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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研究综述

成耿正

一、关于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的原因

林超认为,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的原因是张国焘违反了广大指战员的意志,坚持退却逃跑路线,使红四方面军不利于重返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电示,电报说:“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应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电示,正确指出了红四方面军的进攻方向,完全符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的要求。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抓紧准备和实施渡江(嘉陵江)战役,而是发动了陕南战役。当时,确定组织陕南战役的目的,是一方面作渡江准备工作,一方面以部分部队向陕南进攻,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我军在苍溪以北、以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并策应已挺进到陕南商县的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战役开始。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并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后果:(1)红四方面军与陕南孙蔚如部订有互不侵犯协议,这次突然向他们出击,破坏了我党的统战政策,不利于今后分化敌人,在政治上是失策。(2)由于红四方面军没有向东线积极活动,给蒋介石和刘湘一个可乘之机,得以抽调川军十二个旅布防于长江两岸和川黔边境,堵截了红一方面军北渡长江。(3)由于进行陕南战役,我军与川军进行了一场局部地区的争夺战,影响了渡江作战的准备,推迟了渡江战役计划的实施。陕南战役期间,川军各部乘机向川陕革命根据地进攻。

当红四方面军为了制止敌人的进攻,从陕南回师川北,又接到中央的电告:因敌以重兵在泸州附近的长江沿岸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的渡江计划,主力向川黔边活动。这时,红四方面军为了继续贯彻原定的向川陕甘边境发展的方针,同时配合红一方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举行强渡嘉陵江战役。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战役开始,前后历时二十四天,取得了重大胜利,对红一方面军转战云南,巧渡金沙江作出了有力配合。但是,在红四方面军召开清江渡会议期间,张国焘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就当前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交换意见。张国焘认为在反六路围攻中,部队伤亡大,根据地遭到了破坏,难以坚持斗争,因而提出向甘肃南部发展,后方机关也一起向甘南转移,实际上是打算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逃跑。在会上,徐向前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虽然张国焘没有再公开坚持其错误主张,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错误主张。他认为,红一方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蒋介石会把力量压到川陕来,加上人民生活困难,补充兵员困难,无法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因此,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离。一九三五年三月间,部队和地方都在积极准备渡江作战,张国焘却借口前方需要,逐步把东线红军和地方游击队西调。四月间,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嘉陵江以西胜利地向敌人纵深发展的时候,张国焘在未经中央同意,未经任何会议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只留下三百人枪游击队坚持当地斗争。张国焘率领部队、机关等撤离根据地后,四川军阀逐步进占这些地区。这样,红四方面军在渡江战役胜利后,转而处于无根据地作为依托、并受到包围的局面。这完全是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根据地,坚持向西退却逃跑造成的。因此,红四方面军既不能重返川陕革命根据地,同时在嘉陵江以西和涪江地区也立足不稳,不能建立新根据地,只好决定西进岷江地区。所以,四月中旬,红三十三军、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最后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这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开始。

二、关于红四方面军长征前后的兵力

(一)关于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的人数。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当时全军有多少人?说法各异。《川陕边老根据地概述》(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认为,“估计约十四万人”。《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是“十万人”(该书第305页)。李天焕也认为是“十万人”(《艰苦的历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8页)。

范江认为,当时红四方面军全军只有六万多人。其根据是:(1)反六路围攻中,部队损失较大,红四方面军是反围攻之后的次年春天出发长征的。反围攻作战,虽获得重大胜利,使“敌官损五千,兵折八万”,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连队普遍缺额。战争结束不久,总指挥部将全军整编为五个军十一个师八十三个团。其时,全军不足六万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0页)写为“五万左右”。(2)长期的战争,尤其是“左”的政策,造成苏区“兵源枯竭”,红军的补充存在很大困难。反六路围攻结束后,党政军领导机关多次发出号召,动员群众参军。但是张国焘推行过火的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和肃反政策,给兵员补充带来严重危害,使大批群众或跟着反动派上山为匪或相率外逃。所以,到一九三五年,不仅西北军委要求扩军十万的指标迟未实现,就连后来扩大万名红军的任务也完成得不理想。(3)一篇文献资料证实,长征前部队的员额是不足的。《四军十师过嘉陵江前后的实力报告》称,“二十八团,在未过嘉陵江前,原有人数一千零二十一人”;“三十六团,在未过嘉陵江前,共一千二百八十三名”。这两个团均系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团,但因补充不足,前者缺额约三成,后者缺额约一成。由此推及其他,过江前恐怕除了方面军三个主力师(第八十八、第二十五、第九十三师)比较充实外,其余都不会满员。综上所述,若方面军三个主力师九个团按满员一千四百人,其余二十三个团按一千二百人计算,合计只四万人左右,师以上机关、直属队即按极盛时期的九折算一万八千人,再加上四个独立师(每师一千余人),也只有六万多人。

(二)关于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时的人数。

李安葆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万余人(《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范江认为,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实际人数为七万余人,两个方面军的总兵力八万多人。红一方面军长征万里,艰苦转战到川西北时,只有一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过江时只有六万余人。嘉陵江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占领了江西岸及涪江以东广大地域,时间虽短,但因群众发动充分,建立了十三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军。据绵阳、广元两市调查统计,各县(区)参加红军的人数是:旺苍一万二千,广元市中区二千七百二十二,剑阁一千三百,青川九百,梓潼一千,平武一千一百五十六,江油六千,绵阳市中区三百四十,川北一千五百,安县六十,共计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人。上述各地,旺苍位于嘉陵江东岸,系老苏区,其参军数字不宜计入,广元也只能计入嘉陵江以西新建的赤化县参军的七百八十四人,其余属老区的部分未计入。因此全军过江后实扩军一万三千人。此时,红四方面军实际人数为七万余人。若再加上地方干部、职工数千人,当在八万人左右。这样计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的总兵力是八万多人。加上地方干部和职工不过九万多人。

(三)关于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时的人数。

范江认为,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时的人数为两万人上下。据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红四方面军沿革表”载:一九三六年十月,“四军四千三百零二人,马匹二百八十六,枪支二千;三十一军八千零九十人,马匹二百六十七,枪支二千四百七十二”。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在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给党中央、军委的电报称:红四军为五千七百人,红三十一军为五千人;加上未过黄河的总部机关一部分干部及红军大学一千二百一十五人,党校四百三十三人,共约一万二千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央书记处也据此向共产国际报告:“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两军约一万二千人。”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一九三八年编写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概况》载:“第四方面军留甘陕的部队,四军六千人,三十一军八千人,加上援西军直属队,共一万四千八百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路军残部从新疆返回延安及从敌人集中营成批释放或零星逃回解放区的几千人,合计当为两万人上下。

三、关于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迫使红四方面军转头南下。但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张国焘又同意北上,提出向西北发展。宋程光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南下错误方针造成的恶果,表示强烈不满,是推动第二次北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央红军北上的胜利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碰壁,形成鲜明的对比。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张国焘改弦更张,重新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这种情绪日益高涨,不北上,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就不能平息。

(2)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上,张国焘和党中央出现了相同的看法,为实现第二次北上奠定了政治基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并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将会议的主要内容电告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对于党中央的决议,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认真对待的。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同意党中央的决议对张国焘造成的政治压力,也是张国焘接受党中央新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3)党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张国焘能够接受的措施,创造了党内和谐气氛,为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林育英、朱德也为此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张国焘率军南下后,党中央一面坚决同他的分裂主义作斗争,一方面又留有使他回头的余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带来了共产国际“六大”确定的反法西斯的新策略,为统一党的意志、消除党内隔阂、增进党内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布)外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迫使他开始清醒和转变。林育英还建议红四方面军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朱德也提出同样的建议。同日,张闻天也致电朱德,建议红四方面军成立西南局。朱德的和解和林育英、张闻天的电报,代表了党中央对解决党内斗争的正确主张,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了耐心说服和等待的方式,首先把矛盾缓和下来,进而逐步实现党的统一。党内开始出现的团结气氛,极大地促进了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的行动。

四、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

范中伦认为,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长征前,红四方面军在创建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的胜利,为配合、掩护一、二方面军长征准备了条件。首先,创造川陕根据地,对配合全国红军从南到北的战略大转移具有特别重大的战略意义。其次,打击削弱了四川军阀的势力,发展壮大了红军。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原来入川的四个师一万五千多人,扩大为五个军八万余人,为掩护红一、二方面军长征准备了条件。

(2)红四方面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首先,为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开始长征。早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久,红四方面军在清渡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了要对中央红军西征的行动给予积极的配合。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前进。同时,党中央和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运动歼敌,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从此,红四方面军就把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为策应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出发西进,开始了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长征。其次,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条件,胜利实现两军会师。红四方面军总部于茂县召开会议,确定由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该军第八十八师及红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并要求做好两军会师前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央红军。当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时,李先念已率领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先后攻占了懋功和夹金山北面的重镇达维,控制了松潘以南到夹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做好了迎接中央红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再次,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冲锋陷阵,打破敌军封锁线,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开辟了道路。当红一、四方面军到达毛儿盖时,蒋介石令胡宗南部进入上下包座,堵截红军主力北上。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四军承担包座战斗的主攻任务,打破了胡宗南的封锁线。包座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做出的重大贡献。

(3)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在总的战略方针上是错误的,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从南下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期间,仍然做出了一些贡献。首先,挫败川军,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配合了转战于湘鄂川黔的红二、六军团。其次,为两军会师后北上做好准备,掩护红二、六军团胜利到达甘孜。最后,在党中央团结北上方针指导下,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冲破敌军堵截,胜利实现会宁会师。

赵德荣也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是中央红军最终能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长征的支援。

(1)红四方面军及时准确的情报支援,为中央红军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处境十分艰难,尤其不了解敌情,难以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每每陷于敌人的包围中。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动承担了为中央红军提供情报的任务。如:当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刚进入贵州境内时,川、滇、黔敌军二十万人开始策谋阻截中央红军入川。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张国焘将所掌握的四周敌情和红四方面军力求向外发展、扩大根据地的意图向中央军委作了电告。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在贵州被敌人堵截,每天行军很紧张,没有时间收听敌台广播,红四方面军电台跟踪敌人电台,逐步查清了中央红军前后左右的敌情,整理后送发中央红军电台。红四方面军提供的快而准的情报,对红一方面军摆脱敌人围追堵截起了一定作用。

(2)红四方面军声东击西和势如破竹的军事行动,迷惑和调动了敌人,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顺利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红四方面军就密切关注,并准备随时配合作战。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电令,指示红四方面军向西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接到电报后,立即开会讨论如何策应的问题。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来的计划,回兵另图他计,以策应中央红军。

(3)红四方面军在兵力上和物资上给予中央红军以大力支援。由于中央红军自长征后,转战数省,冲破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兵力严重减员到不足三万人。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尚近十万人,鉴于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给红三军团的部队是第九十师的第二七〇团和第八十八师直属队共二千六百余人,抽调给红一军团的部队是第九十八师的二九四团共二千余人和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一千二百余人。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新部队在后来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欢迎中央红军,早在会师以前,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号令全军官兵筹集粮食、盐巴、牛、羊等物,并捐献衣物、鞋袜等作为慰问品,送给中央红军。其中红九军在军政委陈海松的动员下,在自己的物资很缺乏的情况下,仍然凑出了几百套灰布军衣,一部分酥油和炒面给红五军团送去。根据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机关一部分妇女和妇女独立团组成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带着骡马和各种物资,经过几天艰苦行军,行程七百余里,赶到懋功境内的两河口,在卓木碉以北约二十里的一个小镇上,设立接待站,欢迎必经这里的中央红军,并送了不少的东西给中央红军。当中央红军到达马尔康后,筹粮队又迅速赶到这里,开展大规模的筹粮工作,并在卓克基建立了三个大粮站,将筹来的小麦磨成炒面,凡是路过此地的中央红军部队都得到了补充。

参考资料

(1)林超:《红四方面军是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时候开始长征的》,《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2)范江:《关于红四方面军最大实力及长征前后兵力的考订》,《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8期。

(3)宋程光:《试论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

(4)范中伦:《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理论探讨》1986年第3期。

(5)赵德荣:《试论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的支援》,《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