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研究综述

高维良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主要有六种观点。

一、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没有准备

叶心瑜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敌人继续向中央根据地腹地推进，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惊慌失措，在战争指导上由单纯的军事保守主义变为逃跑主义，既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又没有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政治动员和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即匆忙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仓促实行战略大转移。

一些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材也沿用了这一传统观点。郑德荣、朱阳主编的《中国革命史教程》认为，长征开始时，党中央领导人把红军的战略转移当作大规模搬家式的行动。出发前既不作长征的准备工作，又不在指战员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二、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有准备

袁征从两个方面论证了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并分析了在史学界长期形成“误解”的原因。

（一）从有关史料分析，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

（1）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指出：“国际六月二十五日来电”，“说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决议》还提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

（2）很多当事人的回忆认为长征前进行了准备。如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于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所以不能完全说成是仓促行事”，“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时任中央组织局局长的李维汉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对他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到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他要李维汉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说：“突围的准备工作从一九三四年五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李德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五至七月的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这个计划经军委讨论并形成决议，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在回忆中说，长征之前，周恩来曾找他和林彪单独谈话，告知他们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

（3）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出版的一些党史书刊也反映出中央红军长征前是有准备的。一九三七年抗日大学和中央党校的讲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论述道，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后，便开始长征的准备。主要表现在扩充红军，兵工厂、被服厂赶制弹药和服装。九月间《红色中华》报上刊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洛甫的文章，说明红军长征的意义与重要性。当国民军猛攻中央苏区，而红军的“准备就绪，接着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便开始了，所以长征是有计划的，决不是被迫无计划的乱窜逃亡”。

（4）港台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共党史的论著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准备的。郭华伦在《中共史论》中写道，五月上旬，中共中央曾举行紧急会议，除检讨“广昌大会战”的教训外，最主要的是决定今后的战略方针。当时所定方针虽强调分散国军兵力，消灭敌人，扭转局势，乃至粉碎“围剿”，“但归根到底还是阻延国军推进，争取时间，扩大红军，准备突围。可见，共党中央关于‘广昌会战’失败后，从五月开始，即已作突围流窜的秘密准备，不过对外不便公开而已”。

（二）从当时准备工作的一些具体方面进行考察，也足以说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

（1）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广昌战役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在红五月进行一次扩大红军突击运动，完成一万四千名的扩红计划。五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五、六、七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红五万人，红五月完成扩红二万七千人的号召。七月七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在关于五、六两月扩红总结中，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六万多人。九月四日，中革军委发布紧急动员令，提出在九月二十七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充实独立营团。由于新兵多，成立了红八军团、红三十四师等新部队。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有一半是新兵。

（2）筹集粮款。红军数量扩大，军粮需要增加。六月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后《红色中华》也发表有关社论。七月，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在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八月上旬，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二十四万担粮食的动员任务基本完成。九月三十日，陈潭秋又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与此同时，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加紧进行。一九三四年春，博古等采取非常措施，把苏维埃政府埋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挖出来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能采购物资。中央机关有关部门还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八月，《红色中华》第二百二十七期报道了六、七月份各地筹款的情况。该报发表署名文章要求坚决完成九、十、十一三个月筹款八十万元的任务。

（3）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的准备。六月，《红色中华》发表社论说，前线军需品的需要，万分迫切。“我们一是要自己大规模的制造弹药武器”，“这些武器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子弹壳、铜、铁、锡、硝等物品”，并列出所需物品的具体数量。红军长征时，广大战士都发到了新的武器弹药和服装等。

（4）军事部署上作了准备。为给中央红军突围创造条件，党中央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以配合中央红军大转移。决定派程子华去领导处境困难的红二十五军，并把它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到敌人后方发动抗日反蒋斗争，牵制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转移开辟道路。九月初，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达成停战协议，这就为红军的转移选好了广东这个突破口。

（5）在组织上，对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部署。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分别由项英、陈毅负责。成立了中共赣南省委和赣南省军区。党中央给江西军区和闽西地区留下一部分红军坚持斗争。毛泽东还在瑞金附近的山上召集政府各部领导人会议，宣布和说明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布置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的善后工作。

（三）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仓促转移”，形成这些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强调保密，没有在群众中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由于李德等人形而上学地对待保密问题，在红军突围转移之前，没有在党和军队内部进行政治动员。对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到何处去？等等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2）由于博古、李德在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独断专横和宗派主义，集体领导被完全取消，军委的一切工作由李德个人包办，以致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不但没有在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张闻天回忆说：“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

（3）同博古、李德等人在战略大转变关头惊慌失措的表现有关。他们一方面准备突围，另一方面又号召“用一切力量继续保卫苏区”，这种矛盾态度正是博古等人惊慌失措的表现。这种表现，加上对战略转移“始终秘而不宣”的做法，就使广大指战员在退出苏区时感到“突然”、“仓促”、“没有准备”。

（4）对遵义会议决议中的某些提法缺乏准确科学的理解，从而引起错觉。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时中央曾犯有“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容易使人得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仓促撤退”之类的结论。王明路线的错误性质是“左”倾，决议却说他是右倾，这是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照顾多数人的觉悟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采取的一种斗争艺术。所谓“逃跑主义”，是就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三阶段而言，也就是红军突围行动的三个月，即突围开始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红军突围前，是根本不存在“逃跑主义”问题的。

三、中央红军在长征前，党中央领导核心早有准备，广大指战员缺乏思想准备

王健英认为，对中央红军长征前有无准备的问题，应当从两方面来认识。历史地全面地看，既有准备又没有准备，从总体上从党中央及军委领导核心来讲，是早有准备的，对广大指战员包括各级干部来说，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一）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核心早有准备。

（1）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是早有酝酿并于一九三四年夏经过中央政治局及军委会议讨论决定的。

第一、中央红军于必要时实行战略转移，早在一九三四年春就开始酝酿。主要表现是：其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期，当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有利时机出现时，毛泽东等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实行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彭德怀也写报告向党中央建议集中兵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威胁京、沪、杭，支援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其二，共产国际及军事总顾问曾主张红军撤退。一九三四年旧历新年刚过不几天，共产国际复电博古，指示红军“应当有相机撤退的应急措施，以避免被全部消灭的可能性”。共产国际还对红军的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局的军事总顾问弗雷德也向中央红军提出了一份详细计划，建议“在一个月之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也要尽可能地攻占长沙”。其三，伍修权回忆说：“一九三四年春，李德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第二，一九三四年夏，党中央常委会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并开始着手准备。伍修权回忆说：“大约在长征开始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广昌战役失败后，政治局和军委的绝大多数委员“原则上都同意突围”，第一季度计划“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写道：“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红军退出江西前，“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将近十万人”。当时任总供给部指导员、支部书记的邱会作说，大约一九三四年六月间，当时的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曾派他“毁灭所有的军械库”。由此可见，约在五月间党中央常委会已经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当是可信的。

（2）八月初，党中央政治局批准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进行直接准备。

《遵义会议决议》写道，当时的党中央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中，明确提出开始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问题。这表明中央政治局最迟在八月间正式讨论并批准了实行战略转移，并开始直接准备工作。李德也说，八月初，政治局和军委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一致认为此时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局委托他草拟八至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经周恩来加工，由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汇报。李维汉也说，他在七八月间知道红军要作战略转移的消息。

长征前的直接准备工作包括五方面的内容。第一，兵员上的准备。一九三四年夏秋掀起扩红热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组建新的部队。第二，物质上的准备。赶制枪弹被服，征集军粮等。第三，军事部署上的准备。命令三支红军先期转移，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对红军主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工作也作了部署。第四，舆论上的准备。七至九月，中央红军以“北上抗日”为基本口号，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党中央关于纪念“八一”的决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宣言等，都把宣传“北上抗日”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做法实际上做了中央红军准备离开中央苏区的思想准备。第五，组织上的准备。为了适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中行军作战的需要，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中革军委命令各军团成立后方部。规定“在各军团内组织野战后方部，凡军团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均包括在内”，并明确“这些后方勤务机关是为军团各部队服务的移动的机关，由军团司令部实现其领导，由军团干部中，任命一后方部长，统一指挥后方机关的工作”，并要求该机关应于十月一日组织好。

（3）长征前准备工作的主要特点。

王健英认为，党中央关于长征前准备工作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是在极其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李德知道。五月，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或者军委主要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八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知道。九月初，才个别向军团首长透露。第二，是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争取决战胜利”的口号下进行的。广大军民包括各级干部，想的做的都是为了争取“决战”的胜利，并不了解同时也在为战略转移进行直接准备。第三，具体准备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个别布置分头进行的，执行者本人当时并不了解战略意图。由于保密极严，准备工作紧密结合当时反“围剿”作战，又是个别布置，分头执行。因此，较长时间的准备，既没有被敌识破，也未为广大军民察觉。

（二）对广大指战员包括各级干部来说，是缺乏思想准备的。

战略转移计划没有经过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始终秘而不宣”，没有在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对各主力红军部队，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出动。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由于不了解战略转移的意义和目的，广大指战员前一段都期望随先遣队之后北上抗日，现在突然向南突围，说是到白区去“实行反攻”，自然觉得“迷惑不解”；由于转移出发前，连师团两级干部都不知道行动意图和转移到何处，多认为是短距离短时间内的行动，部队缺乏长途远征的思想准备；由于直到十月上旬各军团才陆续奉命从前线调至集中地区，移至突围地区已是十月中旬，补充休整时间很短，显然无法进行长距离转移的具体准备，部队也无法获得必要的休息与整顿。因此，许多当年参加长征担任师、团领导职务的人，回忆、长征出发时的情景时说是“没有准备”，“仓促出动”，也是符合实际的。正是由于全军缺乏长征行军的思想准备和具体的物质准备，加上“左”倾领导者不敢令主力军团机动作战打击敌人，结果使部队一路被动挨打。总结长征出发的经验教训，从这方面深刻批判“左”倾领导者转移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也是完全正确的。

四、中央红军在长征前有准备，也有严重失误或错误

顾大全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经历了一个酝酿准备过程，作了各方面的准备；但所作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1）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

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初，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广昌失利后的作战方针时，就讨论了苏区的问题。之后作了军事措施和作战的季度计划，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主力红军退出苏区的指示等。中央红军为转移所作的具体准备是：扩大红军，建立新兵团；筹粮集款；赶造武器弹药，准备各种军需物资；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命令三支部队先期转移，为中央红军的转移作了军事上的策应；在舆论上作了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思想动员。埃德加·斯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在《西行漫记》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多处谈到毛泽东、朱德的有关评述，他们认为突围“计划得十分完备有效”，是“经过长时间筹划”的，“计划周密，很有效能，这种军事之才是红军采取攻势阶段所不曾显过身手的”。

我们有理由说，十月份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成功的，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行动。从广昌战役后，就开始做了政治、军事、经济、思想宣传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

（2）为战略转移所作的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始只准备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找一块立足之地，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更没有想到要到陕北去。因此，从赣、闽开始转移时，一切准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放在“大搬家”上。有关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其中有着严重的失误，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中央红军的转移计划是在少数领导人中进行的，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这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由于强调保密，在五至七月间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三人团处理一切”。三人团中，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而博古、李德又独断专横，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一批与他们意见不同的干部如瞿秋白等，被当成包袱留在根据地。在准备过程中，以安全考虑为由，讨论准备问题时经常限制在博古、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也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对这样重大的转变，没有在干部和指战员中进行解释工作，甚至很多的高级干部如项英、陈毅等，都不了解实行战略转移的真正意图。这样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政治上，不能提高广大指战员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广昌战役失利后，不能及时转变战略方针。“左”倾领导人一方面认识到需要突围转移，另一方面却企图用一切力量来捍卫中央苏区。既开始认识到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打算以发展游击战争，争取战役上大的胜利来改变战局，但仍旧在采取李德的“运动防御和短促突击”，与敌人拚消耗，以延迟敌人向中央苏区中心推进的战略方针。这种矛盾态度，正是“左”倾领导人在战略转变关头惊慌失措、缺乏果断精神的表现，这种矛盾的态度和惊慌失措的表现给红军以很大的损害。

第三，对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如何坚持斗争，只有大致安排，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和较充分的准备。如直到十月八日才给中央分局下《训令》，十日才通知陈毅说主力红军要撤退，对留下的人员没有很好地商量研究。以致造成主力红军一退出，中央苏区顿时陷入紊乱状态的严重后果。

第四，中央红军主力的转移，采取“大搬家”的错误方式。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中，非战斗人员众多，携带了许多辎重，这就使自己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不可能有力地打击敌人。

中央红军在转移过程中存在的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严重失误，导致了转移初期红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亦导致了中央苏区继续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曾景忠认为，对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党中央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筹划准备。其筹划准备大体经历两个阶段。一九三四年五至六月为第一阶段，为战略转移酝酿计划和向共产国际请示阶段；九月至长征开始为第二阶段，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阶段。在长征开始前的半年时间内，中央苏区主要进行了十项具体准备。（一）分途远征，实行战略配合；（二）猛烈扩红，增建新的军团；（三）筹粮借谷，充实军械军需；（四）组织调配，确定干部走留；（五）开展统战，选定南线突破；（六）制订政策，预筹地方工作；（七）政治动员，发扬攻击精神；（八）整理补充，进行军政训练；（九）换防集结，编队布局阵容；（十）安排善后，坚持苏区斗争。在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和失误，主要表现是：首先，未在广大干部和指战员中作充分解释；其次，在战略转移的军事方针上存在“搬家”、“避战”倾向；再次，在战略转移准备过程中，确定干部走留的安排上存在着宗派主义错误。

章克昌认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有准备，有错误，但对有些问题应该具体分析。

（1）关于战略转移前的保密问题。转移问题属于军事秘密，应当保密，古今中外在军事上都是如此，对这一点不应有所非议。但借口保密，不作必要的和充分的政治思想上的宣传和动员则是错误的。

（2）关于战略转移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的问题。当时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七人，而在瑞金的仅有七八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比较困难的。中央红军转移前，已经成立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三人团”，当时起领导作用的主要是“三人团”。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只设立了书记处，没有设立常委。不论是常委，还是政治局、书记处，都可以代表党中央。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书记处批准的”，符合当时党的实际情况，政治局可能没有讨论，也是迫于当时的环境。

（3）关于战略转移中出现问题的责任问题。既然当时中央和红军的重大问题是经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那么，对于战略转移准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书记处就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书记处只有四人，其中项英负责政府工作，洛甫因与博古、李德的意见相左，而被疏远，所以，当时处理一切工作的是“三人团”，而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五、中央红军长征在战略上缺乏充分准备，在战术上作了直接准备

兴宇认为，在遵义会议决议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都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表现了不应有的仓促从事，这是符合实际的。从整体上看，从战略观点上看，是缺乏充分准备的；从具体上讲，从战术观点上看，行军前作了具体的部署、直接的准备。

六、中央红军在长征前虽有所准备，但决断犹豫，出动仓猝

张天荣认为，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分析现有史料，对红军长征的准备问题，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有所准备；二是决断犹豫；三是出动仓猝。

（一）有所准备。

就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广昌战役以后，就曾考虑过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作了某些准备。这从遵义会议决议、李德的《中国纪事》、伍修权的《我的历程》、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程子华、李维汉、张闻天、聂荣臻等人的回忆中都可得到证实。这些史料说明，在广昌战役之后，面对严重的局势，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就酝酿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列入了季度战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作了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二）决断犹豫。

广昌战役后，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虽有撤离苏区的打算，并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但都没有足够的胆略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他们一方面作撤的准备，一方面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央苏区，企图以发展游击战，争取战役上大的胜利来改变战局。因此，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方针，同优势敌人拚消耗。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的，“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这种战略决断上的犹豫、矛盾的状态，在五月至九月党中央、苏区政府和红军的行动中有充分表现。直到九月下旬，才作出十月初突围的决断。

在长达四五个月的时间内，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有撤的战略意图，而无果断的战略战役决断，导致有生力量的损失，这是中央领导人在战略指导上的严重错误。

（三）出动仓猝。

长期以来，人们把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的突围行动是“仓猝的出动”，扩展为整个长征是没有准备的“仓猝转移”、“仓皇逃跑”，这是一种误解。遵义会议决议的批评是有分寸的，仅指实施突围行动的匆忙、突然，而不是指长征的战略准备。所谓“出动仓猝”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因而，党、政、军的高中级干部都不了解转移的战略意图。

第二，军事上必要的准备也非常不够。从军事上考虑，理应在部队出动之前，起码做好三个方面的军事整顿和训练。一是必要的兵力休养；二是转变各级干部的军事战术指导思想；三是对部队应进行运动战和长途行军的临战训练，特别是对新兵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些基本的必需的军事准备，各部队都做得不够。

由于这两方面工作做得不好，使广大指战员对全面撤离苏区的战略转移，缺乏思想准备，缺乏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使突围行动显得匆忙、突然，“惊慌失措”。在这个意义上说，突围行动是仓猝的。

对突围实施过程中的“仓猝”还应作具体分析。从主观上说，这是中革军委领导人在战略性的战役指导方针上的错误造成的。主要是对敌情估计上的错误。当时的军事形势还没有紧张到必须立即全线突围的状况。而且敌人弄不清红军准备突围的战略意图，也不敢长驱直入。此时红军虽然不能在内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但仍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有步骤地进行思想动员和军事整顿及部队的休整，尔后再有步骤地突围。但是，中革军委领导在紧急关头惊慌失措，制定了紧迫的突围计划，加上过分的保密和专断，党、政、军高层领导不明战略意图，而难以主动工作，造成突围行动的“仓猝”。

从客观上说，红军的转移，是在敌强我弱、中央苏区决战取胜无望的危局下，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而战略退却成功的关键在于战役战术行动的高度隐蔽和神速性。对于红军的突围，中革军委尽管在战役指导上存在不少问题，但从八万主力红军突破强敌四面包围，而且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敌人才发现红军主力转移（但不知战略方向）这点来看，应当承认红军的战略性突围基本上是成功的。至于在突围中损失兵力过半，这并非失之于事先缺乏准备，或没有保守秘密，而是失之于撤退过迟，动作笨重缓慢，战役战术缺乏高度的灵活机动，丧失了战略退却中的主动地位。

参考资料

（1）叶心瑜：《遵义会议前后》，《党史通讯》1985年第1期。

（2）郑德荣、朱阳主编：《中国革命史教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袁征：《试论长征的准备》，《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4）王健英：《中央红军长征前的酝酿和准备》，《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8期。

（5）顾大全：《试论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及其失误》，《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10期。

（6）曾景忠：《关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之准备》，《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

（7）章克昌：《略论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争鸣》（南昌）1986年第4期。

（8）兴宇：《红军长征历史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

（9）张天荣：《关于长征准备问题述评》，《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

（10）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