在一个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地图，谁也看不懂。萧克将军和一位会中文的法国牧师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把地图上的地名全部用中文写下来。我说，那位牧师一定是同情你们的事业的。萧将军笑着说：“你也许可以说，他是被软禁了，那位牧师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红军。”
他说，当他们到达藏族人居住的地区时，人民友好且乐于帮忙。我们也听过和读过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报道，说少数民族曾掠夺红军，不喜欢汉人。
萧克将军写过许多诗，以儒将著称。他送给我们几首诗，我们一定将这些诗翻译过来。
这位将军是经历过近代中国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惊险事业的英雄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处于困境，被送到农村劳动了两年。在归途中，我在车上说，我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一位英雄军官竟然会受到这种对待。我们的翻译说：“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站在林彪一边。”自从“四人帮”的狂热过去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人提到林彪的名字。
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三点十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采访前外长姬鹏飞。长征时他是卫生和军需部门的负责人。
姬先生谈到由海拔一万二千英尺以上的高原地势所造成的种种困难，许多战士受伤和生病。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以后，又要翻越一座雪山。爬那座雪山能在一天内完成。他们从南坡向上攀登，但从北面下山时，全是一片冰天雪地。他们抓住马尾巴，让马慢慢拽着人走。在山顶上休息的人，多数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们失去了许多同志，因为天气不好和缺氧，有的被冻死，有的呼吸困难而窒息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人死得非常快。还有人从山上滑下来造成骨折。姬先生说，当时也无法进行急救——天气太冷了，他们只能帮助还能走的人们往前走。有一支跟随在部队后面的特别分队负责收容掉队的人。据说他讲的情况不够真实，当时许多重伤员不得不被遗弃掉，有时也有些人在与国民党作战时被俘。即使在中央苏区设有医科学校，但也是条件很差的。没有多少真正的医生，也没有多少设备。用沸水来消毒，把理发剪子和刮胡刀用作手术刀。他们主要靠中草药及靠缴获来的药品和供应品。如果战士还活着又不能继续行军，就留下来住在农民家里。
姬先生说，草地的气候离奇古怪，瞬息万变。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下雪，还有雨夹雪。他们在草地呆了三四天，很难找到一块坚实干燥的地方宿营。没有树木，只有些小灌木。没有吃的，身体极为虚弱，不少人在夜里死去。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更大。他说：“每天早晨我们都数一下人数。”哈里森问他们当时吃什么？他说带了些麦子，把它们煮熟或炒熟来吃。但是有许多人因为当时无法做饭，吃了不能消化的生粮而致死。有些没有跟上部队而晚到的人不得不煮皮带汤喝，吃皮革充饥。
哈里森问姬先生真是一名医生吗。他笑着回答：“业余医生成了专业医生。”哈里森说，他听说毛泽东也病了，是由别人抬着过雪山的。姬先生说，毛泽东没有生病，周恩来过草地时病得很重。哈里森还说，我们听说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过一个孩子。姬先生否认这种说法。不过他说，她当时生病，许多时间是坐担架的。
姬先生说，对他来说，长征中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在泸定桥渡过大渡河。他是夺取泸定桥的先头部队中的一员。他步行了一百二十公里，过桥时大火正在桥头燃烧。桥上的木板还没有重新铺上，看到下面湍急的流水，真令人害怕极了。
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八时十五分，我们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总部与杨成武将军交谈。
哈里森说：“我们虽系初次见面，但我还是很熟悉你的。我读过关于你在泸定桥上横渡大渡河的事迹。我想，这一定是整个长征中最困难的。”杨将军说：“它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关键性的据点。当时形势非常危急。”哈里森说：“如果你们当时没能渡过那座桥，你们很可能已经被消灭了。”杨将军说：“是呀，蒋介石的飞机在那个地区散发传单。传单说，他们会像清王朝军队消灭太平天国最后的那位翼王石达开一样消灭我们。石达开所有的人都被杀了。”（哈里森告诉我，石达开被抓到成都凌迟碎剐至死。）“那种困难是我们根本无法设想的。”
泸定桥过去和现在都是凌空高架于山间急流之上的吊桥之一。泸定桥有十三条粗重的铁索拴在河岸两边的石头上；其中底下并排九条作为桥面，两侧各两条作为桥栏。（埃德加·斯诺写成十六条铁索，那是不对的。）原来桥面上铺着木板，但敌人将绝大多数木板搬到桥的一端远处烧毁了。第一批渡过去的是二十二名志愿队员。他们是废寝忘食连续行军一百二十公里，赶在河对岸敌人增援部队到达前，才跑步抵达桥头的。渡桥于下午四时开始。这些年轻战士（路易·艾黎说，大多是十几岁或刚刚二十出头）在国民党军频频袭击下，手持步枪，腰缠手榴弹，胸部贴着铁索爬行，或一把一把地用手攀着过了桥。这一情景真令人提心吊胆。仅仅有三人牺牲。黄昏时，桥被占领，敌人溃逃了。
杨将军是这个先遣队的领导，也是在桥被占领后第一批过去的人员之一。午夜，他护送刘伯承到现场，刘说：“啊，泸定桥！现在我们胜利了，但我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其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赞扬了这个团。杨将军说，他把这次攻击称为“飞夺泸定桥”。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三 贵阳
今天是我和哈里森结婚二十周年。在这么个奇特的地方度过结婚纪念之夜，当然不像在波士顿。
我们睡得很好，早上八点吃早餐。饭后，哈里森会见了一位军队的研究人员和当地博物馆馆长。我没有马上跟着去，而呆在舒适的房间里写信。有几封信等着我们回复，得到家中的消息是令人欣慰的。前几次到中国来旅行，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而这次却不断收到来信。
等到我去参加谈话时，他们正在谈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初，红军突破了蒋介石最后一道封锁线。但损失颇重，在红军到达贵州边境之前，留下的队伍已经残缺不全。显然李德和博古的那套战术是行不通的。干部和战士都在忧虑，希望尽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以后的计划。李德和博古主张直接北上与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在北京我们同他谈过话）和二军团军团长贺龙会师。这两个军团合并成第二方面军，但各自仍保持对自己军队的指挥权。他们两人是朋友，整个长征期间一直在一起。毛泽东主张向西走，进一步摆脱蒋介石的军队，最后与其他部队会师。十二月间在黎平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是毛泽东取得控制权的第一步。
不久，红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占领这个省的遵义城。当时有时间召开一次较大的会议，用较长的时间讨论红军的目标和战略。经过几天的讨论，毛泽东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这标志着李德和博古领导地位的结束，毛泽东擢升为共产党的领袖，这是他最终成为全中国的领袖的开端。周恩来从此效忠于毛泽东，成为他的参谋长，并终生保持了这个地位。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遵义
现在我对红军的经历和他们取得奇迹般的成就有了真正的体会了。能把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多种不同的成分团结起来，这是任何人都会认为不可能做出的功绩。显然，毛泽东的争取农村中的农民而不是试图夺取城市的战略是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过去我对所有关于“动员农民”、“武装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等等说法都听得厌烦了，而正是这些工作起了作用。当然要有适当的政治气候。军阀、地主的暴虐达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国民党不把农民当人看待，只会对农民作威作福和肆意掠夺。在这种情况下，由一位理想主义者领导的、由青年男女以及男少年组成的军队，必然会取得成功。红军经过村庄时会对老百姓说：“难道你们一辈子都愿意这样生活下去吗？参加红军吧！”红军尽可能对他们照顾周到，只要有时间就教他们看书写字。而国民党则强迫青年男子当兵，把他们捆绑起来带走。杰克说，他亲眼见过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宣传。国民党对当兵的坏极了，不给吃饱，不关心士兵，所以共产党人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就不足为奇了。毛泽东是精明能干的。可惜他活得太长了。如果他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一类荒谬的事情发生之前就去世了，他会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英雄。虽然如此，我相信他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人物之一，也许是最伟大的人物。
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军在贵州省内为了摆脱困境，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走着之字形的道路；在这些高耸入云的山脉里，有时攀登，有时绕着走；反复渡过一些河流。红军在十月离开江西时，经常受到国民党的威胁。当时气候恶劣，又潮又冷，他们一直没有充足的被服。一天平均步行二十至三十英里，每人背五十至六十磅的装备——一袋大米，一条毯子或一些没有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支步枪，还有刀子、杯、碗等。炊事员背着供五十人做饭的铁锅。伤病员还得用担架和轿子抬。开始时红军还带了印刷机和爱克司光设备，但很快就扔掉了。因为部队要求迅速行动，而这些东西太笨重，拖了部队的后腿。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习水
上午我们参观了毛泽东当年指挥青 
青 
日复一日，红军的伟大成就更多地印入了我们的脑海。同样，美国的愚蠢也越来越变得明显——支持蒋介石，支持军阀、地主的封建制度，支持土匪和吃鸦片，甚至在四十年代还在这样做。
五月十九日 星期六 成都，锦江饭店
上午我们参观了省博物馆里的“长征”那一部分，既没有新东西又不令人鼓舞。显然，那里过去曾有过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展出，我们不理解是由于什么原因，展品减少了。看现有的那些东西，只需十五分钟就够了。然后我们对三位历史学家作了一次很好的采访。
哈里森试图弄清楚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当时作为毛泽东的最大对手，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在战场上已独立作战达五年之久，他的部下称他为“主席”。当一九三五年六月毛泽东和他在四川一个名叫抚边的村庄会面时，张国焘的部队比其他部队的人数多得多——他自称有十万人，实际上八万人。他的部队完整无损，给养充足，兵强马壮。据见过张国焘的人说，他当时又白又胖，不那么健壮。毛泽东的一方面军减员到只剩下几千人，人人疲惫消瘦，衣衫褴褛。因为在实力上占有优势，张国焘就认为他应该当总司令，并说遵义会议的决定无效。虽然张国焘是政治局委员，但他的要求没有人支持。尽管部队受到损失，邋遢不堪，毛泽东却得到党的支持和干部、战士的热烈拥护。
两位司令员之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一个寒冷的下雨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一个薄薄的帐篷里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他骑着一匹白马，由几个警卫员护卫着飞驰而来，溅得路旁的人满身是泥。毛泽东从帐篷出来，张国焘下了马，他们互相拥抱，手挽手地（根据张的回忆录）走到镇里去参加一个庆祝会。他们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密切。他们有着很不相同的见解，关于军队朝哪个方向走，意见就不一致，也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张国焘以逮捕和处死他不信任的军官而闻名。接着又开了几次会之后，朱德到了四方面军，据说当了司令员，张任政治委员。但张不愿让出他的领导权，据有些报道说，他把朱德当成事实上的囚犯。毛泽东和周恩来继续在一起，比四方面军几乎早一年到达延安。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泸定
上午我们乘车去安顺场，离古镇紫打地不远。
一九三五年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当时除了离安顺场九十英里的泸定有座桥外，其他地方都没有桥（今天在安顺场和泸定之间，我们数了一下，共有十五座吊桥，两座可通行小汽车和卡车）。泸定桥建于一七〇一年，悬架在河面上，长三百七十英尺。九条铁索拴在河岸两边的岩石上，作为桥面，上面铺着木板，两侧各有两条铁索作为桥栏。这条称之为“皇道”的从北京到拉萨的主要道路，把北京、西安、成都、泸定桥、康定、拉萨连接起来；当时尼泊尔到北京进贡也走这条路。
显然，在只有三条船的情况下，红军渡河需要好几天，所以决定进行急行军。他们连续走了九十英里，既没有吃饭，也没有休息，有时还得与偶然遭遇上的敌军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战士们用绳子系在一起，以免万一边走路边睡着了，从峭壁上掉下去。在一处地方，红军发现了河对岸的国民党军正向桥头进发，这说明守桥敌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红军知道敌人的暗号，他们用一个号兵向敌人发出信号，声称他们是国民党的友邻部队，刚刚消灭了一股“赤匪”。晚上这股敌军士兵宿营，而红军则继续前进，拂晓时赶到泸定。经过一天的侦察，下午四点向泸定桥发动了猛烈进攻。二十二名志愿人员参加了突击，仅有三人牺牲，桥就被拿下来了。
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想办法渡过去的。在吊桥上行走特别令人提心吊胆，它使人左右摇摆前后晃动，何况泸定桥是高高架在汹涌奔腾的河水上。虽然有自己一方的战士轰击桥头来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但是他们手拉铁索，一把一把，一颠一簸地往前移动时，还是遇到敌人的枪击；而桥面上的木板已被撬走了，桥头燃烧着大火。哈里森认为也许是这场火掩护了正在发动进攻的战士，使他们得到一点隐蔽。
他们总算想办法渡过了河，夺取了桥头堡。没有投降的国民党军逃跑了。整个战斗历时两个小时。这又一次证明，那些年纪轻轻的战士决心要摆脱多少世纪来一直榨取着他们血汗的制度，决心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人民能生活、工作并有其他机遇的国家，而决不能让农民、工人像过去那样，永远忍受着完全不能表示意见、什么权利也没有的境遇，永远受地主和封建制度的驱使和虐待。现在在这里，我每天都遇到代表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省的男男女女：医生们都是训练有素和专心致志于医学事业的；历史学家、博物馆馆长、军人、政府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出身农民家庭，都那么自觉地进行工作。每当遇见这些人时，三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就都会再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六月八日 星期五 吴起镇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到达这里时，长征就算结束了。毛泽东最终到达陕北，完全是出于偶然。和张国焘分手后，他往北走。在哈达铺，他从报纸上看到，一支由刘志丹领导的共产党部队仍在陕北的一个苏区活动。所以毛泽东决定去到那里，以保安作为根据地。此地地处边陲，相对说来享有较多的自由。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被少帅（张学良）扣押，这场危机导致了一场国际上的喧嚷，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在日本侵略威胁面前，国共之间就没有再打仗了。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上午九点三十分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同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见。
我们坐在摆成半圆形的一排椅子上，随即开始对长征进行了非常具体的讨论，谈到了一些部队的情况，犯过的错误，错误路线，多少个师被歼灭，打了多少次胜仗，小规模战斗的失败，指挥员发生的争执，还谈到了许多关于张国焘及其与毛泽东的分歧的情况。李先念当时是三十军的政委，属于四方面军，多数时间同张国焘在一起。他谈到了一九三六年被派去参加西征的事，那完全是一场灾难。当时是张国焘下的命令，但实际上这道命令出自毛泽东，并得到莫斯科的同意。他们受到马家兄弟领导的国民党回族骑兵的攻击——这是一支凶猛剽悍的戴白帽子的重骑兵。一支妇女小分队惨遭酷刑、强奸，然后被杀害或被当作奴隶卖掉。数以千计的战士牺牲了，冲过封锁的人到了戈壁沙漠。李先念幸免于难，后来乘友军的一架飞机飞回延安，幸存的战士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走回来。
现在，这次旅行是过去了。我们回到了家，身体都好。我们坚持下来了，我的感觉如何呢？
我很高兴我还是去了，为能有这样一次冒险的行动感到满意。这是为探索历史、为寻求知识、为增进友谊而进行的冒险。我从来不曾相信我会说这样的话，不过在我们这次长征中，我是过得愉快的。即使在中国最偏僻的地区颠簸的七十天，似乎不像是有乐趣的，有时候的确没有乐趣。不过，总的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我从第一手材料了解到中国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了解到封建制度的不平等和令人绝望之处，了解到是怎样推翻封建制度而从新开始的，我了解到战士们以及我们见过的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那种种磨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那些正派的、爱国的、献身于他们国家的男男女女，在年轻的时候就致力于改变国家的面貌，现在他们年老了，又在为保卫这些成果而工作，不让他们的国家再次失去控制。
长征的意义，我是深切地领会到了。如果不是沿着长征的路走一遍，没有见到那些开会的地方、战场，长征中跨越的高山、草地、江河，没有和一些幸存者交谈，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理解到：长征如何鼓舞着中国人中年轻的一代，他们要怎样生活才无愧于那些英雄，使英雄们的精神永葆青春。长征区分了善与恶，区分哪些人是要为国出力，哪些人要的仅仅是权势。
参加长征的妇女们是尤其令人感动的。那肯定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那是一种多么异乎寻常的生活方式：多少个月他们与丈夫一道打仗，在战斗中就在田野里和沼泽地里生小孩。我们会见过的多数妇女，在“文化大革命”中同他们的丈夫一道受尽折磨，现在正在奉献她们的晚年以纪念她们英勇的丈夫。她们对中国、对革命、对她们的丈夫的忠诚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我对毛泽东有了深入的了解。如果没有他，中国就不可能从地主制度中获得解放，至少要推迟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解放。我认为，他是当时唯一能影响和教育中国的穷苦老百姓的人。他理解农民，了解他们的潜在力量，知道怎样组织和培植这种力量。如像我以前说过的，我现在能容易地理解所有那些称颂毛泽东的口号，如赞扬他英明、他热爱人民、他愿意忍受苦难来实现必须进行的变革等。
（摘编自《长征日记——中国史诗》，〔美〕夏洛特·索尔兹伯里著，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9月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