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研究综述

成耿正

一、关于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前后的称谓

牛桂云认为，在许多有关论述苏区红军长征的史书论著中，都称长征初期的主力红军为“红一方面军”或“中央红军”。严格说来，这是不很确切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在长征开始后称野战军。根据历史文件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开始长征时，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项英为副主席签发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明确宣布：“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军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野战军组成后，立即实施战略大转移。“野战军”这个番号，大约延续使用了九个月时间。这就是说，从长征开始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之前，离开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一般不称“中央红军”，更不称“红一方面军”，而是称“野战军”。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十二月十九日《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的新行动方针的决定》等文件中，均称这支主力红军为“野战军”。在这段时间内，虽然在文件中偶有称为“中央红军”的，但这只是传统的习惯称呼，并不是当时部队的番号。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开始使用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旬沙窝会议时，中央正式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随后，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十一月初又一次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

二、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出发时间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1）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讲话，陈毅一九五七年回忆，伍修权回忆，陈丕显回忆，戴镜元回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等，都采用这一说法，认为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出发长征。周恩来、伍修权、陈毅分别是当时中革军委负责人、军事顾问和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负责人。他们的回忆当然是可信的。（2）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一局政委的伍云甫在日记中也清楚地记载：“十日下午六时，由梅坑出发。”这是原始资料，更是确凿可信的。可见，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确有部分同志已经开始走上了战略大转移的征途，那么这就应当是中央红军长征开始的日期。

黄少群认为，十月十日实际上是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移动集中的开始时间，不能把这个时间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时间。十月十一日，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的名义发布了《中革军委命令第五号》，宣布了军委第一纵队的组成及集中计划和移动注意事项。命令及命令之后的附表明确说明：第一野战纵队由“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具体包括总部一、二、三、四、五局，总政治部、干部团、警卫营、工兵营、炮兵营、通讯队、无线电台、运输大队、附属医院，等等。可知这不是中央首脑机关，而是红军总司令部属各单位。所以，十月十日只是第一野战纵队长征出发的时间，而不是整个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

曾景忠也认为，十月十日不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其理由是：（1）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出发长征的日期是十月十二日；（2）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十月十日并未出发长征。故十月十日不能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日期。

（二）出发时间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

有的研究者认为，十月十六日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其理由是：（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采用了这一说法。（2）刘伯承、聂荣臻、杨成武以及随同红一方面军行动的当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均如此回忆。（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中《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红军长征经过》、《中国近代史大事记》等也采用了此说。所以，红一军团于十月十六日从铜锣湾出发长征的观点是可信的。

曾景忠却认为，十月十六日只是红一军团的出发日期。刘伯承和奥托·布劳恩的回忆也说十月十六日出发，如果他们的记忆没有差错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可能并没有与总部同时出发。所以，十月十六日并不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出发的时间，不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日期。

（三）出发时间为十月二十一日。

有的研究者认为，十月二十一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日期。其理由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二、六军团所在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曾景忠则认为，从现有史料看，红一方面军于十月二十一日从赤白交界处合头村突围基本上是事实。十月二十日，军委电令各军团，规定二十一日夜进行突围总攻击。二十一日，红军总司令部到达合头，这是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有人认为：“这一突围时间，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的总时间。”“突围转移，应说以突围战役打响（即总攻击开始）为起点，在此以前的行动均为准备，不能算作突围之开始。”但长征开始与突围是不是同一概念呢？中革军委下达战略转移的命令之后，各军团从原驻防地、集中地出发到突围这段时间，是否只能理解为长征准备，而不能作为长征的开始呢？所以，十月二十一日突围作为长征开始的时间是值得商榷的。

黄少群也认为，十月二十一日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其理由是：国民党军队在红军通往湘西的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就设在江西的信丰和安远之间。红军大队在十九日晚或二十日晨全部渡过雩都河后，即基本脱离了苏区。红军总部原计划在二十日夜发动总攻击，但又因红三军团未能赶到二十日晨的指定地点，因此，十月二十日上午十时，朱德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关于对敌总攻击在二十一日夜进行并各军团加强侦察等工作的指示》。二十一日晚，主力红军各军团准时发起突围战斗。二十三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信丰河，即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据上所述，十月二十一日是中央红军发起突围攻击的时间，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

阎景常、阮家新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间应为十月二十一日。他们列了一份从九月底到十月下旬中革军委关于方面军战役计划及其兵力部署的简要时间表。从时间表来看，整个方面军总突围开始的时间为十月二十一日晚。这一总突围的开始时间，即为方面军长征之开始时间。因为：（1）作为整个方面军的突围行动，应以中革军委统一规定的开始时间为准，而不能以某一部队的开始行动为准；（2）新的行动是突围转移，应以突围战役打响（即总攻击开始）为起点，在此以前的行动均为突围准备，不能算作突围之开始。

（四）出发时间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

黄少群认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日期是十月十二日。其理由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时三十分，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了《关于野战军全部行动日程推迟一天执行的通知》，根据材料证明，中革军委原规定红三军团应于十四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点雩都河边，各军团相继渡过雩都河。但红三军团因在会昌，距雩都较远，十二日出发，每夜兼程前进，到十五日晨才能到达雩都河边，致使整个移动集中和渡雩都河的行动计划不得不按日推迟一天。但通知中又明确指出：“中央纵队仍于今晚行动。”这样，中央纵队既然是十月十二日晚开始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么这个时间是应该确定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标准日期。当时决定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在后来写给中央的报告《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曾提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野战军向南行动。十月十二日，党中央与红军总司令部同我们在西江梅坑作最后分手。”这则历史资料明确地印证了朱德的上述命令得到了执行。所以，中央红军开始出发长征的时间应为十月十二日。

曾景忠也认为，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离开驻地的时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时间。其根据是：（1）项英一九三七年记述：“十月十二日，党中央与红军总司令部同我们在西江梅坑作最后分手。”（2）当时的中央纵队国家保卫局政委张南生的日记记述：“十月十二日，由江西的陂下出发，旋行军到观田宿营。此行动是突围的第一天。”（按，这里的所谓“突围”实指长征）（3）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中革军委在致各军团电令中明确宣布：“中央纵队仍于今日十二号晚移动。”这是原始电文，它确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日期的最有力证据。

三、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的地点

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出发地点是瑞金。

黄少群认为，中央纵队的出发地点瑞金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点。其理由是：十月七日，中革军委命令主力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限时赶到指定地点。当时军委指定了两个集中地点。第一集中地点即各军团十月上旬所在地区。如：第一军团已集中到瑞金附近的宽田、背岭等地；第三军团在会昌地区补充整顿；第五军团在兴国打防御战；第八军团在兴国古龙冈地域原地待命；第九军团在长汀古城至瑞金之间。据此可知，长汀、宁化地区无红军主力兵团，只第九军团移动时经过长汀到达古城与瑞金驻扎。所以，红军不是从长汀、宁化出发长征的。第二集中地点是雩都河边。军委限定各军团最迟须于十月十四日晨之前到达，准备先后渡过雩都河。各军团都集中在雩都，其他地方无红军主力部队，如果说雩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点，那么，长汀、宁化和瑞金也不能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点，因为全军渡河时，中央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已有十天。如果说雩都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点，那么是以渡过雩都河为标志呢，还是以十月二十一日开始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为标志呢？如果以渡过雩都河为起点，已知各军团渡河时间是不一致的，最早渡过雩都河是第一军团，时间是十月十六日，以第一军团渡河时间十月十六日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时间也是难以成立的。而十月二十一日之说也不能成立。所以，比较科学地说，应以中央纵队的出发地点瑞金作为红军长征的出发地点。

（二）出发地点是雩都。

罗冠华、谢瑞庭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军委总部，红一、红三、红五、红八军团曾在雩都地域进行集结，并且夜渡雩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从十月十一日到十九日，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红一、红五、红八军团共七万五千三百人，隐蔽地集结在雩都县城至罗坳、仙下、车头、段屋、银坑、曲洋、宽田等地区，做好突围转移前的各种准备。在中央机关及红军主力向雩都集结时，军委命令红军总部工兵营和各军团工兵连，立即赶到雩都河边。负责搭浮桥。从十月十六日起，中央机关、军委总部和红一、红三、红八军团指战员开始夜渡雩都河，告别苏区。十六日晚到十八日晚，红一军团一万九千余人在雩都梓山的山峰坝渡河。十六日傍晚至十七日傍晚，红三军团在雩都县城西门塔脚下渡过雩都河。十八日晚，军委纵队从雩都古田地区出发，在县城东门渡口渡过雩都河，十九日傍晚到二十日晨，红五军团在孟口渡过雩都河。二十一日晚至二十三日，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突破敌在信丰、安远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离开中央苏区，继续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所以，雩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地点。

（三）出发地点是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十月十六日夜，红军主力未经任何政治动员，未作任何准备，携大批行李辎重，掩护着庞大的后方机关，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雩都出发。”

（四）出发地点是瑞金、雩都和会昌。因为红三军团从会昌出发，而长汀、宁化并无主力红军。

四、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的人数

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长征出发时的人数为八万多人。“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教导师（新战士），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多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二）长征出发时的人数是八万七千人。黄少群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革军委公布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之一》，列出了五大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现有人数及补充人数。从统计表中可知，中央红军总数原为七万七千人，拟补充九千七百人，总数达八万六千人。但是，表中有四个数字发生了差错。一是红一军团的小计数应为一万九千八百八十，错成一万九千八百；二是军委纵队现有人数为四千八百九十三，小计数错为四千六百九十三；三是现有人数总计数应为七万七千三百五十九，错为七万七千一百五十九；四是现有人数加拟补充人数的总计数应为八万七千零五十九，错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所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人数，精确的说法应该是八万七千零五十九人。

（三）长征出发时的人数是八万六千八百余人。“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八百余人，从江西瑞金、雩都和福建长汀等地出发，开始伟大的长征。”

（四）长征出发时的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共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从江西省瑞金，福建省长汀、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留下部分武装在项英、陈毅的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斗争，然后率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队，于十月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出发时第一军团辖第一、第二、第十五师，共一万九千八百人；第三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师，共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辖第十三、三十四师，共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共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辖第三、第二十二师，共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中央及军委机关直属队编为两个纵队，共一万四千一百四十六人。全军共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

（五）长征出发时的人数是八万六千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认为，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成的二个纵队和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八万六千余人，组成野战军，开始长征。

五、关于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整编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率领主力红军长征过程中，为适应不断变化着的战争形势的需要，从提高野战军部队战斗力的实际出发，多次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从而为胜利完成战略大转移任务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长征途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共进行了七次整编。（1）一九三四年十月湘江战役前的整编；（2）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黎平整编；（3）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整编；（4）一九三五年二月的扎西整编；（5）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期的整编；（6）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7）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甘泉整编。

唐洪森认为，中央红军长征中历次整编有如下的特点：（1）每次重要作战以后或临较大的战略战役行动之前，能抓紧时机，即刻切实整顿缩编，迅速整补，且令出即行；（2）部队虽经多次缩编，战斗单位逐次减少，但内部却得以充实，战斗力始终能够保持；（3）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好，干部能上能下，官兵团结一致，使部队指战员意志坚定、斗志旺盛。这样，中央红军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整编，减轻了负担，精干了部队，使自己在异常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任务，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迹。

六、关于中央红军转进云南扎西的原因和历史功绩

（一）中央红军一进云南的原因。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向川南进军，准备渡江时又突然转入云南地区。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入滇，对于其中的原因，张家德认为有二点。（1）川蒋合流全力以赴的追击堵截。遵义会议决议的第一条是比较抽象地决定在川西建立根据地，导致川南渡江的战略行动严重脱离实际，从而不能实现渡江目的。究其根本，需要批评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残余影响在继续作祟，在继续危害红军，遂成为我军一进云南的基本原因的主要之点。（2）为了摆脱敌军的优势合围，为了不愿因地域问题而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力挽狂澜，劝导新的党中央的其他诸位领导同意暂缓执行渡江计划。中央红军遂于二月四日凌晨，往云南扎西方向转进。这是我军一进云南的基本原因的重要之点。

（二）中央红军转进扎西的历史功绩。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中央红军各部顺利开进扎西，对于其历史功绩，张家德归纳为五个方面。（1）中央红军顺利转进扎西彻底粉碎了敌军于大江右岸、横江以东大规模的围歼我军的险恶计划，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以后我军夺取战斗的巨大胜利开创了新的局面，为进而向东发展作出了有力保证。（2）中央红军转进扎西，对红军各部进行大缩编，是遵义整编的补充和继续，它解决了遵义整编没有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即中央纵队乃至各部机关的彻底精简。搬家式的大行军消失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红军战士的旺盛斗志。这为后来接连三渡赤水，支配敌军，夺取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遵义大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军不断取得战术上的优势。（3）中央红军转进扎西的过程，是体现一支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的过程。红军所到之处，不论墙头、石上，立刻将标语用色土书写，并贴传单及布告，尤其是红军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及以各民族解放为口号，取得彝、回、苗各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同时红军铁的纪律深得民心。（4）红军转进扎西，从组织上完成了结束王明路线在党内长达四年统治，加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进一步崩溃。转进扎西途中的第二天，博古把党中央领导大交给了张闻天。扎西会议的《决议大纲》再次批判了王明军事路线的实质，在这种继续集中的再批判下，王明政治路线，在军事路线方面打开缺口，加速了全面崩溃。（5）暂缓执行从川南渡江的计划，转进扎西，又是毛泽东极力而又非常策略地提出来的正确建议，在又一次危急关头，保存了红军实力。因而王明宗派里的洛甫、稼祥等，都被毛泽东争取过来，转而成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

七、关于红一方面军未能北渡长江的原因

元江认为，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作出了北渡长江入川建立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但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1）土城战斗失利，是导致中央红军未能北渡长江的直接重要原因。二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明确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决定停止渡长江向北发展。同日，军委《致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电》中说，渡江不成，是因为“在土城附近与川军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2）作战的对手比原来了解的数量多、战斗力强。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中，十分肯定地指出，渡江受挫，是“没有具体的了解和估计敌情与可能”，“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3）不利的地理条件，是渡江受挫的又一个原因。由于川黔边地形复杂、破碎、起伏大，极大地妨碍了红军的运动和作战。同时，难逾的长江天险，对于严重缺乏重武器和渡江手段的中央红军，确实起了阻碍作用。

八、关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直属部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的时间

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陕甘支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改编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陕甘支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改编组成的。其理由是：（1）《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一九三五年十月，俄界会议后，红一、红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迅速突破腊子口。”（2）《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中也写道：“九月初，当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反对北上，要左路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全部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为此，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严厉谴责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决定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是国内有很大影响的著作，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两部书都说陕甘支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组成，这是可信的。

（二）陕甘支队是九月二十二日改编的。

章之骏认为，陕甘支队组成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其根据是：（1）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根据九月一日毛泽东对红军改编的提议，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决定部队改编。在哈达铺会议后，正式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彭德怀为司令员。（2）彭德怀在《自述》中说：“自俄界会议经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约走了七八天（即九月二十一日）”，“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改编后，一方面军改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我为支队司令，毛主席兼政委。”从彭德怀回忆的时间推算，正式组成陕甘支队的时间是在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之间。（3）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委聂荣臻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召集第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团以上干部，在哈达铺一座关帝庙里开会，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我们要北上’，‘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我们现在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我兼政委。’”（4）杨成武回忆道：“我们到达哈达铺正是一个晴天的上午。”“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二日），在关帝庙前的院子里，党中央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挥挥手要大家坐下，然后笑笑说：同志们，今天是九月二十二日”，“我代表党中央宣布一个重要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5）萧锋《长征日记》九月一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二十六日共五天的记载清楚地记录了陕甘支队组成过程：九月一日毛泽东采纳彭德怀的意见，向军团领导人提议成立陕甘支队。九月十二日到二十二日前，改编工作具体进行，讨论研究部队集中问题，在局部范围内传达。九月二十二日在哈达铺会议上陕甘支队正式成立。九月二十六日前改编工作全部完成。九月二十六日起，向全军传达。以上资料证明，陕甘支队改编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二日。（6）魏连绪通过分析《聂荣臻回忆录》和《杨成武回忆录》中的有关记载，也认为陕甘支队是在俄界会议后组成的，确定地说是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哈达铺整编组成的。

（三）陕甘支队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改编成的。

金松林认为，陕甘支队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改编成的。其理由是：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到达俄界后，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从会议记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次会议上，首先提出军事组织问题的是彭德怀。他认为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和战略任务，我们的军队编制应有所改变。经过充分讨论，俄界会议作了组织问题的决定。组织问题决议共有三项内容，其中第一项内容是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委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这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这个名称是俄界会议确定的。第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的决定是俄界会议作出的。第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主要领导人的人选是俄界会议决定的。这应该看作是陕甘支队组建的标志。上述事实说明，陕甘支队是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决定组建的。

参考资料

（1）牛桂云：《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在长征开始后称“野战军”》，《党史资料与研究》1987年第3期。

（2）曾景忠：《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开始时间的分析》，《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3）黄少群：《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间、地点及人数的考订》，《历史教学》1985年第11期。

（4）罗冠新、谢瑞庭：《中央红军长征前的雩都集结》，《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10期。

（5）《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资料》，内蒙古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党史教研组编，1971年8月出版。

（6）李安葆：《关于红军长征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党史资料与研究》1986年第10期。

（7）黄少群：《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到底有多少人》，《党史通讯》1985年第9期。

（8）李安葆、刘录开编著：《女红军长征记》，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9）张廷贵、袁伟：《中国工农红军史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0）赵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沿革》，《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6期。

（1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2）唐洪森：《中央红军长征时期整编工作述评》，《党史纵横》1988年第10期。

（13）张家德：《中央红军一进云南原因初探》，《云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14）张家德：《试论中央红军转进扎西的历史功绩》，《云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

（15）元江：《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未能北渡长江原因初探》，《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7年。

（16）章之骏：《红军突破腊子口和改编陕甘支队的时间考》，《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魏连绪：《陕甘支队何时组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

（18）金松林：《也谈陕甘支队何时组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